平原是怎么绿了的，满了的，谁也说不上来。

好像昨天还是一片寂寞的灰白，望过去眼睛发木、心就空了的那种灰白一直混沌到天涯；好像今早晨还只有一两粒小草拱破荒漠的地面，怯怯地露出针尖似的绿芽芽，料峭的风一吹又缩回去，远非“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观；好像刚才那啄破蛋壳的鸟儿的羽毛般的树叶儿，还被柔柔的阳光舔着，黄嫩嫩、湿淋淋的抖不开。一转身的工夫，一切全绿了，绿在到处流，在往远处铺，往高里垛。漫长的冬天留下的灰烬、废墟，以及那遍地盐碱屑的残雪，都给这绿轻轻地吞掉了。

一场撼人心魄的绿风暴卷过，可没人注意到。

满眼染着绿，满心漾着绿，这时候在梁邹平原上走，真幸福！

树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它们有千人之众，万人之众，黑压压地呆在远处的河岸上，就那么默默无语地呆着，听不见它们说笑，也听不见它们悲叹，颇似一些承受着重负又无抱怨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有一群从大路上朝这边走来，三一团，五一伙，呼呼啦啦，杂杂沓沓，如同下地割麦子的汉子，好不容易盼来好收成，勤劳的汉子们步子显得急切而又轻快。早有几株树蹲在地头上了，像是有经验的庄稼把式，点燃纸烟，舒徐地吐一口，乳白的烟雾裹住了它们，它们久久地对着金黄的麦田出神，阴郁的脸上慢慢现出亮色。井台旁，天真烂漫的少女似的小树们却只顾忘情地耍闹，你弯腰扯一扯我的裙裾，我扬手拂一拂你的长发，嘻嘻哈哈，前仰后合，透明的阳光叮叮当当飘荡在它们周围，青春的气息又浓了几分。这时，顺着水渠过来数名“醉汉”——它们到底是饮酒而醉还是被麦香熏醉的？——东倒西歪，趔趔趄趄，不出百十米，身后就尾随上一溜儿树秧子——好像是来地里捡麦穗的孩子，一边看热闹，一边拍着小巴掌起哄……

在村里，到处也能见到树们的身影，就在那一家家栅栏门的小院里，在那院子当央或者窗台前或者南墙根儿。它其实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小院的主人是这么看的——是家里爱哼小调的人，虽然有时调子过于低沉，但有了它小院才有生气。他们这样相依为命地度日，谁也离不开谁，如果哪一棵遭了雷击或是砍伐，主人会好多日子很难过，很冷清。大门口一侧的树则仿佛一位大嫂在焦虑地翘首眺望，念叨外出打工的孩子咋还不回返；或者二三个正隔着街打招呼，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而村头那株磨光了皮毛、树干糟出洞穴的老树，是村里年纪最大辈份最高的长者，村人都把它当成老爷爷，它经历过多少风和雨，它已经不轻易发火，它感到了孤独，每天撩着胡须眯着眼看着村子的变迁，回味着早年的事情……

到了盛夏，受了充沛的雨水的滋润，绿在膨胀，平原深陷在无边的绿里。一块一块青纱帐田、稻谷田拥挤着，简直插不下一根别的颜色的针管，广阔的天空却为树们所独有，它们柔软的手帕挥动起来就像大朵大朵的云絮在自由地舒卷，这是它们很抒情的时候；而当它们憋着一股劲使不出，狂躁不已，痛不欲生的时候，万丈巨澜平地掀起，翻江倒海，喷溅翠玉的泡沫拍打天壁，凄厉的涛声如同群狮的怒吼，又恰似隆隆雷霆滚过头顶。如此雄浑、深沉，这平原的粗重的呼吸。满世界只有这一个声音，那丝丝叹息、缕缕哀号都淹没在里面了。这时候平原呈现出一种悲壮的大美，令人敬畏。你看，这尽情地燃烧着生命的绿色烈焰依然熊熊不熄，它们永远不会熄灭，你不能想象它们会熄灭，没有了它们，平原就躺倒在地，倒退到那片死寂，那是多么可怕！

啊，平原，站立着！

可是，谁想得到，这块土地异常的贫瘠，盐碱很重，地下的水苦咸苦咸，好多娇贵的树木都在这儿存活不下去，就是它们，身上也多凸起一个个丑陋的瘤包，或者梢头往往过早地枯干，叶脉里的液汁也比别处的苦涩。但是它们却不逃奔他乡（想趁夜晚开小差的一小帮，进进退退，黎明前又回到了原位），它们祖祖辈辈在这儿繁衍生息，在这儿快乐、忧愁、挣扎、抗争、绝望、希望着，一代一代在这儿根猛往深里扎，去吮吸那苦咸苦咸的养分，这特殊的养分化为它们体内不竭的热血，使它们的骨头变硬。我在一条被冲毁的河岸上见到这样三棵树，它们的根几乎全部裸露出来，一半以上的已经绷断，那剩下的就更加狠命地抓住泥土，像鹰的铁爪，又有点颤抖，甚至不敢喘口气，这样保证着巨大的树冠继续伸向高空，在云里完成它们的绝唱！

平原是树的苦难；

黄土。荒径。枯草。

我独自在墓地盘桓。

明天是清明节，我们兄妹商定趁这个节日给父母立碑。我一路疾驶赶回老家，草草吃过饭，迫不及待去墓地，那里长眠着我的父亲母亲。

在父母坟前默默地蹲了一会儿，我起身，前前后后参看人家的碑石，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

此处属我们村的公墓。记得我们村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平坟运动结束后建起公墓的，最初建在村子西南方向的土岗子上，村干部们想，全村总共不到七百口人，墓地能用多大？可那土岗子不知不觉间占满了，死了人没处埋，只好再建二号公墓。几年功夫，这里又摆了一大片坟头。坟头一个挨一个，简直如同一座村庄，这是另一座村庄，这座村庄与那座袅袅着炊烟的小村形成了遥遥相望的格局。

我不禁钦佩选定这块墓地的人独具慧眼——民间有高人——真是为到“那边”去的人安了个好家。看上去这块地形状不规则，作为农田，因其耕种起来麻烦遭到嫌弃，但它东倚杏花河，蒙了一层薄雾的河水蓝盈盈、清凌凌，日夜流淌，仿佛一支清新悦耳的乐曲。劳累了一辈子，烦恼了一辈子，有一天躺在了这里，头枕着杏花河的碧波，听一听这天籁之声，心境就如水般澄明，粗硬的筋骨也很快舒散开来。但估计死者和生者一样，天天听音乐，时间久了也会腻味的，也希望闹出点别的动静，一条大道恰好从墓地西边绕过，下地的人们，运肥、拉庄稼的车辆一年四季不断，杂沓的脚步、咣咣当当的车轮近了又远，远了又近，把他们的听觉缩短、拉长，拉长、缩短。这已不是当年自己收工回来，人困马乏；不是驮着大捆柴草气喘吁吁一步也不愿再挪动，而完全是与己无关的旁观，甚至是局外人的看热闹，像过年看戏那样的悠闲、快乐……当然也可能划墓地的人并不懂风水，只是从废地利用的角度考虑胡乱定在这儿的。

公墓里十分安静，一丝声音也没有。正是午后两点钟，那边的人还在午休吧——他们到了那边，不像在世时那么为生计忙碌了，保准都养成了午休的习惯——我放轻脚步，别打扰了他们。头顶飘来一朵云彩，婆娑着遮住了墓地，老天也有意。

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不论生前还有多少事没做完——因为生病住院地里攒了一大堆活；猪圈好些日子没垫土了；儿子娶媳妇的新屋还没盖起来，或者女儿的嫁妆还没置齐全……一到那边，都可以撒手不管了。不论有多少忧愁——欠街坊的账快一年了还还不起；粮食能不能吃到下来新麦？种地没有牛不行，一头牛顶个壮劳力，可没钱买；小孙子要读中学，一下得掏一千多，他爹那窝囊废没挣钱的能耐……都可以远远抛开。解脱了，清净了，要不每当你劝那不是腰腿酸胀就是胳膊疼、还下地干活的老人们“你老咋就闲不住？该享享清福了”，对方总是说，享清福？等到了那边再说吧！

但是，当我在一个个坟前站定，逐一打量、注视那高矮不等的墓碑，口里唤着碑上的名字，我才发现我的想法过于单纯和浪漫。

歪倒的荒草把这块自制的水泥板墓碑掩埋，碑文已漫漶不清，但还能辨出“王大梁”三个字。王大梁是我儿时的伙伴，他死那年才三十六岁，两个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都没成人，老婆患风湿性心脏病，半死不活。据说那天他在集上卖豆芽——他生豆芽、卖豆芽，赖以养家糊口——感觉头部疼痛，可豆芽还剩一篓底子，他咬着牙，想撑到将豆芽卖光，卖了豆芽才有钱买年货。不想疼痛越来越厉害，豆大的汗珠直从额上往下滚。王大梁好像有不好的预感，没有顾客的空当儿，他用手掐着太阳穴，忽然跟同伴说起“死”的话题，从别人说到自己，说自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娘仨可咋过啊，少了他这顶梁柱那个家就塌了。就这样，豆芽全部出手他才推起车子奔医院。但已经晚了，集市离乡医院只几百步远，可怜他没走到医院门口，摔倒在地再没爬起来。王大梁死了，他的眼睛却不肯闭上，瞪得圆溜溜的，是他老爹哆哆嗦嗦费力给他合上的。

王大梁坟墓右侧是二旺婶子的坟，这么多年过去，至今村里人们拉闲呱还常拉到，二旺婶子死后嘴一直张着，给她按下，一松手又张开，如是者三。人死后张着嘴是还有挂心事，还有话要嘱咐家人。二旺婶子有啥撂不下的事？二旺婶子十九岁嫁过来，没为老李家生一个儿子，生闺女倒像老绵羊屙粪蛋子一样顺溜，直屙得二旺叔见酒就喝，喝酒就醉，醉了就没轻没重地打女儿们。到末了这个老生闺女，差点被他扔出墙外。二旺婶子却偏为小女儿起名叫小花。小花一天天长高，二旺叔迟迟不送她上学，吃够睁眼瞎亏的二旺婶子为这没少和他打仗，打仗不奏效，干脆自己领着小花去找老师。二旺叔闷着头，自有高招儿：动不动拽小花回来帮他干农活，而且二旺叔看小花的眼神慢慢变得像鹰一样凶狠。出于本能，二旺婶子这时就像老母鸡扎煞开翅膀，保护着战战兢兢的小花。谁知这副翅膀也有折断的时候，而二旺婶子病重这年，上面五个女儿都出嫁了，小花年龄却还小……

于赵氏——于小松他娘的墓碑是木头做的——只是插了一块木片，用墨汁写上死者的名字——这个人命苦得在黄莲汤里泡了一般，早年丈夫于老骡子闯关东一去杳无音信，她又当娘又当爹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那于小松却不争气，懒得虱子爬到脖子根都不捻死，嘴上的功夫却不差，他娘纺一宿线棰子换的钱不够他割四两肉。为娘的心软，实在拿儿子没办法，生了气只会抹着泪，念叨：“娘可不能陪你一辈子……”于赵氏也算寿终正寝，没病没灾活到七十一，可她临终，喉咙却咕隆咕隆，折腾老半天，最后那口气吐不出，也咽不下——儿子三十七八了，还没成家呀……

游离于墓群之外的这座坟的主人叫孙云山，坟小碑矮，酷似他平日瑟缩着的肩膀。这是一个到了那边还遭这边耻笑的人，一个供村人取乐的笑料——他死前攥住媳妇的手哭哭啼啼，始终不放，那样子好像要带她一起走。孙云山年轻时可是风流倜傥，意气风发，天不怕地不怕，他违抗父命，“蹬”了媒婆介绍的对象，自个儿看上邻村一个姑娘。也巧，这个姑娘过门没出十天，他们家地窨坍陷，正在里面存放红薯的公婆双双身亡。族人嚷嚷他们是让这个女人妨死的，这个女人是“丧门星”，打那，老头老婆，还有一帮调皮的孩子，见了这个女人就吐唾沫。回头又笑执迷不悟、从来不动媳妇一指头的孙云山怕婆子、没出息气。这话多半是嘻嘻哈哈随随便便掷过来，起头孙云山也满不在乎地大声回一句国骂：“鸟啊！”后来渐渐声音低了，不言语了，沉默了，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好端端一个铁打的汉子，愣是被沉重的劳作和这轻松的“玩笑”合谋压得腰弯背弓了。不过，孙云山说啥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再不能豁出他衰萎的身躯为媳妇挡挡风雨，哪怕是挡不住……

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影在眼前浮现，我由南往北看下去，心沉得像块铅。这就是我的父老兄弟，活着没过两天好日子，死后有几个得到解脱、清净？有几个不仍甩不掉苦难、痛苦的纠缠？泥土一样朴实善良的人们，即使在九泉之下，又怎能不惦念还在受苦受难的至亲？！

想到这些，我更觉得这里作墓地再合适不过了——肯定是“高人”费尽心思安排使然——西边的大道就是他们和亲人联系的纽带，他们能从大道上知晓村里、家里的事情。尽管那沉重的步履、那悠长的的哀叹令他们坐卧不宁，但他们一时一刻也没停止朝那儿翘望、倾听。而与此同时，东边杏花河不可或缺的作用凸显出来——我猜想，在冥界，虽不像人间的生命这样脆弱，承受力也不是无限量的——当又为家口生活的困顿拧皱眉头，因妻儿老小遇到灾难，帮不上，保佑不了，无计可施的时候，杏花河那叮叮咚咚的流水便轻轻地在耳畔响起，柔柔地荡涤脏腑、大脑以及全身所有器官，他们顷刻忘却了一切……

大道疙疙瘩瘩、弯弯曲曲通向村庄；

从青龙山脚下到黄河南岸这块苍黑色的土地，就是反复出现在我笔下、让我一生也写不完的梁邹平原。

可实际上，我多是凭记忆来描画她的模样，而且这记忆是支离破碎的，或许还是很表象的。有时候我问自己，你认识她吗？我内心的回答迟疑而不肯定。我离开她已经很久，拿我在她怀抱里呆了二十年的短暂经历，怎能面对她的古老、广阔和深邃，在她面前我真正感到了卑微、无力。好在我生活的城市离她并不远，隔段时日，总可找“借口”回来看看她。我乘车越过黄河，徐徐地自北向南（要是有一辆小驴车该多好），我趴在窗口，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她的一景一物，陶醉于那一轴渐次展开的画卷，热热的情怀又撩动得不能自已……

1

不，不要用“她”指代这块土地，“她”字与这块土地还不十分吻合，应该换成“他”——不知怎的，说到这块土地，我眼前就立起一个面色黎黑的北方汉子的形象，他阴郁着脸，身上黑黑的肌块沉默着，显得有点疲惫和苍老。但是他的骨骼却瘦硬而强健，眉宇间透着一股倔劲儿，使你相信他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跌倒了，咬着牙他也要向前爬。而他高了兴，会发出阳光般爽朗、响亮的大笑（我总看到那一排洁白的与他的肤色对比鲜明的牙齿），令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惊。

这种印象肯定带着我的主观色彩，不过你可以到这里来——秋天，草木衰萎、凋零，平原空旷、萧索，秋收结束，大片大片灰暗的泥土裸露出来——哺育了一茬庄稼、被禾根吸走了养分和水分的土地躺在那里喘息，粗重、微弱，好像再也没力气支撑了。地边一半株玉米棵或者茼麻杆，在风中瑟瑟地抖着，风雨洗掉了它们的血色，恰正呼应着河岸上落了一地叶子的树木和沟底残败的芦花。河流和沟渠大都干涸，偶有一截存着水，像混浊的眼睛忧郁地望着天上的云朵。与河岸、沟壑平行或者毫无联系但却在某个地方绾成大疙瘩的土路，布满纷乱的车辙，如同蠕动的毛虫，但无论向哪个方向都把你的目光牵引很远很远，直到模糊为一派苍茫。平原是如此的沉寂、凄清，了无生气。谁能相信，熬过这残酷的冬天，第二年春天南风吹来，平原还会苏醒，地面闪烁星星点点的绿意；继而汹涌绿波漫过田亩，拍打高高的土坎、河堤，哗哗欢笑着在树丛顶端翻卷美丽的浪花？

我却不怀疑平原的战胜死亡、死而复生，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每年我都回故乡过春节，我的故乡是一个距青龙山四五里路的小村庄。我在哥哥嫂子蒸了一笼笼馍馍，煮熟了猪头下货，又烧开油锅炸肉、炸鱼、炸绿豆丸儿（村里人都在忙年，热气腾腾），侄儿偷出爆竹到街上燃放的时候，独自一人来到田野里。我顺着田垅或者废弃了的小道走着，这对我是很难得的享受，我与土地贴得这样近了。我驻足，徘徊，我好像来寻找什么。可是腊月里的平原有什么呢？荒坡上被孩子们烧荒后留下一圈圈草灰；土堰、田埂阴面还存有陈棉絮似的雪渣；说不定哪会儿，铅块一样的冻牛粪和冻牛粪一样的鸟尸硌了脚；那边一座新坟坟头白幡摇晃，散布着死亡的气息……灰黄。苍白。静止。僵死。除了我那粗手笨脚的父老乡亲，没有人还对它抱有幻想。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在深冬的平原抗不住彻骨的寒冷。然而就在我绝望地要返回的时候，忽然隐约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心脏扑扑搏动的声音。我凝神谛听，这声音竟轰鸣如黄河浪涛了。原来这声音就是平原的心跳声。它来自平原深处。这是我的错觉吗？我确信我听到了这声音。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时激动万分：只要心不死就行！果然，这个年假结束，我去向田野辞行，就在一墩枯草根下面发现了拱出来的针尖似的嫩芽，就看到畦畦麦苗儿悄悄脱下破衣烂衫，换上新装，舒展娇柔的身姿……

我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平原！你从每一次的死亡里获得新生，几千年几万年都是这样。

2

我实在找不到多少根据来证明我的梁邹平原多么出众，事实上它也太平常了。不像塞北那样宏阔苍凉，没有江南的滋润灵秀，论肥沃不如八百里秦川，地貌也说不上有特点，从文化角度看又极少可夸耀的古刹和碑林。它就是黄河下游的一块土地，与这里的任何一块土地都区别不开。难怪没人注意到它。好像更不值一写。

但是这不妨碍我的平原上也有一串引人注意而又富有诗意的名字，如青龙山、杏花河、小清河、月河、黛溪……有读者从我的散文里读到“青龙山”、“杏花河”后，询问是不是我为其命名，把它们美化了，没有，这都是它们的真名。

青龙山是梁邹平原最南部的一座山。相传远古时代这里是一片更为广大的平原，五谷丰登，百花吐艳，蜂蝶起舞，翠鸟鸣啭。有一年东海里一只老乌龟沿黄河上溯游玩，迷恋两岸的景色，住下来修炼，千年后成了精。老龟精是个很贪婪的家伙，要人们供奉数量巨大的骡马牛羊任它享用，稍不如意，就发浩淼大水，淹没方圆百里良田。南海观音知道了这事，将她的莲盆宝座化作一条青龙捉拿老龟精。霎时黑云蔽日，风雨大作，小青龙挟带千钧雷电，疾疾奔来，照准老龟精投掷霹雳。可是第一个火球一触老龟精的铁壳又弹了回去，第二个火球在铁壳上跳了两下消失了……直到第七七四十九个火球，才听得咔嚓一声巨响，老龟精的铁壳被劈开。而小青龙也累倒了，落在地上变成了一座山，人们管这座山叫九节青龙山。传说，至今，每当雨雾迷蒙，会看到青龙山的“尾巴”在甩动，但头却依然抬不起来。

关于杏花河的传说里也有一条青龙，但好像是另外一条。说的是这一带十年九旱，大旱之年庄稼颗粒不收，饿死、渴死的人无数。杏花村里有一位叫杏花的姑娘，从小就知道为父母、邻舍分担忧愁。到十八岁，她出落得貌若天仙，前村后村的财主家用马车拉着绫罗绸缎当聘礼，可都被她婉言谢绝。一条小青龙也看上了她，托小蜜蜂作媒向杏花姑娘求婚，杏花姑娘却欣然应允。新婚之夜郎君青龙问新娘：“洞府珠宝千百件，你愿意要……？”新娘不假思索：“我不要金，不要银，愿借龙祖一道水，送到我家乡，解救我的父老乡亲。”小青龙感动得热泪滚滚，淌了一天一夜，便流成了这条人们称之为杏花河的河流。夜深人静时，从杏花河水的流淌声里，就能听见杏花新娘和小青龙那甜蜜的情话儿——人们都这么说。

每个美丽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它们都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但从这里也看出，我的梁邹平原自古就多灾多难。我曾查阅过史学家曲延庆编修的《邹平县志》，在《历年自然灾害》一章，“大旱”、“大涝无收”、“旱，无麦”、“久雨，河决”、“旱灾，人食草根树皮”、“大水没稼”、“雹积尺许”、“蝗虫遍野”、“大雨、雹”、“大风忽起毁屋拔木”、“蝗灾”、“旱，夏粮绝”、“淫雨，瘟疫流行”、“大霜杀麦”、“地震坏民舍”……这类字眼密密麻麻，拂去岁月的烟云，它们就像穿透木板露出锋利的亮尖儿的钉子，扎得我两眼生疼。据统计，这里春旱年际频率高达92%，夏旱年际频率占69%，秋旱年际频率为48%，有时还发生连季旱，更为甚者是连年旱。如果说连季旱连年旱的情况几年一遇不算很多，春旱夏涝或者夏旱秋涝却几乎是一年不落。非旱即涝，旱和涝这两个恶魔轮番蹂躏着平原。风灾、雹灾、霜灾、虫灾则是趁火打劫的行家里手，瞅准机会就在平原干瘪的肌体上撕一块肉，扯一层皮。

目光凝滞于发黄的纸页，我一阵阵晕眩。沉重？哀怜？焦虑？悲愤？我踉跄着跑到平原上，然而该怎样安慰它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平原也无声，沧桑但却平静，好像这里从不曾发生什么，或者什么都无所谓；抓一把泥土，还是温热的，飘着淡淡的芳香。这就是我的平原，今年遭灾看来年，小麦歉收还有大豆，是土地就呼唤种子，该播种的时候它又毅然接过农人的期望……

3

现在，我就站在杏花河河岸上。

这次我是回来看望病重的老父亲的。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庄稼人，土里生土里长，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山西大寨村参观梯田出了一趟远门，此外再没走出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像养育一粒种子、一棵庄稼，养育了他，给了他幸福、欢乐，也让他吃尽了苦头。作为他那一代农民，父亲一辈子贫穷，到老没积攒下什么财富。但是应该说父亲的人生也很了不起，当过互助组长、生产队长、村长，他不但带出了一个粮食亩产过千的“红旗队”，而且从他手上矗起了一座七间北屋的宅院，送出去两名大学生，还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尽管小儿媳妇没要一分钱的彩礼）。完成了 “任务”之后，老年的父亲从面色到身上的气味都越来越接近这块土地，腰也更深地朝土地弯下去。终于前几天他帮我哥赶牛耘地，瘫倒在老牛踩出的深坑旁。

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我脱身出村，去看望久违的平原。平原前不久也遭了难呀！今年是旱涝双灾，先是两个多月没落一滴雨，烈日喷火，灼伤的平原像红鏊子上的煎饼痛苦地扭动；后又降三场大雨，积水深及膝部，浅处也没了脚脖儿。天连阴数日，没生芽的种子沤烂了，幸运出土的秧苗则像呼救的孩子一样挣扎。所幸灾难不是永远的，按乡人的话说老天爷总有睁眼的时候，而只要有喘息的机会，站稳脚根就不再怕什么——也不过十几天的功夫，平原已慢慢缓过来，虽然高粱从泥水里挺起，有的秸杆还歪斜着，玉米孱弱、蜡黄，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棉田里补的苗刚返青，谷子迟迟才露出头……但是它们却抖起了精神，憋足了劲儿，眼瞅着油亮的新叶就抽出来，茎杆争相往上蹿。庄稼棵子挤挤挨挨，推推搡搡，聚而成团，拢而为簇，仿佛就在刹那间整个平原涨高了三尺。站在河岸上，我看到浓稠的绿向远处铺过去铺过去，天地间变得逼仄，大块的云朵被这绿挤到了天边。多么隆盛的场面啊！我张大嘴巴“啊啊”着，脑海里蹦跳着这样一些词汇：壮阔、博大、浑厚、雄健、饱满、健康、众多、势不可挡、无与伦比……随即，乡间年集上、广场上、戏台子下那万头攒动的情景在心屏映现、叠印，同时胸口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着，而又那么痛快淋漓……

天接近正午，农人都已收工，一声懒懒的牛哞也听不见了，惟有身边的杏花河河水在平缓地涌动，像一匹抖开的米黄中揉进少许蛋青的锦缎。一盏盏水泡擦过水草破灭，发出丝丝细微的声响（可惜白天杏花新娘和小青龙去忙生产，顾不上说话儿，或者那情话儿被凡尘的吵闹声盖住了）。我背着水流走下河岸，来到田里，来到密丛丛的庄稼中间。股股热浪扑向我，立刻将我感染成了一棵玉米。我的脚、腿都绿了，头发绿了，成了它们中的一员，这时候我听到了它们絮絮的低语，甜蜜的笑，清脆的歌声，还有激扬的欢呼，声嘶力竭的叫喊……静静的平原其实是一个喧腾的世界，是无边的生命的乐园。在这里，每个生命个体都处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状态，身上都洋溢着蓬勃的野性和迷人的青春气。也许这些快乐的孩子已完全忘记了昨日的浩劫，她们透明鲜亮的心灵并未留下任何阴影；也许正是那刻骨铭心的浩劫使她们更加热爱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命，把生命推向极致。

如沸如燃的六月的平原啊……

4

我觉得我与平原不可离分了，至少精神上是这样。无论在平原腹地，被庄稼们呼啦啦簇拥着，它们的叶子扯紧我的衣袂，牵住我的手；抑或一个人孤独地踯蹰在城市街头，四周有坚硬冰冷的钢筋水泥的阻隔，浓郁的泥土味、庄稼棵子味都不会从我的嗅觉和记忆里消散。好像这里面还裹进了农人的汗味、骡马皮毛被汗水浸湿的那种味儿。成年累月侍弄土地、与庄稼棵子厮磨在一起的农人——他们站在高粱地里就是一株株高粱，蹲下是一堆土坷垃——锄地或者施肥时呼哧呼哧地粗喘，大汗淋淋。骡马也是这块土地上的生灵，是农人的好伙伴，有人的地方是少不了它们的。

这热烘烘的气息的包围、熏染，使西装革履包不住我骨头里的土腥气，至今我还保留着许多乡下人的生活习惯与习性，我写作时常常使用家乡的土话。我因此遭到嘲笑，甚至刚吃了几天城里饭、父母仍在庄稼地里滚的人也嘲笑我。不过我也嘲笑他们，因为他们嘲笑我就是嘲笑我的平原，嘲笑我不要紧，嘲笑我的平原，我就不能不笑他们浅薄。

我的平原是贫贱的吗？不是。农历八九月，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的漫长的孕育，经过了风吹雨淋、露浸霜打，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绿豆、芝麻、晚稻、红麻、棉花以及苹果、梨、枣、山楂、柿子……都成熟了，都捧出累累硕果。辽阔的平原到处堆金垛银，那融融辉光映亮天宇，映亮了农人的脸庞。谁会有这么多的金子银子？谁能这般豪华，这般气派？只有平原。那是一种谁看了都艳羡的丰足、殷实，那是一种大富贵，大善大美。这个时候，我贫瘠寒微的平原真正获得了尊严，就是原先瞧不起它的人也不能不刮目相看。但是，它又不同于皇宫王府的珠光宝气的奢华，更不是小家碧玉穿金戴银的显摆，不，它丝毫没有炫耀之意，它不要彩旗，不要礼花，连华丽的地毯也不要（顶多衣襟上缀了点点朴素的小野花）。它本身的金和银也不是多么耀眼，你仔细看还会发现，那玉米的金棒是包在一层干枯的皮里的；谷子的金穗和它枯黄了的叶子的颜色差不多；大豆、芝麻的金粒儿藏在厚壳里，那金粒儿饱满了，润泽了，那壳儿则干瘪了，丑陋了；棉花也如此，开过几喷银白、鲜艳的花朵，不但叶子失去光泽，枝条也渐渐萎缩，瘦下来……而且，也许是拼竭了力气，也许因为成熟了，它们都不再像青春时期那样来一阵风就载歌载舞或者吵嚷半天，那天真烂漫里不免带点儿轻狂；也不像到了“中年”，粗大的骨节透出凛凛的傲然之气（我的平原低微却不乏血性），它们谦卑地低垂着头颅，沉默不语——如果是人，它们应该是把喜悦深深埋在心底，外表静如秋水的那一类，是不会说不会道、特别朴实厚道的那一类，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那一类——浩瀚的平原就这样没有喧闹声、喜庆声，浑朴、凝重如泥土。可是这难道不是更为高贵的自尊？谁不在这份自尊面前肃然起敬！

我最喜欢这时候到平原上来，细细地感觉这平静后面的不平静，这沉入甜蜜心境的苦涩酸辛的回忆；感觉我的平原瘦弱躯体里不竭的热情和永恒的力量，胸腔便鼓荡起自豪感，在城市鄙视下的自卑荡然无存（我也是来寻找“底气”的呀）。可是，当我长久地在庄稼对面伫立，我多想一棵棵地扶直它们，但我做不到，我的手一松，它们立刻恢复了原样（是那果实过于沉重还是有别的原因？）；有的根本就无法扶——它们已经跌倒在地了，仍艰难地擎着那金焰穗子（这些庄稼在某次遭灾时被打折，着地的部位又生了根）；另外一些通体疙疙瘩瘩（那是与病虫害搏斗的记载），梢头的疮痂却还很“嫩”，我不忍触摸；替它们大喊一声吧，它们又总以沉默的眼神制止我……这就是它们，它们就是平原的形象，它们就是平原的魂！我简直不敢正视它们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下，如何不来这儿看一看？只是如今我很少还能来成，平原已开始“拒绝”我——这是平原上最繁忙的季节，村子里没有一个闲人，从十来岁的孩子到七八十的老人都在坡里抢收庄稼，一年的血汗凝结的收成到了手，那个从冰封的冬天就萌发的梦才算圆了，他们的腰杆才挺而硬。我正当壮年却都早早落下腰疼腿疼病的哥哥嫂子天不亮就下地，星星满天还不收工，累得混在谷个子堆里或者在玉米秸捆儿上一歪就呼呼睡去（光阴和命运也在收割他们吗），这样他们也不对我叫一声苦，不让我去帮一把，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亲兄弟当成了尊贵的城里人、客人；我怎好再来“赏景”，来旁观他们牛马般的劳作！我只能借出差的机会从平原上走一遭，任它芳香的彩浪柔柔地拍打我的车轮；如果没有出发的机会，我就登上四楼阳台，呆呆地遥望它模糊的面影……

5

我的平原就是这样无声地屹立（是“屹立”！）在那儿。你能说它很美？可是，你能说它不美？

不管它美还是不美，不管它稻谷飘香还是荒歉年景，也不管它洒满阳光还是被风雨击打、被霜雪掳掠过，我都无法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它的儿子，它是我的根。

如果可能，我愿意一辈子在平原上行走（这对我是怎样的奢求啊），用脚掌、用目光去抚摸它每一寸干涩、粗糙的肌肤。那土路、田径、荒坟、枯井、瓜棚、水车、泥塘、古桥……我永远亲不够；庄稼、树木和杂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的情绪也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老牛拉着铧犁，拖着疲乏的腿脚，农人佝偻着腰，肩荷重负从我眼前走过，我背上也压了块石头；麦垛和黄泥屋的柔和的轮廓在远处隐现，花瓣上的露珠和窗玻璃上的红霞点燃了我的眸子，我都一样地不能忘怀，然后我会像它上空的鸟儿一样，或婉转，或尖锐，或欢快或悲怆地鸣叫不停。

我知道，不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已是大不孝，就让我做一个歌者，为平原父亲泣血而歌。

但愿我的歌像一缕清风拂去平原苍苍脸颊上的灰尘，像一脉溪流在他古老的心里荡起道道波纹，也如同一杯热酒，烧得他脉管鼓胀、狂躁不已……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一如上回，铁匠炉支在了于长青宅子外东山墙下。

还是那三个人，六十来岁的老头，他是掌钳的师傅，上锅腰，脸、额头上一层黑麻点儿——常年累月火星儿往上迸所致；他的儿子，一个少言寡语，只会哼哧哼哧抡大锤的铁塔汉子，人们都叫他大憨；大憨的小妹枣花，十六七岁，俊模俊样，只是两腮锈红太重，身板也过于茁壮，她管拉风箱。

这是个铁匠世家，祖祖辈辈靠打铁为生，到他们这里不知是第多少代了，家就住在龙头山那边的大李村，离这儿六七里路。在“割尾巴”的年代，因为家里仅有一堆废铁，穷得叮当响，铁匠炉幸存下来，断断续续生火冒烟；又因仍穷得发红发紫，被准许串乡“为人民服务”。他们每年麦收、秋收前都到我们村“下乡”，中间也常插两回。早晨天还灰蒙蒙的来到，烧完一小推车煤，晚上回去，如活多，第二天再来。

于长青的东山墙下是生产队长派活的地方，上午、下午老槐树上的大钟敲过，社员们都来站一站，领了活走。另外还是“交通要道”，其他生产队下地也由此经过，信息捎过来捎过去。老铁匠肯定经过“地形侦查”才选定这里的。

往往，社员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来领活的时候，发现了已经盘好炉灶、点着火的铁匠铺，不觉喜出望外，立刻踅回头，回家去拿用坏了的锄镰锨镢等家什。有的拿来一件，有的提来一篮子，都扔在一边，等从坡里收了工，来取新的就是。

成熟的庄稼的香味在田野里弥漫，大团大团地涌向村庄，村子里骚动起来，不要说壮劳力们脉管鼓胀，渴望拼杀一场，就连那些平常不下地的老人、孩子也再坐不住，开始做着收割的准备。这翻滚、飘散的香味同样撩拨着铁匠炉的火苗儿，它一蹿一蹿，一蹿拃许。很快，埋在炭火里的铁烧得通红，老铁匠持一把长钳夹到铁砧上，右手里的小锤刚发出“当”的一声，儿子大憨的大锤应声砸下来，四溅的火花迸出老远，吓得周围的人慌忙跳开。而砧子跟前这一老一少，却不在乎那纷纷的火星儿，并不是他们扎着羊皮围裙，系着羊皮裹脚，而是铁实在是需要趁热打，一分一秒耽误不得。老铁匠的小锤叫响锤，是指挥棒，他敲哪里大锤砸哪里。小锤叮叮当当，大锤铿铿锵锵，一阵天衣无缝的合奏，铁也凉了，一件器具也打成了，然后浸入水中淬火，“滋”的一声，算是画上句号。

另一件又已烧好。这是一只镰刀，老铁匠在往炭火里埋时注意看过——对每一件要回炉的铁器他都仔细瞅瞅，在心里琢磨怎么对付它——这只镰刀正是他上次来时打制的，当时那刀片又宽又薄，主人用它砍过多少柴草？才两个月工夫，它就变成了一弯又窄又厚的小月牙，就被土地“吃”光了。老铁匠叹口气，他找了一块好钢，也埋进火堆，嘴里还咕哝着：“得加点钢，没有钢不行。”现在这只镰刀加上了钢，它又锋利如初了，老铁匠的嘴角出现了一丝笑纹。完成一件作品时他脸上的表情就这样。

铁匠和锡壶匠不同，打锡壶的砧子充其量有拳头大小，多数时候随便一块小圆铁就可当砧子用，锤子更是袖珍到了极致，敲起来鸡啄米一般。熟练的锡壶匠打制锡壶就像闹着玩儿，边说笑边做活儿。铁匠这里就粗笨多了，他们的风箱简直像一堵厚厚的墙，砧子如同千年老龟的背，“伙计”的锤子是那种大榔头，这种大锤得抡圆了才好看。铁匠活耗力气，刚打了三五件铁器，大憨身上就冒汗了，他干脆剥下上衣，光着膀子干。这真是一副好体格，胸大肌高高凸起，肱二头肌、三角肌是一块一块的大疙瘩，这排排大疙瘩在他抡大锤时是那么灵活地滚动，仿佛里面嵌了钢珠儿；外面闪着油光，蒙着一片黄晕，又多了一分美感。大憨有的是力气，靠力气吃饭的人嘛，有一句话叫“打铁需得自身硬”，好像说的就是大憨。他饭量也大，一顿吃半锅干饭。累了，咕咚咕咚喝一大碗凉开水，力气又鼓满臂膀。不过打一上午，中间他还是要歇一次的，他蹲在老槐树底下抹腋窝的汗，甩那两根特别长的胳膊，结了厚厚硬茧的大手一遍遍揉发木的膀子。这时枣花就上阵了，枣花的差事其实也不轻松，那风箱杆重且涩，一般十几岁的孩子都拉不动，可她抱着木柄往后仰，拉出很长，然后身子往前趴，前胸顶着木柄把它送到底——她用上了全身的力量。但是是心疼哥哥，还是觉得一个铁匠的女儿是应该能抡大锤的，看到哥哥粗气大喘撑不住了，枣花就过来替哥哥抡两下。枣花抡锤的时候嘴里总是“嗨嗨”地喊，锤抡得越猛，喊声越高，好像这喊声能为她鼓劲儿。那带点野性的喊声很好听，路人听见就驻了足，而这一来，枣花的喊声会更高。

炉火不息，铁锤就不停地敲，这就好像是他的命，老铁匠除了打两个铁件，到风口擦擦烂红的眼，弓着腰呕心似的咳嗽、吐一摊痰，一上午不歇歇手。而且他十分投入，他干活时一句话不说，只任手里的响锤叮叮当当，好像他全身心陶醉在了这支锤乐中。他的工作也从来不要别人代替，有时候，一旁的人听着这支锤乐，看着那钢铁的舞蹈，出了神，进而两手发痒，想过来敲打敲打，都叫他推开。就是他的儿子这时也不能摸他的响锤，他对儿子的功夫还信不过，儿子当兵回来，打铁才有几年？他十三四岁，还没有锤把高，就给父亲当帮手，一直到四十多岁，父亲老了，他才熬成了掌钳师傅。这之前，父亲给他讲夹钢的窍门儿，调刃儿时要他留心，粗活也让他试试，但外出干细活还是不把响锤交给他。如今他也是这样，他对儿子说，你要当一个好铁匠，就得先老老实实地抡大锤，别看打铁是力气活，里面有学问哩。马虎不得，马虎不得，祖传的手艺不能断在你手里哩！

傍晌午，枣花到于长青家要一桶水，淘了小米、绿豆倒进锅里，把锅坐在炉子上，擦擦手，照忙不误。等干饭做好了，老铁匠封住炉，枣花端下饭锅，大憨捡来一摞半头砖当座位，爷仨在于长青家的大门过道里吃饭。有时于长青老婆会提来马扎或端一碗菜来。他们和于长青家关系处得很好，于长青家打把刀、接接担杖钩什么的是不收钱的。有一回他们还专门打了一只铁环送给于长青的小儿子，于小猛把青秫秫秸折成“推子”，满街上滚铁环，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羡慕得跟在他屁股后面跑。

刚坐下，就有人在背后喊大憨的名字——人们陆续来订活、来算账了。订活的带着旧农具或者一两块废铁，算账的也带着废铁来——用废铁顶钱（很少有支现钱的），乡人习惯这样。大憨扒一口干饭，收下一份。这个走了那个来，大憨的这顿饭被切割得零二八碎。好歹还有枣花，枣花还没吃饱，就把哥哥换了下来。她也学着哥哥的样子，接过废铁，两块对着一敲，掂一掂，再放进荆条篓子。

饭后，炭火噼噼叭叭捅开，老铁匠、大憨往手心吐口唾沫，攥紧了锤把。接下来的这一段是十分精彩的，简直可以当艺术表演来欣赏。这时候，一是他们经过短暂的午休养足了精神；二是村人出工前聚向这里，都来围观，这很重要，有围观的打得才有劲儿。看吧，老铁匠稳稳地站在砧子前，沉默不语，眼皮也不抬一抬，好像根本没看见周围的人，好像他眼里只有炉里的铁（但他脖子上的青筋却绷紧了，呼吸屏住了）。他对面，大憨那架势就如同一个要跳出战壕的勇士。少顷，烧得发了白、淌着火水的铁块被老铁匠迅疾敏捷而又从容不迫地夹上砧顶，而几乎与他那“定音锤”响起的同时，飞来了大憨的大榔头。大憨耍的是那种“满月锤”，甩开膀子，“嗖嗖”生风地抡圆，抡出了花，却又砸得那么准，锤锤夯在“要害”处。随着锻打，老铁匠不断移动、翻转铁块，每翻一遍都变换一种形状，像揉面一样，紧揉慢揉，越揉越劲道。眼看揉成团了，却又拉成了条儿，或者把砸扁了的板儿，折叠为四四方方的“盒子”，随心所欲，叫人惊讶那坚硬无比的铁在他们手里竟是这般柔软。待这件器具毛坯基本形成，老铁匠的响锤往砧侧一敲，大憨改成弓步半锤，锤只举至肩头，但节奏加快了，锤点密实了。老铁匠的响锤又作出示意，大憨最后用上了点锤，锤距砧子顶多半尺，锤落如雨，这样砸出的铁器表面平整、光滑得像用手抚过。铁匠们尽情地展演着自己的绝技，十八般武艺都拿出来，钢锨、蹼镢、伸锄，包括制锄裤、锄钩，甚至见火时刀刃一见水迅速拿出，还是整个儿铁件浸在水里这类技术性很强的环节，都在众人眼皮底下做，他们不怕别人偷了艺去，铁匠的艺没人偷，打铁是世间最苦最累的行当，谁愿意吃这碗饭！

这时候也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候。

大人们看一会儿，心满意足、啧啧赞叹着下地干活去了，小孩子们却还围着铁匠铺不散，铁匠来打铁这一天是我们的节日。

也有一个大人，准确说是一个小伙儿，比小孩子们更迷恋铁匠铺。铁匠们来的时候，他总是赖上队长，央求分派他到饲养棚——饲养棚和于长青家宅子隔着一条路——去铡草或者起圈、垫土。他时不时从饲养棚遛过来看打铁，抢过大憨的榔头抡一通，更乐于帮枣花拉风箱，中午回家吞两口凉干粮就跑来张罗着收废铁，俨然是铁匠铺里的人。直到太阳落山，铁匠们拆了炉，装好车，大憨推，枣花拉，爷仨离开我们村，过了老石桥，他还站在原地，怅然地望枣花远去的背影。

这个人小名叫铁蛋，王老三的儿子。王老三早年赶马车，从青龙山往县城运石头，不料车闸失灵，连车带人翻进山沟，没了命。三奶奶吃糠咽菜拉扯着他，可到十五岁，老娘也患脑瘤撒手西去。这时候，铁蛋就真像一个铁蛋到处“滚”了，队里分的粮食少，不够吃，他这家混一顿那家混一顿；草屋漏雨，他这个瓜棚宿一晚那个瓜棚宿一晚。铁蛋不缺心眼儿，一天天长大，夜里睡不着，他就想，我这个铁蛋到底要滚到哪里去呢?

后来，铁蛋认老铁匠当干爹。

后来，铁蛋(倒插门)娶了枣花做媳妇。

一

往里走了几步，天色就暗下来。路也变得狭窄，就像一条淤塞的河道。同时闻到发霉的气味，一阵浓一阵淡，空气很污浊。我屏住呼吸往前走，好歹，离婶子家很近了。

这条胡同里还有婶子一户人家。中温大爷嫌老宅天井小，在村头生产队废弃的打麦场上盖了新房。登常哥的儿子在县城上班，孙子从一落地到读初中都要人照看，登常哥和老伴也习惯了住儿子那里。广德奶奶去世后，大门被一条白纸封住，好像就再没打开过。赵老五在南方打工，一去不返，锁锈成了铁疙瘩，可惜了那座二层小楼……婶子家北面胡同头上一家，是登望。登望的姐夫在村里当支部书记，登望翻盖北屋，地基向西扩出两米多，把胡同占为己有，这样胡同就被截断了，他的大门则建在了宅院东北角，朝北开，面向大街——他离开了这条胡同。

那年我回老家，听说婶子正为这事找村干部评理，因为这等于堵了她家的路，还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但早年叔叔患精神病，不被当一个人看，虽说他已去世多年，村人歧视的目光却仍压得那么低，个头高大的堂弟也没能顶起这个家。可想婶子能找出什么结果，书记说他小舅子占胡同是按新村规划来的（也许真有这么一个规划），一句话就把婶子挡在门外。知道我回来，婶子很希望我出面替她出口气，她以为我是吃“皇粮”的。她眼里含着泪，几乎是乞求我。我的心拧绞着，我不敢看婶子的眼睛。但我清楚一个文人在那帮人的天秤上有多重，他们过年过节都到我居住的城市看望村里一个当了局长的年轻人，路过我家门，却从没到我家坐过。当然从内心说我也看不起他们，就是在本村街上相遇，我也缺少接他们话茬的兴趣。我没有照婶子的愿望去做，没有帮她打通那道权力和野蛮筑成的墙，自此，她出门就不能往北走了，她家的天地少了一面。

在乡村，这种走不通的胡同叫死胡同。

二

小胡同的早晨好像总是从这眼水井开始。天刚蒙蒙亮，汉子们要出工，出工前，得先来挑水，把水缸挑满，主妇这一天就无忧无虑了。担杖钩子摇晃水桶的声音，水桶碰井口石沿的声音，水面被水桶“荡”得哗哗响的声音，以及担着水走和空着桶来的人的相互问候，闹醒小胡同。一个儿童背着书包上学，他是以井上的音响为闹钟的，这个儿童就是当年的我。

水井在登常哥家门口的一侧，这里有一块凹进去的空地，砌了井台，用的全是青龙山上的大青石，平整又不至于打滑，但仍被祖祖辈辈的脚掌磨得发了亮。这口井的水碧绿澄净，刷水缸的时候，缸底只几颗细细的沙粒儿。都说它是村里最好的一口井，这并无科学证据，但有一点却是确实的：有一年大旱，村里东西南北各个角落的井都枯了，唯独这口井里水还不见少。这成为我们胡同引为骄傲的事。

别的胡同的人也来挑水，甚至大街以北的人也来，但这多是小伙子，奇怪的是他们多半是晌午头来。晌午头，登常哥大门前有一块阴凉地，姑娘们凑在一起做针线活，有说有笑，大概这就是“磁场”。这帮姑娘中有一个叫梨花的，眉眼俊秀，体态丰盈，两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垂到腰间。天天在坡里干活，太阳却晒不黑她红里透白的肌肤；薅草拔禾，细嫩的手也磨不糙。村里好几个小伙子暗恋着她，中午以挑水为由看她一眼，胆大的放下水桶过来搭讪，粘着不走。梨花姐姐也明白这些帅气小伙的心思，可是她却嫁给了一个黑牛粪一样的汉子，正应了那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话。“黑”在乡村不是贬义词，问题是他的黑并非来自阳光，他在城里蹲办公室，与阳光隔着一道墙。懂了点世事的我很为梨花姐姐惋惜，可大人们却都说这桩婚姻美满，羡慕她有福气。梨花姐姐哭过两回，不久就又笑成了一树梨花，并且一口气为他生了三个小黑猪崽一样的胖娃。

嫁闺女，娶媳妇，再就是淘井，这可说是小胡同里的节日。水井两三年淘一回，不淘泉子不旺。年纪大的长辈商定了淘井的日子，这天，吃过午饭，全胡同的人，男男女女，都聚在井台子周围。井口上搭起木架，顶端装上滑轮。铁塔汉子顶子叔往腿上搓两把白酒，下井挖淤泥，其他人在上面等候。“上——”井下传出吆喝声，人们忙用齐了力拉动绳索，一筐淤泥被吊上来。“下——”上面的人大声喊，随着滑轮一阵哗啦啦响，空筐又系到井里。“上——”“下——”，两只筐倒替着进出井口，隆隆的脚步滚动如雷。顶子叔在井下撑不住了，山子叔又下去换他，墩子哥已做好“接班”的准备。一筐筐淤泥倒在井台旁边，老人和孩子们拿着棍子扒开，“哟，一枝玉簪！”——这是登常嫂去年打水掉下去的。“嗬，赵宗宝的钢笔！”——当时宗宝叔捞了三四个晌午头也没捞上来……一件一件，谁丢的归谁，这些丢失的“宝贝”重新回到主人手里，自是又有一份欢喜。而淘完井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的心情还清亮亮的，水格外甜不用说，大家见了面脸上都挂着笑，就连为了争自留地地边打仗的中树大娘和广财奶奶，从一前一后拉滑轮那天起言归于好了。

然而现在，这口井却废了。县里一家私营企业，制造大量含有重金属和化合物的污水，汩汩地往河里排，往地下注，方圆百里水被污染，人们不得不花钱买从远处运来的桶装水吃。“这不是富人发财，让咱穷人买单吗？”怨声载道。但这怨声太微弱了，传不到县长耳朵里，或者县长听而不闻，总之污水照排不误。井水不能吃，当然也就不再淘井，眼睁睁看着这口井一天天淤死。井口上压了一块石板，井台子成了堆放柴草的地方。这堆柴草好像也没人来取（如今做饭、取暖都不烧这个了），且越垛越高，从外面看底部落了厚厚的碎屑，里面恐怕早已腐烂成泥。

我路过水井，突然听到一声闷声闷气的长叹。附近并没有人呀，这叹息从哪里来？难道是这口沉寂的水井发出来的？

三

村子里有好多条胡同，但它们不是我的，我在那些胡同里被大孩子打破过头，伤痕和恐惧感都很深。而在我们这条胡同，我却仿佛一只小船漂荡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自由自在。

下午放了学，我冲出学校大门，飞也似地穿过一条条胡同，跑到我们胡同口，才放慢脚步。

阳光已从墙壁爬上屋脊，胡同地面呈现暗红色，像一张涂了颜色的彩纸。我一个人趴在上面，拿一截树枝子，在这张彩纸上写字、画小人。我能画到暗红色里掺进灰色。我从小喜欢独处，耐得住寂寞，我是个孤僻的孩子——多少年来，这片暗红色嵌在我的脑海，是我记忆的底色。

少不了到奶奶家（就是现在的婶子家）打个逛，奶奶总是跟那群鸡说话，絮絮叨叨，她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无趣地离开。

赵家爷爷还坐在胡同中段、他家门前的石头上，一动不动。

这个老头儿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这个架子好像镀了铜。他一年前就不能下地劳作，不能再接受烈日的暴晒，可是脸、身子都没有变白，似乎阳光沉积下来的黑色素太多太多，短时间内无法祛除，或者它们已经浇铸在他的体内，永远不能改变。他一个人无声地坐在这里，闭着眼睛，气息微弱，仿佛睡着了，但偶尔爆发的吭吭的剧烈咳嗽，还透露出早年这是个烈性汉子。赵家爷爷的“凶”在全村都数得着，女人们习惯拿他的名字吓唬孩子，一说他来了，正哭闹的孩子立刻噤声。但没有让人把他当坏蛋看，反而留下美名的是他干起活来也凶，锄高粱地，砍玉米棵，他光着膀子，嗷嗷叫着，挥锄抡锨，横冲直撞，像一头凶猛的豹子，所向披靡。

他是胡同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了，他那一代人一个个地都“走”了。从泥土里来，在泥土里滚成一块土坷垃，又化为泥土。这条胡同就是在他这代人的手上兴旺起来的，一座一座宅院连成片，向南、向北各延伸出一段。“走西口”回来的六爷，没用两年，在原来一个闲园子里盖起五间北屋，拉一圈院墙，有了自己的家。中兴大爷完成了父辈的梦想，把小柴门改成了大车门，宽宽敞敞，大马车都能赶进去。

我蹑手蹑脚从赵家爷爷身边绕过去，可是每次绕过后，我又忍不住好奇地回头看他——现在想来，那绝不是点缀胡同的一块皱、瘦、漏、透的太湖石，那是耸立在胡同里的一座纪念碑！

我真后悔没有在他面前停下来，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孤独和痛苦，体会不到一头在田野里奔走一生，老来却无力下田耕作的老牛的悲哀。我有所注意，坐在这里的赵家爷爷，对我们小孩子是闭着眼默不作声的，而有大人经过，他却又“活”了过来，含糊不清地问地里的庄稼熟了没有，继而瞪圆了两眼，挣扎、叫喊，要求再派给他活，骂儿子不扶他下地。可是农忙时节，谁有空闲和耐心安慰他？只有那根拐棍在墙根忠实地陪伴他。闹腾半天，情绪渐渐平静，用回味、咀嚼以往在田野里拼杀的畅快来打发时光，一点点地忍受胡同里寂寥的煎熬。等到广财奶奶背着一捆柴回来，中瑞大爷推着草车子回来，王瘸子一拐一拐地赶着牲口回来（这是大伙儿收工的先头），胡同里牛、马、羊、猪的合唱奏响序曲，他又开始狂躁、吵闹、大骂，不过这时他是骂他自己，骂自己这一天白活了，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大东洼的红高粱一茬接一茬，小胡同里后继有人。赵家爷爷他们的身影隐于胡同深处，顶子叔这一代又出挑了一个个好汉。高粱棵子在风中晃动，大东洼弥漫着一派阳刚之气；汉子们从小胡同走出来，脚下卷起一股雄风，他们个个强壮如牛，个个是顶呱呱的庄稼把式……

四

屋山墙从中间往下表皮大片大片脱落，露出一层一层的黄泥土坯。上半截残存的白灰墙，像一块被烧毁、边缘参差破碎的幕布垂挂下来——画家把油彩调好，蘸上油画刀，唰唰几下，就出了这个效果。又加入些许熟褐，用刀尖在画布右上角斜着往下勾了一笔，使墙上那条裂缝豁然在目。他退到远处端详，再走过来，随意往上点油彩，并不抹平，油彩就那么厚厚地堆着，却明显增强了破败墙壁的质感。在我印象中，油画笔触是粗放的，这次我改变了旧有的看法，你瞧，红砖门把子上岁月之虫咬噬出的小洞和门槛朽烂的痕迹，画家都通过调配不同颜色，把它们表现得非常逼真。“运用色彩的高手！”我赞叹。他不以为然地一笑。我也清楚这不是他的代表作，这幅画比起他的其他作品色彩并不丰富，它的主调是发暗的土黄色，恍一看就像一堆黄泥，只有天空是靛蓝加白色调出来的明丽。

这是实写我的旧居的一幅油画——近年我深深思念故乡，受杨朔启发，想请一位画家依据照片画出我的旧居，挂在墙上，天天看。画家王黎明先生刚刚获了巴黎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金奖，我便“瞄”上了他。

经了名家之手，描摹我旧居的这幅油画，实际已成为一幅再现乡村凋敝面貌（也可说是古村落的一个缩影）的艺术作品。市里正搞《记住乡愁》的画展，特意要去，在色彩纷呈、争奇斗艳的展厅里展览一周。

闲暇时我便瞅这幅画，伫立在它面前，我却不是在作一般的艺术欣赏，而是像看到离别三十多年、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亲人，亲切，又心疼。有一天深夜睡不着，爬起来看它，望着那老态龙钟的土屋，那门框上发了白的对联，我眼里不知不觉蓄满泪水。其实，这还不是我家宅院最后的状貌，哥哥另立门户，姐姐妹妹们陆续出嫁，母亲、父亲先后去世，没人住的宅院没了生气，雨浸雪压，北屋屋顶塌了一角，墙壁跟着坍圮，院墙的一头也断开一个缺口。但这个沦为废园子的旧宅院对我的意义却丝毫没有减少，只要回故乡，别的不做，我第一件事是从缺口进去，在里面呆半天。一院子杂草，半人多高，蓬蓬勃勃，恣意蔓延，显然这里已被它们主宰；葛藤也不示弱，由着性儿疯长乱爬，打结织网，叫你下不去脚，迈不动腿（院子里那棵正值壮年的枣树却死了，据说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春天，万物生发，它却没再抽芽）。我依次走进小南屋、饭棚、茅房，窗台上的灰尘全面覆盖了旧报纸、旧书；电灯线结了比它还长的蛛网。我不敢喘气，近于窒息，但我却迟迟不肯离去。而后来我再来旧宅院，发现哥哥为了防止别人乱进，在缺口挡上了一捆荆棘。我再不能到里面摸摸那一草一木，嗅一嗅那尘土的气息，我只能踮起脚，仰疼脖颈，向里张望，久久注视北屋最终倒塌后遗留的废墟，西墙根敞棚下面那只三根腿的矮凳……

旧宅院尘封着我们全家多少艰难而快乐的时光！父母一结婚爷爷奶奶就把他们“赶”出来，住进胡同南头爷爷的哥哥、我无后的三爷留下来的这所院子。虽然家徒四壁，年轻的父亲母亲却兴奋不已。他们的六个孩子相继出生，又不断给这个家增添新的希望。哥哥十七八岁的时候，到五十里路以外的坡庄油棉厂干临时工，扛棉包，腰被压成九十度弯，挣来的钱全部寄回家。一个月四十元，父亲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从邮局取出，一路紧紧攥着，手心汗水淋淋。第二年冬天，哥哥跟着顶子叔他们远行百里去麻大湖运苇子，回来在天井里支起杆子，打箔、打帘子。这活儿第一步是把苇草根部的泥清洗掉，盆子里的水结了冰碴儿，哥哥两只红萝卜似的手上冻裂的口子张着大嘴。每隔一个集空，大家约好，一辆辆小推车推着苇箔、帘子，到集上卖了换回粮食。混在他们中间，哥哥努力做出一个大人的样子，他的身量还没发好，但他要像一根柱子一样，和父亲并立在屋檐下。踩着哥哥的脚印姐姐走来了，姐姐在家里贡献最大，索取最少，为了这个家，她甚至没有上学读书。母亲下地劳动，六七岁的姐姐照看着我和妹妹。十一二岁出没于大东洼，打猪草、砍柴。十四五岁就到生产队挣工分，由梨花姐姐她们带着在棉田里打药治虫。矮小的姐姐背着很重的一管子药水，在田垄里来来回回，身子一溜歪斜，肩膀上勒出血印。那时候农药都是剧毒的，药液通过汗腺被吸收，时间长了人会中毒，姐姐每年夏天都中毒一次。那一年姐姐在公社医院昏迷了好几天还不睁眼，吓得母亲跑到会仙山庙里去求菩萨保佑……

南屋窗前有一棵枣树，树冠遮住小半个天井，秋天结一树玛瑙似的红枣，晚上映亮了天空，院子里像掌着灯笼。母亲又在饭棚墙边栽了一棵榆树，树身子很快高过墙头，把一团绿荫洒在胡同里。

那个年代有一个口号“先治坡，后治窝”，这个口号对父亲影响最深。父亲很少待在家里，我记忆里没有父亲和我们玩耍、疼爱我们的细节，倒是因为老是等他（他收工后迟迟不回家），家里早饭吃得晚，害得我上学常常迟到。母亲不满父亲不顾家，没少和他吵架。父亲是生产队长，相当于部队的连、排长，是冲锋陷阵的角色。说起来父亲并不人高马大，脾气也不粗蛮，也没有三兄六弟帮衬（仅有的一个弟弟还患精神病），可他从互助组长干到生产队长、村长，直到年老“退休”。他是凭啥让那一个个牤牛犟驴似的汉子服气的？他有“杀手锏”，比如割麦子，众人来到地头，父亲喊一声“开镰了！”插镰就割，你一眨眼的功夫他先割下去两三丈远了；你就不能迟缓，而你刚割到两三丈远，他已经“拱”到地半截腰了，使你始终只能紧紧跟随，手忙脚乱，腾不出嘴来指手画脚，说东道西。

早早晚晚，霜前雨后，父亲多半是在田野里转悠，站在堰脊上思量。但我想，在那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沟沟坎坎上，他脑子里除了琢磨那块玉米地该追肥了，那块谷子地该松土了，不可能不装着小胡同里他的宅院，恐怕这是最让他头疼的事情。在乡村，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能耐，重要的一条是看他的宅院，有了钱就盖房子，把宅院拾掇得招人艳羡。然而我家，哥哥结婚，父亲倾其所有，在村外给他们小两口盖了七间北屋，之后家里多年缓不过劲来。我和二妹读大学，三妹读中学，都要花费，都是在敲他的骨髓。恰恰这时村里兴起一股盖屋热，这家大厦檐屋矗起，那家二层小楼完工，胡同里就是我家还住在低矮的土屋里。父亲一向要面子呀，他的脸面往哪里搁？再借钱吧，父亲已经步入暮年；就这样认输？这又不是他的性格。愁苦、焦虑、无奈、不甘，但父亲终于有了办法：他今年攒钱，给北屋穿上“小红马褂”（屋顶中间铺麦草，四周镶红瓦）；明年攒钱，屋顶全换成大红瓦；后年攒钱，棰地面、吊顶棚……年年宅院焕然一新，年年脸上有光彩。特别是白石灰泥墙，一两年就来一遍，小胡同里数我们家的墙壁白，好像这样就能跟人家的大厦檐屋、二层小楼抗衡了。我和妹妹背后笑：父亲怎么越老越像阿Ｑ了？可我们不说破，全由着父亲。父亲未必不明白，只是他只有这么做，他还有另外的招数吗？

可怜我的父亲，用一层薄薄的灰泥维护着他的自尊！

晚年父亲多是住在我和妹妹家，我的楼房一百八十九平米，四室三厅两卫，亮亮堂堂。单独给父亲一个房间，可父亲并不说好，他还是老念叨他的老屋。病重之后，他要我们一定把他送回老家，送回小胡同那个凝结着他的心血，又让他忍受屈辱的小院……

五

婶子家很冷清，院子里家什凌乱地扔着，没有收拾。屋内靠墙生着炉子，但烧的砟子里掺土太多，炉火半死不活，仅仅发红而已，散不出多少热量，坐在正堂沙发上就觉得清冷。清冷使这个空间不大的屋子显得空荡荡。

婶子正偎在炉前烤火，见我来，站起身：“别给我带礼物了，人回来我就高兴。”

趁婶子刷那只满是黄渍的茶杯，我从背后打量她，婶子头发全白了，但身子骨还算硬朗。

生前患精神病的叔叔苦了婶子一辈子。婶子一辈子在村子里挺不直腰，本指望儿子长大后能好起来，可是父贵子亦荣，父窝囊子也难有出息。对于穷苦人来说，处境、命运改变太难了。堂弟到了成婚的年龄，没有一个媒婆上门，婶子到处求人，于二姑从北乡里给寻摸了一个姑娘。人很老实，但患有家族遗传性糖尿病，过门没几年就发现并发症，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挡住死。

堂弟哪还有能力续弦？可天上有时也掉馅饼，一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女人流浪到这里，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根底，她经过两个光棍汉家，后来在堂弟家住下不走了。这可能是个遭受过很多磨难，看透了人世的苦命人，她认定堂弟，不是因为堂弟富，倒是因为堂弟穷，穷人跟穷人，踏实。堂弟给这个女人换了一身新衣裳，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干净、利索，能吃苦，一心一意地和堂弟过起了日子。可旧愁消了新愁又添，堂弟前妻生的儿子，现已二十多岁，却不愿务农——这是一股风气，村里的年轻人谁还种地？就连女孩子都成群结伴到城里去打工，大东洼里的地都地荒了。而且不种地，他们的肌肉都在萎缩，像顶子叔那样的铁塔大汉早没有了——好歹进了一家乡镇企业，母亲的基因却过早地在他身上暴露出来，显出了一副病态，女孩子没有愿意靠近他的，堂弟为儿子的婚事愁得睡不着觉。看看婶子这个家，在泥坑里挣扎，哪年哪月能拽出来啊！婶子命苦。

“也没有啥好吃的给你。”婶子很不好意思，催我喝口热水，驱驱寒。我每年春节都回来看她，是她盼望的。她已经七十多岁，也“熬”成族里的长辈了，可是由于家境窘困的原因，一些晚辈眼里却没有她，过年拜年都“忘”了到她这条胡同里来。现在拜年人们都去拜那些有钱的人，辈分未必高，也不一定年长，你有钱，家里就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而我婶子的小胡同却门可罗雀。

人心不古！村里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人情淡薄如纸，街坊邻居之间，过去盖屋垒墙，都是你帮我我帮你，现在不行了，是用人就得动钱；比如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李小喜拉民间借贷，“抠”走他四大爷的钱，不想资金链断裂，四大爷大半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四大爷受不了，把自己“挂”在了树杈上。再比如，不少长者老来无人管，你不能干活了，白吃饭了，就成了“一害”，儿媳妇恨不能把你“晾”起来，儿子也和媳妇一个腔调，真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我和婶子唠了一会儿嗑儿，虽然已是腊月二十八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她脸上漾着喜气，但某一瞬间仍露出忧郁的“地子”。她还是忘不了那件事，说自书记的小舅子堵住胡同，截断她家的路，风水就坏了，日子咋过也不见好。“这条胡同里是没法住了！”她声音很小，也许她自知说这话也没有用，只是发发穷恨，她能到哪里去？无处可去。我低头不语，我愧对婶子。

堂弟赶年集倒腾青菜赚点钱，很晚了还没回家，我没见上他。从婶子家出来，一股冷风直扑我胸口，我打了个寒战。一路上我脚步沉重，忧心忡忡：不同于原来“死胡同”的含义，这条百年老胡同正在慢慢死去。而更为可怕的是，死去的还不止这条百年胡同。它们都死了，这块土地上还能剩下什么？真的就留不住它们了？我四顾茫然。

不远处，好像就在北面的大街上，噼噼啪啪炸响一串爆竹……

原野疲惫地躺下来，劳作后的汉子似的摊平四肢，对着天空敞开宽厚、结实的胸膛。这个季节，那拥挤着、嬉闹着、任性地在这边掀起排排绿浪，从那边凹出条条金谷的庄稼都纷纷撤退，一群群地蹲在村旁场院里；贪恋热闹，日夜在田亩上欢唱着穿梭织网的飞鸟，不知逃向了何方；就连悠来荡去的小驴驹、牛犊子也踪影杳杳了。空旷，沉寂，不痒不痛，无遮无拦，一眼可望穿八百里……

只有树们还站在这儿。

就在我对面的这些树，叫你简直不敢相认，它们变得这么丑陋了，它们脱去了银光闪闪的铠甲，憔悴，枯瘦，黎黑的枝干疙疙瘩瘩，且密布着一道道小口子，如同农人生了冻疮的皴裂的手，僵直地扎煞着，再没有往日那潇洒、优美而夸张的舞姿，漫天鹅毛大雪飘洒时才会替它们包一层絮棉。有一株树许是负载过太多太重的果实，树身前倾，压弯的枝条几乎触到地面，显得矮小，衰老，衣衫褴褛，你不由得好生怜悯，它自己却并不在意，好像正沉浸于一团美梦，肯定又梦见头顶抽出簇簇新芽，新芽上缀满露珠的宝石……

这片林子后面的树则散漫、自由、轻松得多，它们或三五一伙地小憩在地头，或稀稀落落地顺着沟渠遛达成一趟儿，或独个儿在田间伫望、徘徊……很像丹青妙手恣意挥毫遗落的墨痕。远树无枝，远人无目，你看不清它们的模样，谁被雷电霹断、烧焦了半边身子，谁因为根毛吸不足水分早早枯干了须发，谁的膀子上长了一堆圆鼓鼓的毒瘤，你全然不知晓。甚至它们各是啥树种你也说不上来，你喊不出它们的名字，其实对它们来说这不重要，原野上的树有无姓名是无所谓的。再蔓延开去的树就模糊了间距、姿势，仅剩一抹灰了，浅灰，深灰，很长很长犹如峰峦起伏的山脉，绵绵地横亘在天边。

冬天的日头总是躲得那么远，像只断了线的风筝使劲往霄外挣，有时藏在如铅的云层好几天不露面，宇间混浊晦暗，酷似我读过的俄罗斯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背景的色调。“平林漠漠烟如织”，浓浓淡淡的雾霭终日在低空缭绕，它的忧郁感染了树们，一株株面色阴冷。空气仿佛凝滞了，即使近前的树也不见树梢晃动。它们就这样默默地呆在那儿。它们没有言语。浑朴的原野睡熟了一般。广阔的原野越发坦荡如砥无际无垠。

我走下河岸，来到林子中，与树们紧挨着站在一块儿，拤拤这棵多粗，比比那棵多高，一寸一寸地抚摸树们苍白失血的肌肤，踮踮脚，钩住根长柯捻一撮硬硬的皮屑。它们冰凉的躯体泛着温热，我能感觉到它们的脉跳、喘息和微颤，能感觉到它们在思虑什么，为了什么愁闷。此时我好像才真真切切地看到它们活得并不轻松，活得如此艰难，它们在把痛苦、忧伤咀嚼千遍后咽进肚里，在悄无声息地承受着命运压给的一切。我的心异常沉重、疼痛，我为它们悲哀：你们怎么就不怨恨、不愤怒、不呼号、不抗挣？！

原野太平静了，平静得令人绝望。

隐隐地，原野深处传来丝丝声音，细听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不，是渐渐清晰，渐渐扩大，像钢铁铮铮的撞击声，像海潮裂岸的轰鸣，像万钧雷霆的震荡，它迅速滚过整个原野，无数头巨兽般疯狂地摇撼着原野，要把原野翻个个儿，一阵剧颠，树冠上方支离破碎的天穹在噼噼啪啪往下掉。虽然我还分辨不出这声音是笑是哭是悲是怒，但我已经被一股无敌的力量、蓬勃的生气所裹挟、所推动，我眼前喧嚣起汹汹涌涌、铺天盖地的绿意，我听见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婴儿般呱呱叫着诞生！

我不知道这声音来自树们，还是我的幻觉。

原野的平静也是一种大平静。

一年前我来过齐王村，那时这个村正与拆迁大队对抗。一边志在必得，一定要扫除障碍；一边寸土不弃，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双方互不相让，有几次拆迁大队的车辆冲向村子，想“抓”两个带头闹事的人，可根本进不了村，村民们上至七十多岁的白发老者，下至十来岁的孩子，手持铁锨、镢头、棍子、钢叉，列成方阵，横在路口……

这场胆大妄为的“抗迁事件”，竟再次为齐王村赢得“声誉”：“齐王人就是有种！”“齐王村老辈里就没熊过，人家心多齐！”齐王村是个独姓村庄，一个树墩上发的芽，上溯三百年都是一家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另外，与周边村子相比，齐王村小，如果不同心协力，会在村庄之间的“磨擦”中受欺负。久而久之，齐王形成了心齐的村风，这种村风可壮人的胆量。加上“法不责众”的观念好像深埋在这个村的土层下面，这又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胀大的胆里充气。历史上，齐王村有过不少壮举，也有一些野蛮行为。比如，打日本鬼子那会儿，齐王是有名的“堡垒村”，男女老少上阵杀敌，全村没出一个汉奸。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攻打县城，国民党依仗坚固的城墙，机枪架在高处，把解放军“封”在围子沟里。县城边上的齐王人急了眼，各家各户献木箱，几百只箱子装满土摞起来，耸立起一道巍巍长城，帮解放军一举端掉了敌人的老窝。而改革开放之初，他们也曾抱成一团，顽固地抵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政策的落实……

“抗迁事件”越闹越大，惊动了省里，省委省政府作出批示：拆迁要尊重村民的意愿，条件不成熟不可强行，齐王村得以保留下来。邻村在自责中更倍加羡慕齐王，因为他们都离开祖辈居住的宅院，搬进了悬在半空中的楼阁。物业费头三年免交，一入冬房间就通了暖气，“康乐中心”棋盘、牌桌、乒乓球案子一应俱全，可有了玩的场所的他们却没心情玩——心里不踏实，睡觉都感到那楼在晃悠。还有咋想咋觉别扭的：老邻居见不着面了，叔叔大爷家相隔很远，连村名也没有了，用不了多少年，没有人还记得出生在哪座老屋，是从哪条小胡同走出来的……

老实说，我也是一个“坚定”的田园守望者，我承认我的观念跟不上形势，我总以为，农村城镇化的宏伟蓝图固然好，但得一步步地来，不能搞造城运动。像我们鲁北这般发展水平的地区，现阶段农民主要还是从地里刨食，要是他们丢掉土地，“裸身”进城，去当什么市民，去住远离了庄稼地的楼房，就等于断了“根”；他们就不是去“享福”，而是没有活路了。为什么相当数量的新社区居民并未产生改天换地的喜悦，恐怕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齐王乡亲们取得胜利，我也颇为振奋。

爱人学校放了暑假，她提出回老家一趟，去齐王看看二姑，并且要住一晚上。在长辈中，岳母常跟我们住在一起，老家就剩二姑这一个亲人了。我乐得陪同。这肯定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袅袅炊烟在树梢缠绕，夜幕徐徐地垂落，牛羊鸡鸭鸣叫、孩子吵闹的“华彩”奏过，村子静谧、安详，月光流淌、荡漾的声音细碎、轻柔。人们吃罢饭，三三两两到场院乘凉，汉子们脱下汗衫，搭在肩头，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年景；老奶奶款款地摇着蒲扇，漏风的嘴颠三倒四地讲穆桂英的故事，小孙子不时就某个细节追根问底，好奇地眨着眼睛的还有只只飞来的萤虫……哎呀，你这怀旧症可真够重的，想到哪里去了，那是哪年哪月啊，村庄早已不同于从前，低矮的草屋换成了高大的瓦房，街道铺了沥青或者干脆抹水泥，天刚擦黑路灯就被星星点亮，银粉似的灯光洒在角角落落，投在墙壁上的树影像苍鹰阔大的翅膀，李苦禅的水墨画一样好看。但无论夜晚多么明亮，村子还是古朴、温馨的，泥土气息仍然那么浓浓地弥漫着，哪一家偶尔响起的狗叫仍然像男中音歌唱那么动听……

但是，来到齐王，我才发现我过于浪漫、幼稚——哪里还有那个红瓦白墙、绿荫匝地的齐王村，眼前裸露着一片砖石瓦砾的废墟，破碎、尖利的阳光在上面闪烁，刺得人眼睛生疼。那断壁的“茬口”多么鲜呀，看出这是新房屋被硬硬地推倒的，可以想见一身蛮力的推土机是怎样地在这里横冲直撞。而水泥制件在铲刀下的坼裂声，又给这钢铁巨兽的胴体注入了兴奋剂，它们“杀”红了眼，如入无人之境……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面对这破败景象，我愕然，我要寻个究竟。这时，一辆小推车从公路对面过来了，推车人是一位老者，车上装着两只塑料水桶。他还住在这里，是去公路东边的一个村庄推水回来。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才看见废墟中“埋”着一座没被推倒的宅院。不，这样的宅院还有十三座，它们零星地分散在四处，以至于不是老人指点，我都没注意到它们。

老人看上去有六十岁左右的年纪，泥疙瘩脸，笨嘴笨舌（土腔土调），但却很健谈，或许是一肚子的冤屈没处泄，知道我们是来看二姑，而二姑恰好也是这没搬走的十三家中的一家——他们属同一阵营——没等我问，就向我倾倒苦水：“这一年，俺村可真是见鬼了……”

以心齐闻名的齐王村，在拆迁动员阶段，众人一心，一致对外，使得对方束手无策。可是后来村里却出现了分化。全村四百多户人家，一批一批地陆续搬进社区安置房。

第一批是书记、村长、会计及其近亲。对这批人的率先搬走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领导的觉悟高，带头执行上级的决定；另一种则是，村里几十年没有本明白帐，公家的钱就装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或者说他们的口袋就是公家的保险柜，捞足了，不愁今后交不起物业费；他们的兄弟叔侄，都在拆迁补偿中多揣了金元宝，还不欢欢喜喜去住新楼吗？第二批百分之九十是年轻人，这是个“大头”，人数不少。如果说“一等人”（村人称村干部“一等人”）的搬走，除了激起一股愤怒的情绪，并未影响村里的秩序的话，他们的“倒戈”却使齐王村乱了套，甚至一个家庭内四分五裂。老子习惯住平房，进出方便，儿子却喜欢新楼的干净、亮堂，咱也过过城里人的日子！老子很固执：你们经事少，咱老百姓丢啥也不能丢了地呀；儿子不耐烦：脑瓜咋就像老榆木疙瘩？啥时代了，有钱啥买不来？老子要打儿子，可是儿子胳膊铁棍一样撼不动；现如今都是老子依从儿子了，老子还在怄气，儿子已开始往楼房里搬家具……

这一批搬走，村子伤了元气，街道显出空荡、冷清，而拆迁大队蹲在村头的推土机、铲车，趁机迅速扑向腾空的房屋。墙倒顶塌，天颤地摇，鸡飞狗跳。六神无主的人们奔向老族长家，可昔日咳嗽一声村子就平静下来的老族长也无能为力，他再威严、再光火的叫喊都被轻易地覆盖，人们已经听不见。倔强的老人也绝望了，一个月色凄迷的夜晚，他备了丰盛的供品来到祠堂，跪在先人画像前：“列祖列宗，我没有把齐王村带好，齐王村算是完了……”然后吊死在门外那棵一千多岁的老槐树上。

要在以往，老族长“驾崩”，齐王村钟表会停摆，然而一切都今非昔比，他的死并没有挡住大家上楼的脚步，“五七”还没有过，坟上的花圈还没褪掉颜色，子孙们又搬走一批。这一批系经人“策反”搬走的——有人悄悄而公开地游说，唾沫星儿迸上天，最有鼓动性、最撩人心的其实是贴近地皮的一句话：搬得早先挑房，再不搬好楼层都被挑没了！傻瓜才还犹豫、观望呢，赶紧搬呀！而这个“说客”据后来人们认定，是拆迁大队收买的“汉奸”，拆迁大队私下对他承诺：你带走十户奖励你两万元；带走五十户奖励一套楼房——这是块多么馋人的肥肉！

像旱季杏花河里的水时断时续、稀稀拉拉地搬走的这一批，则很蹊跷：不知受谁的指派，三五愣头青在大街上、胡同里，拉着长笛，呜呜地开快车。慌忙躲闪，卷起的尘土还是扑你一脸。血性旺的汉子就喝斥他们。双方争吵。撸胳膊攥拳，推推挡挡。好，罪名有了：妨碍公务。带走，关在一个大屋里。也不打，也不骂，只“观赏”你从早到晚做一项“游戏”——剥蒜皮（这座房子对面的酱菜厂张着一张喜食“光腚蒜”的大口）。一天不放你，两天不放你，手指甲磨光了仍不放。而你一答应签搬迁协议，“专车”马上送你回来。在老百姓心中，被“抓进去”可不是好名声，爹娘连惊带吓犯了病，妻、儿哭哭啼啼。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签字画押……

最后剩下了十三户。这十三户个个是死心眼、死硬到底、撞到南墙上不回头的主儿。有的多年盯着村里的账，村里的账目至今没给村民一个交代，搬进社区，原来的村就不存在了，这个账目不掰扯清楚，不搬！有的质问：我的宅基地大小、房屋新旧程度和村长侄子家一模一样，为啥他的拆迁补偿费是三十五万，才给我二十八万，不公平，不搬！有的去省国土资源局上访，知道了拆迁大队急着“撵”他们搬迁是因为齐王村的地实际已经被开发商“圈”走，齐王村实际已经没有地了（暗箱操作不露痕迹，村人还都蒙在鼓里呢），没了地又没有工作，拆迁费够吃多久？而开发商有几个不偷工减料，恨不能拿秫秸杆当钢筋用？盖的楼房顶多二十年的寿命，等楼不能住了咋办？这个“头”不能认，认了这个“头”，将来死了都没葬身的地方！还有的“邪种”、“精神病患者”则是为了争口气，这不过是由一句话引起来的——省里的批示下到县里，县里责承开发区处理，开发区一个头头来到齐王村，摇晃着两张纸：你们看见这是什么了吗？你们那么能，窜到省城，可批示还不是落到我手里？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咹——？这话刺激了他们，偏不听你这土皇帝的，看看你土皇帝的手到底能不能遮住天！当然其中也有刁蛮之徒，狮子大开口，满天要价，不满足我，不搬……

绝大多数搬出村子，拆迁大队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掐”了他们的电、水。这一带是退海之地，地下水苦咸，虽然家家自己打了小压井，但抽上来的水只能洗衣、洗菜，吃水得到二里路以外的油棉厂去推。才两天，油棉厂保安就“奉命”阻止他们进厂推水。他们又跑远路请亲友帮忙，“推一趟水半上午，耽误多少工夫？这是赶尽杀绝啊……”

天近正午，太阳毒得很，老人额头冒了一层油。他喘口气，还要说下去，我打断了他。他的话虽未必都真实可信，没有夸张、水分，但我也听出了个大概。我问过二姑家在哪里——格局的改变，我不能找准二姑的家了——劝他回家休息。

二姑家前后左右的宅院扒得乱七八糟。房屋站着时身体伸向空中，疏疏朗朗，一旦散瘫下来，满地狼藉。路边、土坯堆上的野蒿已有半人高，其疯长之势，腾起一股步步迫近、围而剿之的凶焰。进得家门亦叫我感慨，二姑一向爱整洁，过去院子都是打扫得一尘不染，各样家什摆放井井有条，然而眼下，条筐、扫把、塑料瓶子、破酒盒子随地扔，自行车歪在一边。“哪还有心收拾？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二姑迎出屋门。西墙根倒是对称排着两个大铁笼子，里面各锁着一只大狼狗，都竖起了警觉的耳朵。可惜这一般是村支书家才有的“宠物”，“虎踞”于二姑这个平民百姓的贫寒之家显得很不协调，何况二姑夫还是个摔不破的药罐子。“要这个干什么？比人吃东西都多！”妻子嗔怪道。“它们可是大功臣……俺这十三家家家都养。”不想，二姑却挺看重它们。我明白，他们养狗是对付拆迁大队的，拆迁大队不是隔三差五来做有关传谣、串联、破坏拆迁的“调查”吗？遇到紧急情况，把它们放出来，它们真就能上前替你解围。而狼狗犯了法，又不会被抓去剥蒜。退一步讲，有狗在，有狗的吼叫，对于孤单无助的弱者，或许就是最有力的声援。

刚过去一年，二姑很见衰老，再不是手执狼牙棒（自制的）、精神抖擞地站在与拆迁大队对峙的行列里的那个人，背驼得厉害，头发白如霜雪，两眼无光，话也极少，只是一声连一声地叹息。二姑父说，二姑的这种状况是从老族长的死变得明显的。二姑特别敬重老族长，老族长是她的亲叔公，公公去世早，是叔公带领全家度过灾荒年月；晚年作为族里的长者，又以仁爱之心凝聚着族人，上上下下和和睦睦。但齐王村这位最后的德高望重的长辈却死了，她感情上哪能经受得住！我想，长辈去世的悲痛把二姑罩在了一团阴影里，但她精神崩溃恐怕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原因。

说话间，表弟小旺收工回家。他挓挲着两只沾满泥土的手，夸耀在别人丢弃的院子里垦荒，垦出了两块地，种了绿豆、玉米。这个表弟身上还有太多传统农民的东西，不会做生意，前几年也曾到城里租了个铺面，卖不锈钢餐具，没挣到钱；改开小饭馆，不到半年又开不下去；学着哥哥搞电焊吧，也因揽不到活宣告关门。“咱不是做买卖的料，还是得老老实实种咱的地。”“夜走麦城”的经历，让他脸羞得通红。个头矮小、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情又很单纯的缘故，我一直把他当小孩子看待，没想到他敢于坚定地“抗迁”，看来他已经长大了（这里面肯定也有二姑他们当“后台”的因素）。我有意避开他们还能坚持多久的话题不谈——谈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是残忍的——而提出看看他的“发电机”。他领我到了外面。屋顶上铁架支着两块深灰色的板子，“这就是太阳板……”他告诉我，他们十三家家家买了这种太阳板，通过太阳板产生太阳能，再通过逆变器转化为电，可供照明和看电视。“晴天还行，怕阴雨天，阴雨天电供不上，冰箱就淌水，好歹俺冰箱里也没啥东西存。”表弟咧了咧嘴。

晚上吃过饭，趁妻子他们拉家常，我一个人到“街”上转悠。我不奢望找回旧时乡村的那种亲切感觉了，是想感受感受这个变成一堆废墟的村庄，日后为它写一篇墓志铭。但路却不时被建筑垃圾堵住，我不得不放弃串遍“全村”的念头，驻足在一块完好地倒地的墙体平面上。四周空旷，散住的十三户人家灯光多是微弱的，彼此间距又大，恍惚中，残垣断壁高高低低，像一个大坟场，隐约晃动着鬼影。我急忙往回返，仍未碰见一个人，大门都紧闭——再不像过去家家大门敞着，院子里的灯光哗哗地涌到街上——不一会儿，也许要节约用电，有的人家早早地熄了灯，村子里更黑。南面就是县城，东面是开发区，灯的海，灯的山。咫尺之间，这里却是暗夜的深渊。“一个缺少灯光的村庄。”这句话在我心里盘来旋去。

我有一个朋友是省报的“名记”，他曾深入采访一家“钉子户”，在“钉子户”家住了三天。正值深冬，那户人家被断水、断电、断暖，冷得像冰窖，暗得像地狱。朋友第一天还觉“新鲜”，第二天咬着牙硬撑，第三天夜里没到天亮就“逃跑”了。他用了“可怕”二字概括这次的体验，“更可怕的是凝滞在这户人家那冷和暗的气氛，缺少生活的快乐的那种‘冷’和‘暗’”。我也曾接触过一个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得到合理赔偿的“钉子户”，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今生再不当‘钉子户’！‘钉子户’太不好当了，能揉搓死你，争取到的赔偿金与精神上的损失远远不成正比。”此刻，夜色刚刚把我裹紧，我就“深刻”地理解了这两个人的话。假如让我在这里住十天、一个月？不寒而栗。然而，这十三户人家，我的乡亲，却选择了这种生活，一天天、一月月地忍受煎熬，度日如年，也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

小旺还在客厅里等着我，他慷慨地打开了大灯（平时只用25瓦的小灯泡）。慢慢喝着茶，我继续向他了解关于搬迁的事，他几乎是又从头到尾地给我讲了一遍抗迁事件的全过程，讲他们在村头列出的与拆迁大队对峙的长阵有二百多米，讲去省城上访租了两辆大巴车。他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可是当说到他们十三户时，却嘟嘟囔囔：“当然，俺也有办法……一户交一万块钱，这一是外出上访要用钱，二是也可防备再有人溜号。”

“你们十三户不是都铁了心了吗？”

“这也很难说……人心隔肚皮……”

“对呀，这一万块钱还真不是一把锁，如果谁给他‘报销’这个钱，或者给他一万五、两万，不是就能把他买过去吗？”我最近关注各地拆迁的报道，学到“暗补”一词，暗补可能就包括这种情况。

“这就是人不如狗的地方，人的头脑太活络，说不准哪会儿就变。”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一提这事我脑瓜儿就要炸裂。”小旺皱着眉，说这是叫他、叫他们十三户最头疼的问题。一方面这十三户常偷偷聚在一块，凑凑情况，商量对策，互相鼓劲；另一方面，他们又你猜疑我，我猜疑你，谁也不相信谁，谁都在琢磨别人背地里得了好处，会当“叛徒”。他走到竖在山墙上的一架梯子旁，指着上面的“睁眼子”说：“这就是个瞭望孔，从孔里可以观察东面两家的动静，我不干活时就爬上去往外看……院子里墙上抽掉了两块砖，那个瞭望孔可盯南面……他们也是这样，不对外声张罢了。”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前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别人全搬走了，剩下我一人孤零零地呆在这儿。我吓醒了，醒来眼里还满是泪。”小旺两手捂住颜面，好像怕泪水再流出来。

我有点不知所措，唯有点头表示同情。

小旺点燃一支烟，吐出一道长长的烟缕，他是为缓和气氛，但接下来的谈话却依然很沉重。他说拆迁大队把这里拆除、挖槽的工程包给了齐王人，你不搬，承包人不能开工，就对你生怨起恨，原先很好的街坊关系都弄僵了。又说舆论方面的压力，过去人们都称赞他们坚持正义，好样的，可渐渐地，老觉得有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钉子户”、“刺儿头”、“刁民”……小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我还从没见过这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孩子”有这种脸色——我注意到今天从见面起他就没真正快活地笑过——他曾嘲谑自己是头猪托生的，头一着枕头就打呼噜，这半年却常常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以前我不抽烟……可离不开它了，一天三盒都不够……”他大吸一口——他哪里是在吸，是吞！

我好像不认识面前这个“孩子”，我说不清他是怎么“成熟”起来，性格又是怎么被扭曲了的。

第二天早晨我破例起得很早，打算到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年不见牛乳似的露水濡染的原野了。可是出门却看见一家门口停着两辆车体上有“拆迁大队”字样的卡车，一些穿迷彩服的青年在往车上搬东西，好像是在搬家。

隔不多远，站着一伙旁观的人，表弟小旺也在里面，他们在议论什么。我凑过去，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一家的主人就是昨天我在街上遇到的那个推水的老汉，他当时对“汉奸”“叛徒”可是一副痛恨至极的表情啊！

“这家为什么突然搬走？”

“……”表弟他们都不回答我的问话。

一进齐王回放

虽已满头华发，依然对“年”存着一份浪漫情怀——除夕夜守岁守到“春晚”落幕，年五更又起来放鞭炮。但是接下来干什么呢？我已跟自己订了规约，过五十岁不再东跑西颠串门拜年。其实在城市里也不兴这个，一个楼道里住着也多不来往。睡回笼觉吗？不少人都是吃了饺子再躺下蒙头大睡，但那岂不浪费、辜负了这一年一度的“狂欢时节”？

站在窗前往外看，天已大亮，小区里却仍清寂无人。不远处的楼群纵向里在比着高矮，横向却彼此孤立，仿佛被钢筋水泥包裹起来，变成了一些冷血动物。在城里过年真没趣，哪像在农村，农村里大年初一这一天可不得了，夜色还很浓，家家的大门就敞开了（看谁开得早），除了辈分高的老人端坐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给磕头外，其余无不争先恐后出去拜年。同族同辈的男子仨一伙，五一帮，呼呼啦啦，拜了这家拜那家，一家也不落，小胡同里的脚步声隆隆响。姑娘们则穿戴一新，花枝招展，你推我拥，一群群地呆在街头巷尾，谈论谁系了一条米黄色纱巾，谁别了一只火蝴蝶发卡。村南村北的孩子们都跑到了街心空场子里，追逐打闹，有的大嚼着糖葫芦，有的扯着一嘟噜气球，有的手捏鞭炮点燃后迅速扔向远处……满村里是问候声、祝福声、欢笑声，满村里是成团成簇、滚来滚去的彩浪。至于中午饭桌上的大鱼大肉、酒香果甜，猜拳行令的吆吆喝喝以及饭后那出自编自演、台上台下乐弯了腰的大戏就更不用说了……

“咱们回老家过这个大年初一！”想到这些，我竟兴奋得不能自已。可回哪个老家呢？我的父母已故去多年，而老岳母还健在，去就去她老人家那儿。这正中妻子下怀。

车轮在柏油路上又蹦又跳，出了市区，驶入乡野，眼前无限开阔，天上没有一缕云丝，金色的太阳光芒万丈；还没长出庄稼的土地无遮无拦平展展铺开，可以任目光小马驹似的在上面撒欢。两边不断有村庄掠过，隔得远的仿佛丹青妙手无意间遗落的淡墨；路近旁的，红瓦白墙，明快而素雅；而村头那片片掉光了叶子的小树林，枝条舒展，疏朗有致，静静地闪着银亮的光泽，无声地透出生命的力量。这是乡野的诗意。这诗意是繁富、拥挤、喧嚣而又冷漠的城市所缺少的。

到岳母家不足一个小时的车程，行车很少，柏油路的亮带子飘飘荡荡，一下子把我们甩了过来。刚到村头，就见篮球场上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拜完年后聚到了这里——中间穿着绿绸子裤、红绸子袄、头上插着花，脸上抹了胭脂的女子们在扭秧歌；另一头，是十几个擂鼓敲锣打镲镲的汉子，都撑起架子来，很卖力的样子，说是为下午、晚上的演出做预演，实际上是满心的欢喜实在憋不住了。可惜我们不能留恋这里，看了一眼赶紧上车、离开。

接到我们来过年的电话，内弟、妻妹还有也是本村的一个表兄弟，早就在家里摆上瓜子、洗好水果、沏了茶等候了。岳母、妻妹她们到厨房去忙菜，内弟和在某单位当头儿的老安表弟陪着我说话。这个老安绰号“嘴儿”，不知是天生还是后天练就的，他特能侃。打开话匣子，天文地理、炒股足球，雅的俗的、荤的素的，一箩筐一箩筐地来。我领教过，和他拉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这样的嘴儿在大年初一正派上用场，但我还不能坐下来当他的听众，妻子要和我趁吃饭前的空儿去看望二姑。

二姑的村子在县城北面三里路外，村名齐王。妻子说，这个村名有来历，老辈里还传下来一个“传说”呢。无法考证哪年哪月，一天，昏天黑地，大雨如注，一块硕大无朋的石头随着雨流落在地上，小山一样挡在街当央，人们出门遇到了麻烦。这块石头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搬不动，全村人一齐动手，才把它抛进水湾里。这个传说还有一个“翻版”：四周还是大荒洼的时候，一群狼来村头寻食，一个人出来被狼吃掉了，两个人出来被狼咬伤，全村人都出来，狼群溃散而去。这之后，村子便改名为“齐王”。这是教人懂得，只要心齐、合力，就什么都不怕；它也鼓舞着村人千百年来手挽着手往前走……就是过年办玩儿，这个村的踩高跷、划旱船、舞双龙、耍狮子，在十里八乡也最叫好，这还是得益于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说来惭愧，我不常陪妻子回她老家，对这一带的村庄不熟，这个齐王有点意思，不觉对它生了一种敬意。

可是，进了村，走在街上，我们却感到不大对头：村子里冷冷清清，或者说死气沉沉，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家家大门上都没贴红艳春联，倒是每座院子的墙上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是用红漆刷的，“拆”字上还打了红×，显得异常刺眼。

一只狗朝着我的车头惊恐地扑咬起来，很是奇怪。

左拐右拐，找到了二姑的家门。二姑父和他的儿子小旺正偎着炭炉子烤火，二姑却不在家，说是到村南头“放哨”去了。

“放什么哨？”我不解。

“还不是怕他们到村里来抓人吗？”

表弟去喊二姑。寒暄过，二姑父说：“村子里乱腾坏了，年不像年、节不像节的……”原来，自去年初秋，一股“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的风吹到这里，跟着风跑的人就鼓动农民由分散的村庄迁往统一规划的社区。他们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各村宣传拆迁政策，一名机关干部包几个拆迁户，拆迁有经济补偿，早拆迁的还发奖金。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民生工程”，有些村民却不买帐。在别的村子，不买帐也不要紧，你能“抗”得住？还不是一个一个被“瓦解”，陆陆续续搬走？只有这个齐王村不好对付，他们结盟成伙，口径统一，都死活不搬迁，并与拆迁大队发生了严重冲突。

那天，齐王村的拆迁动员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一大早，高音喇叭就可着嗓门叫开了，满天空是它绽放的美丽花朵；大胖子队长的主题讲话洋洋数万言，还不断地挥动着手臂做手势，很给力。社区建设，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灿烂前景，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齐王的村民们却无一人应和。下午，心急的队员们就开始往墙上刷那“拆”字，孰先孰后排好了顺序。好像是第三天，一队推土机、铲车就意气风发、胜券在握地开过来。然而它们开到村头却被挡住了去路——齐王人已经在进村的两个路口用煤气罐垒起了高高的堤坝，爆破手就在“堤坝”旁边待命，推土机、铲车再向前一步就是他点火引爆的命令。

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对垒是多么尖锐。一边是逢山山躲、遇河河退、无坚不摧、铁履带能碾平一切的拆迁大队，一边是同仇敌忾、寸土不让、宁可搭上性命也要保住家园的村民。两强相争鱼死网破，情势紧张到一触即发。如果那推土机、铲车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加大马力一拱；如果那一手放在煤气罐阀门上、一手持打火机的村民急了眼、发了疯……这里顷刻会化为一片弹坑、火海——多么可怕！还好，第一次，拆迁大队很大度，仍然以思想攻势为主。对峙到晚上，夜色轻轻地把矛盾模糊、化解了。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次日黎明时分，四五卡车身穿迷彩服的青年，悄悄摸进齐王村。这次来主要目标是把带头闹事的（已连夜打出一批黑名单）抓起来。打蛇打七寸，把他们的组织者打掉，拆迁工作就可顺利进行了。不料，村头的一户人家，男子闹肚子上茅厕，意外地发现了“敌情”。他来不及系腰带，提着裤就到外面喊人。说来真玄乎，“迷彩服”们也下车了，村民们也在街上列成方阵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在一起，手里紧紧握住铁锨、锄头、棍子、钢叉，严阵以待。那边的警犬虎视眈眈，这边的家狗也横眉冷对。而年轻村民则爬到墙头、屋脊上，抢占“制高点”，砖块、瓦片就在脚下……

从此，齐王村设了“岗哨”——是老头儿、老太太们义务担当的，随时注意村外的动静。

有些问题我不明白，问二姑父：“住新楼房不也很好吗？”

“咱也不是不想像人家那样住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新楼房，可咱住不起啊！”二姑父苦笑着，“听说住楼房得交不少物业管理费，咱又没工作，地里那点收入也就够填饱肚皮的。再说咱那锄镰锨镢、犁铧耢耙往哪里放？干草秸柴禾棒往哪里堆？楼上有猪狗牛羊的房间吗？……咱庄稼人就是土命，就像庄稼棵儿，根得扎在土里，吊在半空的高楼上，和土隔开，还不蔫球了、死球了？！”

我还以为二姑父会说住楼不习惯，像装在罐头瓶子里，闷得慌，哪里比得上平房小院，四敞大亮，进出方便呢。看来我并不了解农民，要不就是这些他们已顾不上计较。为了生存，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以改变。

“俺们到省里上访，人家省领导也知道俺条件达不到这一步，让停止拆迁，可下边一帮狗娘养的却不按政府说的办，还是逼着搬。”泄愤使二姑父用上了粗话。

“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低价把咱的地弄到手，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他们才有大吃大喝的钱，一个个才吃得那么肥……”

我想起去年春天到沾化县去，这里新建起一个旅游景点，邀我们去看看、玩玩，顺便给他们写篇文章，吹一吹。我们去了二十多个人，乡里的接待很排场，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乡经济很发达，富得流油。乡长是我在大学教学时的学生，我问他：“旅游收入很可观吗？”他说不能指望；“企业搞得很好？”答也不咋样；“农业呢？”他反问我：“现在有谁还靠农业？”“那你们的优势是……？”“房地产开发呀……”

是这样！怪不得社会上议论纷纷：市里没钱花了就盖楼，县里没钱花了也盖楼……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幌子，另搞一套，不把子孙后代的家当糟蹋光不罢休……

可我立刻在心里否定了这一点，群众带着情绪说的事情很难说多么靠谱儿。我宁愿相信这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像他们讲的那样，一些人就认定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当然不能不说这个认识也有失偏颇。我对社会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搞不清城市化是否在本质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就是落后的，该淘汰。单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城市也未必绝对的好看，农村就丑陋；田园是另一种美，如果真要“彻底消灭农村”，地球上没有了草房，一色的高楼大厦，那会是多么单调！

二姑父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很费力，接下来的话简直含混成呻吟了：“老百姓盖座屋容易吗，那是一辈子的血汗啊，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造孽啊！”

确实，有的地方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简单粗暴、不够人性化的问题，这也是隐患爆发的诱因。

这时，二姑回来了，妻子上前扶她，攥住她的手：“呀，您手这么凉！……大年下放什么哨啊，外面冰天雪地的！”

“越是过节越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性嘛……”二姑倒挺幽默，她经历过“文革”，说这种语言是很熟练的。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去年春节海南某地就爆过一则“奇闻”：一群捡垃圾的外地人，搭帐篷，钉板房，居住在市郊，逐渐形成了一座“垃圾村”。规模大了，有碍观瞻了，有关部门就责令他们迁走。他们无处可去，赖着不动，有关部门也拿他们没办法，时间长了他们也觉着人家认可了，没事了。可是春节他们回故乡过完年回来，却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这里已被夷为平地，板房、帐篷不翼而飞！

好久没见二姑了，算起来她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这两年侍候姑父，吃苦受累加忧愁，过去很结实的身子骨显出了单薄，走路见了迟缓。但耳朵还很好使，在院子里就听到我们的谈话，进屋后她制止了二姑父，这不仅因为二姑父说话不利落，还因为他有病出不了门，对外面的事只是“转述”，而她是亲身参加了“战斗”的。不错，她说得更具体，而且说起来情绪激动，仿佛一个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流过鲜血的战士，脸上跳荡着自豪的神采。说着说着，她停下，到里屋取出一样东西：长棍子一头套着铁筒，铁筒上裹满了“乱刺”——焊上去的一根根两寸长的钢钉，她叫它狼牙棒。她握着木柄，做了个用力往下劈的动作——这家伙如果落在人身上，一下就让你血肉模糊！

我很难想象，像二姑这样一位年迈体衰的老人，竟然也手持这样的武器，斗志昂扬地站在了那与拆迁大队对抗的队列前面！

全然不避我，还带着些许显摆的意味，表弟小旺也拿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架自制的小钢炮，炮筒有大半米长，茶碗口那么粗，“炮弹”是苹果大小的礼花弹。他拎出了一塑料兜礼花弹让我看。他说这种“炮弹”的杀伤力很可以，在第三次冲突中，他们（说不准是谁）发射的礼花弹，有一枚炸掉了一个“迷彩服”的半截小腿。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我意识深处，和平岁月里，武器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所陌生的。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武器的制作并不复杂，它的产生并不困难。就像水洼里必然有鱼，如果敌意、仇恨在滋长，武器就会杂草一样丛生、蔓延。可能我的脸变了色，我劝他们赶紧把小钢炮和狼牙棒销毁，暗藏它们犯法，后患无穷。二姑和小旺却满不在乎：在俺们村，家家都有几件，平日搁起来，不得已的时候才拿出来自卫用。

所幸，齐王人制造武器没有白费原料，拆迁大队没再发动强攻。虽然难说下一步会怎么样，但至少现在双方暂时处于相持状态。

“大年初一，咱不说这个了……”二姑把她过年备下的“好东西”全搬出来，苹果、桔子、花生、核桃，一股脑儿拥到我们面前，催促我们快吃。她却一点不动，坐在一旁，拿慈祥的目光抚摸我们。这位善良的老人脸上始终挂着笑，是因为见到了久别的大侄女？是还沉浸在他们“抗迁斗争”的胜利（权且叫作胜利）中？抑或是对明天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幻想？但我总觉得她笑得不那么自然，很勉强，或者说虚假，是装给我们看的。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很简单：这般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日子是二姑他们要的“年”吗？

我不敢看她的笑脸！

……

出了二姑家，穿过街巷回来，那一个个的大红“拆”字又尖利地扎进眼窝，难受得我受不了。我别过头，不看它们，我厌恶它们，是它们夺走了人们年节的欢乐。可这些“拆”字却老在我眼前晃，忽忽悠悠，铺天盖地。它们的后面是强悍威猛、张牙舞爪的推土机、铲车，再后面是迎着它们举起的森林一样的木棍、铁锨、钢叉。它们混杂交错在一起，我的眼里、心里乱极了。我担心双方的冲突再度激化、升级。我同情村民们的遭遇，他们是弱者；我又为狼牙棒、礼花弹的出现深深忧虑。农村的城市化也许是大势所趋，谁阻挡都是愚蠢、徒劳的，这道理我也懂；可乡村家园美丽不再的命运又叫我无比的痛惜……这些东西纠缠着我，过年的兴味早跑得无踪无影了……

废墟上的祭奠

世事难料。由于上面一再强调农村城镇化建设不能操之过急、房地产产业陷入困境、高污染高能耗的小型企业被关闭和限制上马诸多原因，昨天还轰轰烈烈的城区开发，骤然冷下来。大张旗鼓进村，驻扎三年，宣称不啃下这块硬骨头不罢休的拆迁工作组，在一个无人注意的黄昏，不声不响地撤出了齐王。

村里还有十二户人家没有搬走，他们一直“抗”着不搬，开始是留恋故土，对村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拆迁补偿中的不公平现象不满，逐渐清楚小腿拧不过大腿，早晚得搬，但还想“杠”一“杠”，多争取点好处。没想到一夜之间起了变化，工作组不跟你“杠”了。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工作组急于把他们“赶”上楼，用尽招数，硬的不奏效来软的，上门拜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苦苦央告，有求于人矮一头。现在不再需要你这块地，与你没关系了，路上碰见不一定还认得你。而那些村民，当初好像正义在胸，或者有什么把柄握在手里，底气十足，固守一隅，现在失去了主动权，要回过头来向工作组妥协，可一时还顾惜脸面，弯不下腰。

时间的脚步是向前走的，这一页已经掀过去。

十二户人家就这样被“晾”在那里，像抛上岸的鱼，瞪着呆呆的白眼。

工作组撤了，他们的战果——铲车、推土机运足了劲，不分昼夜，左冲右突，推倒一个“旧世界”，制造的那片废墟却还在。这片废墟摊在这里已经两年多，两年多时间没有被运走，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阳光下，成为方圆百里硕大无朋的垃圾堆，很是破坏乡村大地的和谐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脸上抹了一道黑。

巨大的垃圾堆还在这里存放多久，它将给十二户人家带来怎样的不便，抑或说怎样堵在他们的胸口，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好像完全可以不与理会。人们的兴致在又有了好戏看，“你们不是胃口大吗？这回噎着了吧！”“咱多亏没死心眼，抗到底啊！”宴席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话题，酒喝得嗞嗞响，好像他们与这十二户人家并非同祖同宗。

废墟上的十二户人家，日子越发黯淡。

作为十二户之一，二姑家尤其惨。她家在村子中间，四面废墟无边，要将这孤零零的小岛吞没似的。出门三步本是邻居的屋山，拆除过程中可能铲车心一软，手一松，没把它连根拔掉，半截残存的墙壁向上龇着尖利的犬牙，晚上看了吓人，白天看了更糟心。往外走的路，前几年刚铺过柏油，宽阔平坦，可被左右倒塌的砖石瓦砾、水泥块挤得弯弯曲曲，细如麻绳，行人跳着走尚可，车是进不去的。原本最热闹的地方变得最偏僻了，这对多数时间歪在床上、顶多到大门口坐一会儿的二姑父倒没什么影响，对读二年级的小孙女却关系极大，她放了学不愿回家，回家就哭闹：咱家门前为什么没有玩跳房游戏的场子？伙伴们都不来找我玩耍了！

废墟，门前永远不凋的“风景”。被其所困，二姑心里也窝着火，可又不好发作。每天吃过早饭，白发的二姑带着这样的心情，拖着锨镢，去她开垦的荒地里侍弄庄稼。虽然老两口由儿子轮流管吃住，但自己口袋里也得能摸到几个零花钱呀。就在小儿子小旺开垦的地块之外又垦了两块，好歹不少废弃的院落可垦。二姑年轻时当过妇女队长，泼辣能干，担水栽地瓜秧，带领“娘子军”喊着号子和男劳力竞赛，那齐刷刷甩动胳膊的“雁阵”委实生动了乡野；休息时男人们头枕着田埂打盹儿，她们又在大树下唱起了歌。几十年过去，如今上了年纪的她也没改好凑场的脾气，走东家，串西家，老姐妹们拉起呱来忘了回家做饭。可是眼下，她一个人呆在这里，一个人撒种，一个人锄草，一个人浇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直到收工，她使劲扑打身上的草屑，很响地咯出从鼻孔钻进嘴里的土，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话闷在肚子里不发霉长毛吗？她就朝着鸡鸭说出来——北邻三间房子因为与她家的墙靠得很近，推土机没将其推倒，只拆走了屋顶上的木头，二姑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在里面养鸡鸭。一天要给鸡鸭拌三次食，这也是二姑给它们开会的时间，二姑要在这里发表演讲。这时候她是那么兴奋，嘴唇翕动频率特快，挥锨抡镢的劳作没有减轻的烦恼得到了释放。鸡鸭们也情绪高涨，亲热地围着她，为她喝彩。但二姑和鸡鸭们说了些什么，她临走又特别嘱咐“小芦花”一些什么，是夸它的花衣服真漂亮，还是劝它别太文静，得学会抢食，别人听不懂，她在这里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和人说话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亲友到她家来串门——二姑他们铺下摊子，抖起劲儿，漫无边际地闲扯，可扯来扯去还是扯到拆迁的话题上。照例要历数一下那伙人的“丑行”——这是二姑用的一个词，二姑为人耿直，眼里揉不进沙子，她对那伙人简直恨到了骨头里——他们说到，这次搬迁国家给了一大笔土地赔偿金，党员干部们竟背着群众，先偷偷地分了一部分钱。在接下来的补偿中，又多吃多占。近年，在少数村庄，贿选现象非常突出，“两委”班子换届，经济实力雄厚的人拿钱买选票，往往能达到目的。“略逊一筹”的落选者也不是吃素的，拉开了斗一斗的架势。“和为贵”，当选人为求“安定”，便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有些时候他们要在一定范围内平衡利益分割，就像有一头牛，你抢走前腿，他夺得后腿，我留下牛头。而能够进入这个圈子的，一般是在村里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员干部们。在这类村子，党员干部似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

“真给共产党丢人！”二姑痛骂着，嘴角挑起一丝不齿的意味，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只不过年事渐高，很少过组织生活，她好像有点“落伍”了。

骂一阵，还有一个“节目”不能落掉：他们要摆一摆住楼的一百个不好，不搬迁的一百个好。“住楼花销多大呀，光那暖气，一年就交3600块！”二姑扳着手指算账，她家点铁炉子过冬，买了900块钱的煤还没烧完。还有，那暖气说停就停，不管来不来倒春寒；铁炉子生到啥时候咱自家说了算，还能在上面烧水做饭。

“咱庄稼人能享用起暖气？儿子娶媳妇得花钱，盖屋得花钱，不知道节省咋能行！”有人附和她。

“两泡尿就是一个馍馍，你不心疼？”二姑这话，是说楼上厕所里安的都是马桶，解手后得放水冲；冲一次，“哗——”流出一条河的水；“哗——”又流出一条河的水。这水是要交钱的，两条河水的钱还不买一个馍馍吗？这是她列出的等式。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孩子们不会过日子，把老祖宗的话都忘了……”又有人接过二姑的话茬。

她们还说到，楼上地面铺了地板，那地板光滑是光滑，可你“泥腿子”踩上去，一脚一个泥印，有功夫不够替它擦腚了；是墙太薄还是门不严实，这个房间说话那个房间听得真真切切，儿子儿媳“亲热”都做了贼似的，怕隔墙有耳；没有地种，吃了饭到楼下打扑克、下棋，要不就是晒太阳，可真够舒服的，你以为你掉进蜜罐子里了，哼，有你叫苦的那一天！……

在这帮人中，二姑是唱主角的，她话最多，言辞最激烈。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她虽然嘴还很硬，心里却发虚了。这不仅是因为，她哪能不明白，早晨点火总是灌一屋子黑烟、呛得人咳出炭末儿的铁炉子，哪里比得上人家那无烟无尘却暖暖和和的暖气？那地板再不耐脏，也不像她脚底，土下面还是土啊！更重要的是，二姑慢慢意识到了，再怎么说，齐王村已经合并到一个叫“同悦”的社区里了，它不会回到从前了，原来的齐王村死了！守着这个死去的村庄，还能呆多久？

二姑的话突然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声调也低下去，低得几乎你听不清：“混一天是一天吧，咱也老了，老了……”

光阴如梭，转眼春节又至。过了腊月初八，人们着手忙年；过了二十三，年味就浓得空气都稠了。不用说白天大集上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你呼我唤声沸成一锅粥儿，爆竹说不准就在哪个角落炸开。先是零零星星，继而此起彼伏；这里引燃一串，那里爆响一片。好不容易等到除夕夜，夜幕一落，约好了似的，东西南北各处的礼花腾空而起，抛出千百束赤橙黄绿青蓝紫，整个天空摇成一个大花筒。人们观赏、欢呼，仰疼了脖子，仍沉醉其中。不过这是在新区，是那些住上新楼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做生意赚了钱、很快做了“市民”的人，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庆祝新的生活。而这边，齐王村的废墟上却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好像忘记了还有“年”这个节日，没贴春联，不放花，出奇的寂寥，就连平日在废墟上乱蹦乱窜吱吱叫的刺猬、田鼠、黄鼠狼都没有声息。除夕的夜本来就格外黑，死寂又让这黑重了很多。但一年了，总得供养供养鬼神和祖先，二姑父生病后，表弟不信这一套，这事都是由二姑干。她掌着一支小小的蜡烛，到东屋、南屋，老枣树下，小水井旁，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摆放供品，烧香磕头。供了天神地神家诸留神，她又打开大门，面对着大片废墟跪下来，把三炷香插进土里，点着一叠纸钱。想到这个给千里逃荒跋涉而来的祖先以落脚之地、让他们扎下根，这个为一辈一辈人遮雨挡风、御寒祛暑的美好家园就要消失，她突然心生悲凉，泪流满面：“齐王啊，齐王啊……”她喉头哽咽，说不下去。凝成铅块的夜被火焰烧塌，一块一块砸到二姑飘飘的白发上，她却一点也没觉着疼……

走在平原上，我的眼睛固执地寻找劳作的农人。他们散在田间，庄稼棵儿还没不了他们的身子。他们是在玉米地里拔草，还是给棉花打杈、抹芽、捉虫子？你看不清他们在干什么，只看到他们躬着脊背，脸朝下，趴在地上。过半天站起来伸伸腰肢，然后蹲下又半天不见挪动。近处，一个人在河岸旁的旮旯里刨地，他蹬了三蹬，把锨板蹬进土里，往手心吐口唾沫，以一根腿作支点撬起锨板，一大块泥土“扑棱”翻了过来，闪着幽光。很快他额上冒出汗，他抹一把，正好代替唾沫打油。他不慌不忙，一下一下。他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节奏。一头老牛拉着木耧从地南头向地北头去，扶耧的是个壮汉，赶牛的是他的女人或者才十几岁的孩子。这是个古老的组合，每个动作彼此都配合得十分默契。但老牛的蹄子陷得过深，壮汉的脚避不过这深坑，脚印和牛蹄印叠在一起。这使他腿脚有点笨重，而两臂还得不停地摇晃，以便种子均匀地流入耧犁划开的沟里。地垅很长，中间穿过一片稀稀落落的坟头（坟头矮小，已无阴森之气），耩一遭费好大工夫。他的步子渐渐粘住了似的，老牛呼哧呼哧地粗喘，喝牛的嗓子也开始冒烟。但渴盼种子的田畦向天际铺展，这架从秦汉走来、扶手朽烂的木耧仍慢慢走着，慢得叫你隔得稍远些就看不出他们还在走……

太阳无声无息偏向西边，农人们还“定”在各自的位置上，田野的秩序丝毫没有改变。只有刚下学回来、还没跟庄稼棵儿混熟的楞头青们的心乱了格局。 他们不时抬头瞅日头，恨不能有支响箭把它射落。可谁给日头打上了铆钉，贴在天壁不再下滑。满地疯长的草缠住他们的神经梢儿，虫子在他们的骨头缝隙钻。老农人当然不会这般狼狈，慢如蜗牛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实在是算不了啥。他们不是对时间麻木了，是他们根本就忘记了时间。他们的心思全在手里的活计上。他们不管是间苗、翻秧，也不管是施肥、浇水，都仔仔细细，从从容容，有条不紊。他们默默地劳作，甚至很少分心说句话儿。农人少言寡语，木讷，愚钝，恐怕根源在这里。像一阵风吹起他们的衣角，一朵云彩遮住头顶又移开之类情况，他们一概不知道，他们被一点点风化成泥土也浑然不觉。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地说：哦，黑天了？天真短啊，还有这么多活没做……少年是不愿听这话的，他们早跑到通往村庄的大道上去了。但用不了几个年头，他们娶妻生子，真正成了一块田地的主人，这话又会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他们一代一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应该认识这些农人，他们应该是我的父辈，我的兄弟姐妹。我能说出一串他们的名字：根子、柱子、梁子、土墩、石娃、谷子、南瓜、枣花、丰收、财旺、三喜、大牛、牤子……那圪蹴在田埂上、犹如一座黑塔的是老闷大叔吧？大人们说他从小就墩墩实实，肌肉硬得像铁疙瘩，饭量特大，一顿饭吃半箅子窝头，自然有力气，可以一个胳肢窝夹一个碌碡；他运肥、拉庄稼都是自己驾车，顶一匹骡子。可这两年听说他老咋呼腿疼腰疼膀子疼，“老了，不中用了”，其实他也不过五十刚出头。那个背着一捆草上堤堰的好像是五哥，他才真显老态了，不到四十岁的人背就驼得不像样了，两腮塌进去；大他七八岁的哥在城里蹲办公室，回来过春节，年初一兄弟俩串门拜年，就有后生把他当成了哥，把他哥当成了弟，闹出笑话。土坡上一群绵羊在吃草，我立刻想起了赵富贵，眼前出现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抱着根荆条鞭，夹着胸，缩着肩，好像永远站不直。他是我儿时的同学，因为家里穷，小学没念完就到生产队当了羊倌，和羊儿为伴，很少到人堆里去。二三十年了他日子也没过好，没混出个人样，还是天天赶着一群羊出村、回村；谁也注意不到他，好像他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一员，而是一只羊，看来他这辈子离不开羊群了……

黑夜降临到平原上，浓重的夜色覆盖了田畴、树丛，村庄是化不开的墨团。村里人大多习惯早睡，像搬一块沉重的石头，把自己疲乏的身子搬到土炕上，小心地摊平，凸胀的肌块卸下来，脚趾的每个关节都松了螺丝，鼾声就隆隆响起。在平原上累得头一着枕头就呼呼大睡的人是有福的，可怜巴巴的是那些夜里睡不着觉的人。他们多是一家之主，要为老少的吃穿算计。今年缺雨水，细弱的秧苗干黄干黄，秋后能打几口袋粮食？村东的地边儿得赶紧种上一溜南瓜；兴许是大年夜少给神灵供了炷香，老伴去城里买布，路上出了车祸（娘的，让那车主给逃了），拿不出钱人家不叫住院，可粮价上不去，干一年是白忙活，除了买化肥农药，剩下的还不够交税的，兜里哪有闲票子；抽水机用了八九年了，嘭嘭两声就憋死，老误事，换新的吧，仨搭档都不吭声，悔不该当初合伙置一台机器，怪谁？只能怪自个儿置不起；大儿子明年娶媳妇，女方说不盖五间大厦檐房不过门，入冬就找他大舅二舅来帮着垫场子，到窑厂借两万块砖，说啥也不能再拖了；村长他娘七十大寿，送不送礼？不送，菜园明年怕包不到手；下午孩子又哭闹着要学费，二百五！……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平原上夜夜有不眠人。平原上的夜是长着牙齿的，咬得他们在炕上翻来覆去折腾。躺不住就摸索着起身，点燃叶子烟，大口大口地“吞”，嘴唇生疼、发麻。但微红的烟头被厚厚的夜幕裹死了，他们在往夜的深处沉。然而相传那年王长乐的老婆患了绝症，他跑遍村子凑不齐做手术的钱，愁了一宿，白发一下子就穿透黑夜，爬满了头……

洪亮、悠扬、温暖的钟声的音韵徐徐飘落之后，玫瑰紫的曙色缤纷了天幕，太阳从幽深的草丛里滚出来，挥舞万道金光。顷刻，依附于树身的暗夜的岩壁轰然倒塌，道路的峡谷被悄悄填平。大地像一卷宽幅的毯子缓缓地铺展，一眼望不到边……

──这便有了平原。

就在这同时，树木、庄稼、花草叶子上的露珠亮了，密密麻麻，晶晶莹莹，夜里的满天繁星洒下来似的。高粱穗儿、玉米缨儿都红了，那一只只火把举得高高，那一束束彩线飘飘扬扬。在新翻过的土地上，泥浪闪着青铜的光泽，如一泓泓湖泊，湖面在缭绕的薄雾下起伏，仿佛蕴蓄着充沛的激情的胸脯。已经播种的田亩静谧无声，沉睡的种子在甜梦中蹬开厚厚的被窝，伸了伸懒腰。另一个世界也醒来了，野兔爬出窟穴，揉揉惺忪的眼睛，打着哈欠，喷吐心底积压了一夜的郁闷。默默不语的老牛支棱起耳朵，捕捉远方的声息，随即搭好套绳，急急匆匆，笨重的蹄子叩响土路……

在平原上，谁听不见这黎明之钟？

２

平原上有多少生命？黍粟稻麦秫豆薯……杨槐榆桑桐椿枣……骡马牛羊狗兔狐……

平原是生命的本土，是母性的。温厚，慈爱，把万物当作儿女倍加呵护；从不拒绝来者，单说植物，什么种子都可在这里扎根、发芽，包括蒺藜、野菰、菟丝、毒菇、毒芹、风茄儿、罂粟……

春风抚摸过平原，夏雨滋润了平原，这时候平原变成一张巨大的温床。泥土松软、潮湿，散发着淡淡的芳香；河流、沟渠密织如网，潺潺流水乳汁一般甘美。谁能经受住这诱惑？于是哪里有土壤，哪里就有生机，就有绿色。常常是一夜之间，漫坡遍野绿透；几天工夫，这绿就层层叠叠搁不下了。没法儿，就争相往长里伸，往高处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也含着自我超越），新绿艳过老绿，前浪推着后浪（平原上才出现了“疯长 ”一词）。抽叶，抽叶，抽叶；拔节，拔节，拔节，到处响彻着这激昂的旋律。丛丛草绿、簇簇豆绿、束束葱绿、蓬蓬油绿、团团黛绿、片片墨绿……千百种生灵就这样呼啦啦拥挤在一起，呼喊在一起，葳蕤、苍郁在一起。

平原，因庞杂而雄浑。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陶潜老夫子的诗含了几分恬淡、怡然。在插不下足、转不过身、满满当当的平原上走，你却不由得有一种压迫感、震悚感。排排绿潮涌动着压过来，淹没了你。辽阔、深厚，一如无际无涯的海洋，谁也无力与它抗衡。它战胜了一切空寂和冷僻，碱地、盐土、废墟、河川的残骸全被它吞噬。人声如织、街巷纵横的大村小屯，都不过是漂在它上面的小小扁舟，这些扁舟旷古迄今任怎么漂流也没相撞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人的这句名言在这儿似乎也适用。

越往平原深处，你越骇异：八百里大平原竟是波澜不惊，呈现一派古朴、和谐、安详之美。就连它的声音也那么平和、柔细。谛听平原，叫你不酒而微醉。那长的、短的、宽的、窄的、圆的、菱形的叶子们，一样恬静的面容，一样闲适的心情，或轻诵低吟，或切切私语，或者只默默含笑。你看沟边那几棵歪脖、驼背、倾着身子神态各异的柳树，多像劳作间隙借荤腥故事解乏的汉子，它们侃得很开心，侃到精彩处禁不住拍起了巴掌。这边的谷子却都低低地垂着头，羞羞答答，仿佛无意中泄露了内心密秘的村姑。而芝麻们则如同发辫上插着喇叭花的小妞，咿咿呀呀，浑身上下透着稚气，清纯、可爱，这会儿她们刚完成一支童声小合唱，真想快快活活地嬉戏一通，可下一支歌又开始了，谁也不能离开自己的位置……

空中那只盘旋的苍鹰，酷似一位哲人在漫步、沉思……

３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谁知道，平原并非一块福地，苦难就像它上面的泥坑、土堆一样多。

平原上的树大多生长在路边、埂堰、河岸、房前屋后、荒园子的乱石堆里（不知是鸟儿把籽儿衔来，还是哪个人随手将核儿一扔）。这些地方大都留不住雨水，也没有人来施肥，环境恶劣（连调皮的孩子高了兴也踹两脚，撸一把），它们并不逃走，默默地在这儿站着。树是平原的高度，它们多高，平原多高。本能和使命促使它们把根扎得更深，这样才能用手抚摸天空。地下却是漆黑一团，盐碱封锁了那里（这块土地盐碱的魔鬼很凶）。它们的梢头枯了，膀子上生了瘤子，在溃烂。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飞来几个携着火团的霹雳；就是一股狂风也能摧折它们，甚至连根拔掉。但这个家族却仍然家丁兴旺。

草是平原上最自由活泼最顽强坚韧的生命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又是早春绿色大军的先行者，“二月初惊见草芽”，然而这亮如珠碧如丝的草芽刚露出小脑袋，老谋深算、阴险凶残的霜冻立刻反扑过来。它们大病一场，气息微弱。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在地面上织出一层薄薄的软软的锦绣，就开始遭受万般的践踏。什么样的蹄、足、甚至爪都是可以任意践踏草、蹂躏草的，这蹄、足、爪们趾高气扬，好像在替天行道，没有谁谴责这类暴行，为草们鸣冤。不仅如此，活在世上，草们还不得不接受种种无礼的鄙视，下流的辱骂，时时胆战心惊地提防着铁铲和锄头……

庄稼们的一生要经过多少磨难？种子下地了，可是天旱，土地干得冒烟，种子就像躺在烧红的鏊子上一样，烫得滚过来滚过去。不少种子就没有熬到出头之日。拱出地面的小苗苗虽然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但毕竟获得了生的机会，不能不说是很幸运。老天好像动了恻隐之心，投下一场雨，这时候就是几个雨点也是恩赐，是救命的甘霖。可是雨下大了，庄稼地里积了水，那水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如同滚沸的油，可怜它们又得忍受煎熬、折磨。这种折磨在它们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它们根本不当回事儿，只要根泡不烂，它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刚闯过这一关，企图扼杀它们、置它们于死地的天敌──害虫，已经挡住它们向前的路。蚜虫、螟虫、甲虫、黏虫、猿叶虫、食心虫……这群乌合之众个个都穷凶极恶，如狼似虎，吃肉，吸血，啃骨，啮咬和吞食它们的主要器官。据说，蝗虫成了灾，遮天蔽日的蝗虫像尖利地呼啸着的轰炸机，三五个时辰就能把百里方圆的庄稼扫荡得片叶不留。庄稼们并没有惧怕，它们知道惧怕也没用，它们在农人的帮助下与害虫展开了殊死搏斗。狂风暴雨夹着冰雹又袭来了。祸不单行几乎是平原上的一条定律。这对它们有时候是灭顶之灾，它们的腰被打断，叶子千疮百孔。但是，它们或者咬紧牙关从泥水里挺起，或者死去活来在折断处再生出新根，反而一场灾难长高一节，一场灾难成熟一分！由于消耗严重，农人提供的肥力不足了，它们有的就利用自己的根制造养分，有的干脆把根露在外面吸收空气以空气作养分。都在悄悄积蓄力量，因为随时都可能碰上麻烦，最起码还有早霜、寒流、雪粒儿等着它们。

这就是平原上芸芸众生的命。这多舛的命在它们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改变不了的，它们太弱小、太卑微了。可它们却不肯认命，要改变这命，它们挣扎，抗争；困惑，无奈；痛苦，忧愁；悲伤，愤怒；失望，希望……有时候你又看到它们好像啥理想、目标都没有，不喊苦，不叫屈，连一句抱怨都没有，它们最大的渴望就是活下去……

多到平原上来，贴一贴它的胸口吧！

４

不管打春早还是打春晚，不管雨水勤还是雨水稀，也不管闰不闰月，平原上的生命总是随着季节的脚步成长、成熟，这个规律就连无所不能的上苍都无法改变。

五月，芒种到了，“芒种三日见麦场。”蚕熟一时，麦熟一晌，麦子早晨还青杆绿叶，午后就黄了梢。第二天已黄得热烈而凝重。一块麦田如同一块刚出炉的金砖，块块金砖连接起来，把平原铺成了天下最豪华的广场。太阳的金辇叮叮当当从广场上碾过，广场的金光和金辇的光相辉映，天空都被照得明明朗朗，暖暖融融。

什么叫辉煌？也许它还算不上，但这种经过苦难的洗礼、打磨迸射出来的光泽，却晃得人眼疼，让人一瞥就激动不已！

贫瘠、寒素的平原一下子变得富丽华贵，雍容气派了。密密丛丛的麦子每一株都那么茁壮，穗子那么长，芒锃亮，胖娃似的粒儿仿佛急欲从那张开的壳里蹦出来，饱满，光润，焕发着令人羡慕的成熟的神采。铸金镏铜而不轻浮，含珠吐玉而不张狂，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它们不会炫鬻，但它们也满意自己的丰姿。你朝我点点头，我朝你笑一笑，都在从对方身上欣赏自己，都沉浸在这幸福之中。南风在麦田里吹起圈圈涟漪，轻轻晃动着的它们，像就要出嫁的新嫁娘，以无比甜蜜的心情等待着农人的收割。

这是平原上的盛事，到处喜气洋洋，热火朝天。那怪模怪样的、有点儿像非洲大象的联合收割机，笨手笨脚憨里憨气又兴致勃勃，在麦田里来来回回奔忙，成束的麦子用鼻子卷起来，转眼就从嘴里淌出一道金溪流，表演魔术一般。头顶草帽的农人跟在一旁，瞪大好奇的眼睛，要看出其中的奥秘。另一些农人（多半是年老的）却更相信手里的镰刀，刀刃一闪一闪，舞得飞快，不到地头不直直腰，到地头就混在了麦个子堆里。一声接一声脆脆的鞭响传来，载满麦个子的马车、驴车、牛车出了地，你却不见牲口在哪里，只看到一个个高大的麦垛移动，它们在土路上忽而歪向东，忽而歪向西，歪得你心颤，而那坐在垛顶上的人却悠然自得。这溜儿金山凸凸凹凹，蜿蜿蜒蜒，很好看。后面拉着粮袋的拖拉机急得直按喇叭，但你急你的，它们仍然蜗牛一般缓缓爬行，颇有大摇大摆的绅士的风度。这时节同样忙坏了地下的蚯们猬们和天上的鸟儿，蚯们猬们奔走相告，传递着麦子丰收的喜讯；鸟儿们都穿得花花绿绿，戴着漂亮的项链，一帮一帮，或者三五一伙，在田野里不知疲倦地飞着、唱着，有的像海鸥拍打着船舷一样尾随着联合收割机和运输的车队，有一种鸟直到夜间还兴奋地喊：“麦秸垛垛，麦秸垛垛……”

这样热闹的盛事每年平原上只有两次，而且都很短暂，与那漫长的积蓄实在不成比例（上帝，你什么时候公道过？）。当那段叫“金秋”的日子飞逝而过，平原再与“金”字无缘。秋后，凋敝的田野裸露了出来，诗人把泥土还形容为金黄，这溢美之词是诗的语言，实际上它是枯黄，或者土黄。还有比这更平常的颜色吗，很少有人看它一眼。它已被遗忘。一点儿也不鲜艳、一点儿也不明媚的土黄色懒洋洋地摊在那儿，倒使平原看上去就像做完了一年的事情再没有什么心事了似的，轻轻松松，自自在在。好像那失去了的辉煌不是它的，那不是它命里有的；或者那不过是一场梦，烟消云散了。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才是它的本色。

５

但是，平原也要衰老、也要死去吗？此刻，暮色笼罩了平原，死气沉沉。

冬对于平原是“最残忍”的季节，其实，那黑手在它到来之前就伸过来了，几乎扼杀了平原上所有的生命，平原上的血腥气和弥漫着的雾霭一样经久不散。那一幕幕惨象还如在眼前：强健而挺拔的玉米、高粱等高杆作物在仆倒时发出了震天动地的訇响，就如刑场上就义的战士一样，极其悲壮。矮小的大豆、绿豆们，临终前没来得及呼喊，也没力气反抗，千千万万生命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纯洁、姣好的棉桃天生爱笑，她笑的权力却被剥夺，嘴巴被强行封住，再不能张开。胆怯的藏在土层下面的花生、白薯也未能幸免于难。“无边落木潇潇下”，支撑着平原的天空、绿手帕将天空擦得瓦蓝瓦蓝的树们，在秋与冬合谋的火灾中壮烈焚化，灵魂飘作一地折断了翅膀的火蝴蝶。春夏之时那“迷人眼”的“乱花”毁灭得更可怜，一只钮扣大的躯壳都没留下。只有河水在缓慢地流，载不动块块铅云；枯草稀稀拉拉地在河岸、沟崖、坟包上战栗着（那还是草吗？它们已经没有了草的气色、气质和品格，徒有其表了）……

平原像惨遭洗劫后的疆场，喘息着。

平原像一位脸颊黑瘦、两鬓苍苍的老者，沉默着。

宁静的平原是可怕的。你漫步在平原腹地，心倒提起来，是恐慌，是担忧？

无边无际的平原只是没有言语，并不哀伤、委靡、麻木、猥琐，空旷和坦荡恰好衬托出了它的博大、浑厚，不论你多么伟岸在这儿都觉得矮、小，不论你多么富有在这儿都自愧空、虚……

蓦地，你看见静静的平原上原来埋伏着百万大军，一个兵团连一个兵团，一个方队挨一个方队。似乎听到了号令，这百万大军冲杀出来，绿头巾、绿衣、绿袍，绿色的旌旗翻卷，长矛密如林丛，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转眼间，平原好像打了个滚儿，它们又掀起欢庆胜利的热浪。舞龙、耍狮、踩高跷、扭秧歌；一根根彩竿立起来了，无数的花束摇啊摇啊，青的、红的橙色的灯笼挂得到处是，长长的绸带、水袖缭乱了天、缭乱了地；与之相伴，天地间最庞大的乐队的演奏高潮叠起，丝弦声，芦笙声，笛声，钢琴、扬琴、琵琶声，“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远处隐隐约约的爆竹声、锣鼓声、歌声、欢笑声也融汇进来，侧耳倾听、细辨，这仙乐其实都是风、雨从树梢、草茎、庄稼叶儿上走过留下的声音……

这并非虚幻。平原的苍茫、荒漠里不正在孕育着这一切（春不也是从冬的母体里分娩出来的吗）？

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这就是平原。

一茬一茬，一代一代，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平原永远不会衰老，不会死去，你看地平线上的日头──那匹红鬃烈马，它在飞奔，它从远古奔来，它怎能在此终止？穿过这个暗夜，它又将咴咴长鸣着腾空跃起！

它就是平原的图腾，平原的徽章，平原的旗帜！

飞霞流彩闪金耀银的日子深葬于河底了。再不见脚步纷杂，不闻车轮隆隆，厚厚的水泥桥面坑坑洼洼，岁月柔韧而尖利的手一层一层地剥蚀着它，如同无数蚂蚁嘶咬一头大象。整齐漂亮的栏杆已破损不堪，这儿断一根，那里缺一段，残存着的桩柱露着钢筋，横倒竖歪，就像摇摇晃晃、抖抖瑟瑟的稻草人。是风雨的冲刷还是由于蒙了太多的浮尘，拱梁的翡翠样的青条石早退色为灰白，花纹漫漶难辨。桥墩周壁风干的苔屑脱落很厉害，酷似那种破旧的平绒布，从石缝里飘出半截宽宽的蛇皮，簌簌地与枯黄的草茎绕在一块。断流期一年比一年长起来，泥沙不动声色地淤积成势，眼下是冬季，干涸平坦的河槽僵直瘦硬，叫人不愿投一瞥。河岸上那座青枝绿叶掩映着的护桥人的小屋何时坍塌的？这里好像遭过暴力的洗劫，废墟呻吟着，半满不浅地填着雪渣的树坑也零乱地扔在那儿，仿佛隐隐作痛的创痕。而四围，苍凉似大漠，无尽的寂寞聚拢如云，正织进头顶低垂的暮色，重重地压在你胸口……

老石桥。

我站在你面前。我从一个与你遥遥相望的城市而来。我固执地撇开热闹的柏油大道，踏着这条废弃的土路走向你。每次见你这样子我心里都说不出是啥滋味。可我还是要来。

我是来凭吊你吗？

　　叮叮当当的锤声，杭育杭育的号子声，抽去了战天斗地歌词的高亢雄浑的乐曲声混沌成一团儿。那是个火热火热的夏天。全公社的石匠和精选的壮汉汇集到我们村东，建造这座圆拱多洞大桥。花花绿绿的捷报棚搭在高高的土台子当央，顶部飘扬着八九面彩旗，捷报棚北面扎了两排低矮的窝棚，百米方圆的空地和长长的道路上卸满了石料灰料。阳光的红丝吱吱地响着。一些裸着疙疙瘩瘩的酱紫色肌块的石匠，在敲敲打打摆弄石头，乍一瞧，简直不好将他们和石头区分开。运条石的汉子们垫肩磨出了窟窿，脊背上蹿动道道流火，他们懒洋洋地抖开拇指粗的铁链，让它咬住条石两端，肩膀怯怯地挨近木杠，但当他们憋住气，双眦一裂，却突然变成了只只猛虎。数十辆送砂浆的小推车穿梭一般，在泥水里辗出深而乱的辙印，一触那窄窄的跳板，就轻轻地被弹到桥基场地上，立刻激起一片热浪……

哥哥就在这支建桥大军里。不过他与这群人格格不入。头一年回村劳动，就像一匹刚出厩的骏马打着响鼻闯进了辽阔的草原。但是他还没在泥土里滚过，脸还很白，衣着还那么板正，还不习惯说粗话——身上还没有农民味。跟驼背的、锅腰的、粗如墩壮如牛的同伴比，他挺拔的身材也显得单薄而稚嫩。他被分配做会计工作。我到东洼割猪草从施工工地走，看见他坐在捷报棚里打算盘算帐，或者刷标语，或者验收源源而来的运输车辆。你拿眼往人群里一扫，哪个留着黑亮的长发，是他无疑。

我们这帮孩子割猪草前总要在建桥工地玩个够。我尤其爱看那位和石头一样沉默不语的老石匠，钢钎像支蜡笔在石块上画出美丽的花纹、图案；那位斜吊着眼睛的泥匠却能不用尺子就把灰线勾得笔直。他们粗大的手这时候比绣花女的纤指还灵巧，令人眼花缭乱。现在理解了，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本身是美的（但它把劳动者变丑了）。我们还盼着大队长“嘟嘟”地吹一遭休息哨，我们就缠住绰号称“戏匣子”的师傅，听他唱杨子荣郭建光。有时候我们偏要在石头垛上追逐，那石头的一撅一翘也是我们的乐趣。玩着玩着忽然发觉太阳要落山了，才跑到地里胡乱拔几把猪草盖住筐底。

　　我们割猪草回来也正是他们收工的时候，看一个个垂着头，塌着背，像一群负过重载的牲口。他们黑黑地蹲在窝棚前吸烟，有的躺在石板上佯死。伙夫的馒头簸箩、稀粥桶还没放稳，人们呼啦啦抢上前。然后三五个凑一圈儿，大口吞咽，不时因一则荤腥笑话喷出饭粒儿。哥哥是不“入伙”的，他在水管子旁用香皂洗得干干净净，最后一个领着饭，躲到远处去吃。如果光线还行，他会筷子张开了，眼睛却紧紧地盯在一本小说上，他说这样饭菜格外香。

我常常在小朋友面前炫耀哥哥，可是这天我却看到有人大声和哥哥吵架，起因是那人躲在窝棚里喝水，磨时间，哥哥喊他快回去干活，那人哼一句：“小白脸，你也有资格管老子！”我记得哥哥羞辱得满脸通红，他迅急奔往工地，夺了一辆小推车凶狠地冲过去……

我越来越耽于回忆了。这不仅仅是写作的职业的缘故。我感觉有只无形的大手把我推进一条湍急的河流，拽着我逆流而上。这条大河宽阔而绵长，我一路大睁着眼睛寻觅，但你只能回到先前呆过的地方，当初浮在水面的美丽的花瓣、金黄的落叶却早漂走了。叹息塞满了喉管。我们那噼噼叭叭燃烧的青春呢？我们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呢？这急流奔腾向前昼夜不舍，人在它面前多么无助无奈！回忆使人忧伤。这是一枚甜涩参半的果子。

在弹尽粮绝人疲马乏的时候，大桥在一片鞭炮声中落成了。这一下使流干了汗水萎蔫了的躯体又充了气一样蹦起来。空空的料场涨潮似的荡漾着欢乐。祝捷晚宴上大家都敞开怀喝，阔着嗓门唱，疯疯狂狂闹了大半宿。哥哥也喝了不少酒，他被锻打成了一条硬汉子，身上蜕了一层皮，肩头结了紫痂，阴雨天犍牛似的小伙子们浑身发痒比试力气，他能心不颤腿不软地把两个碌碡夹在腋下。是为大桥，还是为他自己？他喝得十分酣畅，大杯大杯往口里倒，他醉了，这是他头一回喝醉。

好多人跑很远的路来观赏这座大桥。佩戴团徽的中学生站在桥头喊不迭地“啊”咏叹调，小脚老太太让孙女用单车驮着来了，拍着花环环环相扣的栏杆啧啧地咂嘴。这是远近几十里内最大的一座桥，高高隆起的桥梁像一弯壮丽的彩虹。绚烂的阳光洒下来，闪亮的水泥桥面，光洁的栏杆，以及桥底碧碧的流水里都跳跃着耀眼的光斑。桥宽数丈，可以并行三辆胶轮大车，车把式的缨花长鞭一声脆过一声，枣红杏黄紫黑的良驹骏马飞驰而过。有大船从桥下通行了，烟囱里突突地吐着黑烟，船头几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忙着拾掇什么，土著们好奇地打量着怪模怪样的“天外来客”，撇着腔儿跟他们搭话，很好玩。

桥头两岸的树林成了鸟儿和农人共同的巢，在附近干活的农人歇息时喜欢到这儿。绿荫如盖，鸟啼滴露，清风徐徐吹来，护桥老汉的水缸里备下了甘甜的凉水（那可是个一天到晚眯着眼笑的好老头儿）。但更诱人的还是那一河清澈透明的波涛。小伙子们“嗖嗖”地纵身跳进去，白条似的自由自在地在深水里游弋。大胆的姑娘会趁其不注意将他们的衣服拿走，隐蔽在树丛后等着看一出好戏。

我们这帮调皮蛋则在水浅处“呀呀”着打水仗，到桥洞里捉迷藏，抓“特务”……

天天几乎同一时间，一辆草绿色拖拉机在桥头停住，年轻的驾驶员身轻如燕，下车提水饮他口渴的“铁牛”。他一边浸湿白毛巾擦他黑亮的头发，一边瞅大桥，像艺术家欣赏自己的一件杰作。这驾驶员就是我的哥哥——建桥大军解散后，他被派到公社拖拉机站学习，未出月就开着这辆模样有点像小吉普的机车驶过了大桥……

　　老石桥，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光着屁股，爬到岸上抹一身泥巴，转眼又钻入水底的“小泥鳅”，那个矮小的，老也撑不起哥哥肥大的旧衣服的“小不点”呀！你认不出我了。粗硬的胡茬覆盖了我大半个面庞，腹部凸起个大包，我一步一探地去抚摸砌在桥墩里的那块块熟识的石头，你似在怜我的拙笨和艰难。是的，我不再年少、年轻，血管里喧啸的狂澜渐渐退去，四肢像抽掉筋骨似的慵懒无力了。此刻我怕看你墩损栏断的形容，就这样衰萎下去？我们都经不住一场雨，一场霜？老石桥，我们谁也别笑谁。

　　我曾经心高气盛、风流倜傥的哥哥也变成另一个人了。那次回故乡路过明家集，忽听他喊我，循着亲切的声音，我在几乎千人一面的庄稼汉堆里，费了好大劲才弄准一张陌生的面孔。他的头发灰白、稀疏，一把干草似的，脖子往前伸着，衣服皱皱巴巴，沾着泥巴的大脚趿拉着一双破拖鞋，一走吱咯一鸣。这哪是我的哥哥，我印象中哥哥是那种特别讲究仪表，或者说爱美的人呀！没问两句话儿，哥哥就转身去买藕瓜和韭苔（这对庄稼人就是很少享用的好菜），拎着我儿子的手去吃米粉和绿豆丸子。我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跟小摊贩讨价、争吵，占了丁点便宜，便像捡了大元宝似的得意。

小院的井然有序显示着主人的勤快。哥在家里是一刻也闲不住的。扫院子，垫猪圈，把柴草一根根码在墙角，拨拉着粮食往外挑虫子。他的手脚已看出迟缓。我听说他辞去了村委主任的衔儿，以为他力不从心了，“干哪做甚？不划算。”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现在他最上心的只有那两头牛，端着草筛子去牛棚，拌好草，给老牛挠一会儿痒，再跟小牛犊子亲昵地说一会儿话。好歹我注意到，自打没了心事，他脸上那重重的阴郁里露出了亮色——哥哥的人生是很不如意的，这个中学时代全校有名的才子，因为父亲为生计所迫压了他的入学通知书，一辈子没走出脚下这块黄土地。当时他参加升学考试后到外地一家油棉厂做临时工，扛棉包，一月挣四十元钱的工资。那年月，我们这个贫苦的家庭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收到汇款单，父亲的手在抖，夜里辗转反侧，咋掂量都觉得它比儿子的录取通知书那张薄薄的纸份量重，最后咬着牙下了狠心。待哥哥做完临时工知道了原委，痛不欲生，但已不能挽回了。这使他后来发誓拼死也要把自己的孩子供出去，如今三个孩子都完成学业吃上了“皇粮”，可这也把他撂倒了。我与他合计，出资帮他做点生意，好还完那一腚饥荒。倒卖棉花，做家具，贩菜，生豆芽……他一项一项地数说，一支一支地抽烟，叹口气：“这些我都干不来，我还是干点力气活吧。”

今年春天，哥哥好不容易从十里路以外杏花河拐弯处的青阳镇铁厂找了份活干，来去都打这座承受着苦难和辛酸的桥上经过（我想象不出这对老友见了面如何寒暄），天不亮就出门，风雨无阻。活很重，累得他晚上回来吃不下饭，全家都劝他别要钱不要命，但他非要干到年底拿一份囫囵工钱。一天他女儿有事到铁厂去找他，看到他们几个人在卸煤，都蓬头垢面，汗湿衣衫，谁也不敢住住手，动作稍慢，坐在树荫下喝茶的个体厂主就骂猪狗一般骂他们。原来这家厂主有一绝招：谁受不了他的骂，中途不干了，工钱就被扣下了。女儿忍不住哭出声……

聚在一起，我和哥哥之间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就转到老石桥上。那段岁月是我们兄弟俩唯一共同拥有的快乐。哥哥兴头儿特高，他拿出一瓶一沾唇就能呛倒你的缸头原曲，立刻满屋里酒香缭绕。嫂子把小铁炉捅得呼呼地冒火苗，一霎工夫四个菜上了桌。哥哥抿一口酒，并不下咽，而是让它在嘴里打转儿。酒在他那里似乎格外的美。

小侄在县城工作，正好星期天回家休息。我让他坐下：“你也该学着喝酒了。”可这孩子只顾满酒倒茶，却不端杯。他已经出挑得和当年的哥哥一样挺拔英俊，举止文雅，明澈的目光透着聪慧和执着，但面庞还未脱尽稚气，看样子个头还能再蹿一节。我知道他毕业之后又在自学深造，他赶上了好时候，他将由着天性自由健康地伸枝展叶，而不会重复哥哥的命运，被扭曲成一株弯弯勾勾的病树了。对我和哥哥的交谈侄子很生疏，他一直屏息静听，好像在翻一册带传奇色彩的小书。

这时，哥哥从墙上摘下相框，粗笨的手一下一下拭净上面的蒙尘，一张二寸黑白照赫然闪亮了：他倚着桥栏，背心上印着“突击队”三个字，半边脸膛上留着一大片强烈的阳光，更显得意气风发。可惜照片的白边有点发黄，他打开相框取出照片，蘸着水试图把它擦白，但没有办到。

是酒烧红了哥哥的双颊吗？他又一遍很动感情地讲起当建桥战役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指挥部连续召开了两个动员大会，哥哥连写两份申请书被吸收加入了突击队。突击员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后，嗷嗷叫着扑向六盏汽灯照得明晃晃的工地，与石头、泥灰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村头打谷场上正在上演电影《英雄儿女》，两边的厮杀声在空中碰撞、交织、膨胀、回旋。第二天有人就发现哥哥很像英雄王成，这发现随即带着称赞在工地上不胫而走。哥哥下意识地把攥起的拳头擂在桌子上：“嘿！那时候……”接下来哥哥的话少了，我知道，他沉浸在那借以滋养精神的记忆深处了。

我却在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往深处陷。我觉得我开始恐惧、逃避回忆。我似乎已从那幻象里醒来。不可过多地迷恋这儿，它会把你变蒙昧。染了霜花的双鬓能返青？能再舞着那只道具似的荆条草筐，不慌不忙地踢石子；泡在河里打起水仗忘掉一切？就在前两年我还以为时间多得用不完，我坐在红亮的写字台前，为个人的烦恼忧愁拖出一行行毫无价值的文字；为换取蝇头名利大把大把地掷抛着韶华……不知道它是花掉了无法收回的金币；不知道它的面孔是硬的，冷的，它是要惩罚愚蠢的人的！

“石桥也老了……”哥哥自言自语。他脸色黯淡了，恢复了平素孤独、惆怅的样子。猛地，他又举起一杯酒，一仰脖吞进去，却从眼里涌了出来……

我不能安慰他……

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哀悼自己的青春、童年了……

　　周遭沉闷、冷清得叫人快要支撑不住。冬日的田野收割了日夜歌唱的庄稼，漂走了小帆船似的瓜棚，可怕的空旷。在河岸那边架电线的几个人也回了青龙山脚下他们的工房，连一点声息都没有了。田埂像老人的筋脉一样凸突着，肿胀着，灌渠上两棵落光叶子的杨树木然呆立。越走越窄的土路尽头仍然令人失望地不见一个蠕动的人影，甚至一条狗。我仰起头，我不忍看夕阳里老石桥望穿的红红的眼睛。

当空悬着一个渐浓的暮色溶不尽的墨点，那是一只黑色鸟。黑色鸟一忽儿缓缓滑翔，巨大的翅膀像两片刀刃；一忽儿浮在空气上一动不动，一幅贴在天壁的剪纸似的。它是那么安闲悠然，那么若无其事，但它的铁钩长喙却瞄准了大地上的一草一木，它巨翅的阴影在急速地蔓延……

一股风吹过来，掀起我的衣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