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滨州市“两会”上，新任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立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加快滨州发展提出“六问”“八策”，鲜明地表达了新的市领导班子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加快建设“民富市强”新滨州的信心和决心。笔者作为一名一直在滨州生活，并长期从事过地方史志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退休人员也深深为之感奋，愿响应《滨州日报》暨《滨州网》的此次征文活动，就此前自己一直关注的滨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问题，再次发表一点意见和建议。

 一、应高度重视滨州济水古道及黄河旅游带的综合规划开发，促进滨州旅游业提质、扩容、增量

佘春明同志在市“两会”上指出： “滨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前景可期的城市。”号召我们“要转变思维方式，深挖传统文化资源价值，准确把握内涵，打造孙子故里文化品牌，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发展软实力。让品牌的力量与我们共成长，为建设‘富强滨州’注入强大文化力量！”这些话，可以说是真正戳到了点子上，非常值得滨州文化旅游和宣传系统的同志深刻领悟和反思。我们要响应和落实这一号召，就必须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地给自己提出并一个个地解决以下问题：滨州历史究竟怎样悠久？有哪些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如何深入发掘揭示滨州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并将其打造成独具滨州特色的文化品牌？如何依托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提升滨州城市形象？如何把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变成滨州发展的软实力？如何弘扬光大滨州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建设“富强滨州”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正如佘春明同志所讲，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转变思维方式”。起码要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于滨州当地的具体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涵，别的地方的专家学者，是不可能进行专门细致的研究，给不了我们真正要的答案的。过去我们很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思维迂腐僵化，长期习惯性地秉持“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而自欺欺人的套路，动不动就舍近求远、不惜花费很大精力、财力，去请外地的专家学者帮助论证，做事倍功半的事。而对于当地专家学者，则习惯了以官本位的上下级姿态对待，对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非常专心专注多年潜心研究的相关成果束之高阁，甚至不屑一顾……，这种思维方式必须转变！（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在全市“双招双引”的同时，怎样充分调动当地人才积极性、充分发掘当地人才潜力的共性问题，这个问题也往往不恰当地被忽视。）为此，我强烈呼吁并建议，今后我们在探讨滨州当地具体历史文化问题时，要实事求是，坚持以做过专题研究的当地专家学者为主、未做过专题研究的外地相关专家学者为辅的基本原则。学会尊崇和推介当地专家学者，不仅应该成为为今后滨州人才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进一步擦亮滨州城市文化品牌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重视起来。

在这里，笔者想举一个例子：在很多人心目中，滨州是山东省的一个新城市，对我们说的滨州是渤海革命老区，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如果我们把滨州市党政领导机构的历史沿承往前捋，就会发现，我们的根一直能捋到老渤海区革命根据地，而且始终沿承未断，与著名的“山东革命老区” （鲁中区）临沂市并列为目前山东省16市中仅存的两个革命“老根”城市。（而当年作为山东解放区三大战略区之一的另外一个，胶东区的“根”，已经在建国后的行政区划变动中被拆分。）如今，我们滨州市政府附近的滨州市实验幼儿园，不仅单纯地是一所办学条件优越的幼教机构，更重要的是她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渤海行署机关托儿所直接沿承发展而来，是我们作为渤海革命老区的强有力见证，也应该是我们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回过头来，我们再探讨一下滨州市城市中心区的历史。这里且不说远古，只说一下作为滨州市区前身的“北镇”的来历，这就必须提到一个在老北镇代代流传的“先有皂角（荚）树，后有北镇街”的动人传说——

在南北朝末的北齐时候，当时的北镇一带隶属湿沃县，已成为济水（又名大清河）北岸的一个小小的水旱码头。有一年，济水发大汛，湿沃县令来此巡查水情。当他骑马踏上码头上的栈桥时，马突然被栈桥下汹涌的波涛所惊，腾空嘶鸣，将他掀进了河中急流。危急时刻，跟随他的一位小皂隶（衙役）奋不顾身跃入惊涛骇浪，拼尽全力将县令托至岸边。在岸边百姓的接应下，县令得救了，那位小皂隶却被恶浪卷走。县令获救后，对小皂隶感激涕泠，连连慨叹：“此乃皂隶中之佼也！”并为感念小皂隶的救命之恩，取“皂角”与“皂佼”的谐音，亲手在码头旁边栽下一株皂荚树，寄托自己的感恩之情。后来，皂荚树越长越高，在码头附近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集镇，以其位于济水之北，被称为“北镇”。唐朝初年，著名大将尉迟恭曾奉命来北镇督修玉皇庙，在得知这一感人故事后，特意命属下将营帐扎在此树旁边，并亲自为其培土浇水。还在树下垒一棋台，闲暇时与同僚在此对弈，后人称此为“将弈台”。如今这株皂荚树依然植根于滨州这方沃土，根龄已逾1400年之久。应该说，这株古树的标志性意义和历史文化内涵，堪比举世闻名的陕西洪洞的老槐树。为此，笔者曾多次撰文呼吁加强对此树的保护，并在有效保护的同时，作为滨州市区的重点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至今未得到相关各方的实质性回应。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这株古皂荚树的历史文化内涵作出进一步阐释：第一、这株古树可以说是我们滨州这座城市的“始祖树”，环顾全国乃至全球，能够有幸地保留住这样一株“始祖树”而且附着着这样一个美丽传说的，能有几个？！第二、这株树，不仅是古今滨州沧桑巨变的见证，也不仅是滨州人淳朴善良、忠诚仗义的传统美德的象征，其中蕴含的“忠义”和官民相恤、上下级至诚相护的思想文化内涵，也是我们今天乃至将来的社会和谐发展所不可或缺，应该大力弘扬的。我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要发扬广大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我们就坐拥这样一株有着如此高值优秀历史文化内涵的古树而长期无动于衷，对历史、对当代、对后人，情何以堪？笔者内心一直坚信，只要我们把这株古皂荚树保护好了，把它的历史文化乃至思想内涵阐释清楚了，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旅游景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规划建设好了并加以有力的宣传推介，不仅会吸引大量普通游客，也会更多地吸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像唐朝大将尉迟恭一样，来此瞻仰、祭拜，古皂荚树必将成为滨州市区的代表性文化旅游景点。

或许有人认为，单纯凭借一株古树开发一个景点，形不成点、线、面，会制约着其旅游效益。其实，情况远非如此。因为古皂荚树之南，仅仅相隔一条黄河旧堤，就是滨州市区已建成的蒲园以及全国仅存的一段济水古河道。过去我们总感叹老祖宗没为我们滨州留下名山大川，为我们缺少知名的天然旅游资源而扼腕。那么，“济水”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历代皇帝凡祭拜名山大川都要祭拜五岳四渎么？“五岳”大家如今都耳熟能详，那“四渎”又是指哪里呢?在这里，笔者可以清楚地回答，“济水”就是其中之一。

“四渎”是我国古代人们对华夏四条独流入海的大川的总称，即：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历代皇帝祭天下名山大川，一般即是祭泰、嵩、华、衡、恒等五岳和此四渎。自唐朝起，始称大淮为东渎，大江为南渎，大河为西渎，大济为北渎。现今，北渎已不复存在，但我省的省会济南以及如今的济阳县、我市惠民县的清河镇、市区的前身老北镇，却都是以古时候相对于济水的方位而得名。由于济水古河道在清咸丰五年被黄河夺占，后来在滨州和蒲台之间，黄河河道又被南移，因此在位于古皂荚树和蒲园之间被腾出的济水古河道，就成为目前仅存的“北渎”遗迹。这里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曾是旧滨州和旧蒲台县的界河，而且同时也是两个州县的“八景”之一，老滨州把这里称“清河横带”，旧蒲台把这里命名“济水拖蓝”。这段河道也曾是沿海向内陆运盐的重要水上通道，旧蒲台县曾在此设置专门稽查盐务的“蒲关”……可以说，滨州济水古河道——仅存的北渎遗迹，又是一处滨州独一无二的特色景点，加上依然流经滨州的黄河（西渎），滨州市区也是全国唯一的古四渎之中两渎交汇的地方。这些独有的特点和特色，我们自己不好好把握，反而简单地竭力去走趋同性的道路，单纯地去像其他沿黄地区一样，也是只讲黄河旅游开发，试问我们怎样从黄河流经的诸多省区和地市中找出自己明显有别的特色和优势，怎样才能打出自己的独特品牌？所以，我们不是不能讲黄河旅游开发，但是要立足自己的特色，重点要密切结合黄河河道在滨州的变迁，着力做好古济水（北渎）这一特色文章，以此带出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黄河旅游命题。比如，黄河自清咸丰五年夺占济水河道以来，在滨州先后淹没了齐东、蒲台两座城池，这两座旧县城在早先曾屹立于古济水两岸数百年，有很多逸闻轶事，再如惠民县的白龙湾，现在是黄河的一处险工，但著名的小白龙传说，却是发生在黄河夺占济水河道之前，也是古济水的故事。小白龙的故事，现在的人听起来就是一个神话，但河对岸的高青县境内，历史上却确确实实存在过多个以“白龙”“小白龙”命名的村庄，其中缘由谁曾想过要进行细致的考究，挖掘出来丰富我们“白龙湾”旅游的历史文化内涵？

应该说，滨州市区已经建成的蒲湖风景区，是一个历史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景区。这里包含蒲湖、蒲园以及已经被蒲湖所淹没的蒲台古城三大要素，其命名都来源于蒲台旧县名中的“蒲”字。如今滨州市区的一些居民点，仍有“老蒲城”“新蒲城”等一些与蒲台旧县城相关的地名，就是因为居民多是从旧蒲城搬迁而来。蒲湖应该是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唯一的由一座城变为一处湖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滨州独有的。它所淹没的蒲台城始建于距今八百多年前的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其城垣本为土筑，周三里又一百七十八步，高二丈九尺，护城河深一丈余，阔二丈，内为十字街，外设四关。四门皆有敌楼。……另有角楼四座，更铺九座。明朝嘉靖年间增设敌楼十六座，并将南、北两门砌以砖石，万历年间又建“金泽”门楼三间。其后又相继在城顶置雉堞一千一百四十三个，城内置水沟二十八道，并在各门建了瓮城。——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经过一昼夜激战，从日伪军占领下解放了这座县城，当时攻占蒲台县城后的八路军在城楼上拍摄的照片，依然被有关部门保存着。从照片上我们还可以大致看到蒲台县城的旧貌。

这座城在明朝永乐年间，曾因出生于该城西关的唐赛儿举义，被官军铲平西关，因而也是一座独特的“三关城”。关于唐赛儿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后来在青州卸石棚安营扎寨抗击官军，以及再后来在起义被镇压后不知所终的故事，历史上传说很多，正史、野史、文学作品各有不同。而唐赛儿起义的背景，又与明朝前期的“燕王扫北”、“靖难之役”以及当时的大移民、北京城的修建密不可分，更能充分触发人们怀古探秘的兴趣。

清朝咸丰五年亦即公元1855年，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占济水的河道入海，蒲台县城以北的济水河道一并为黄河所占。然而，济水原来的河床容不下黄河这条世界著名且多泥沙的大河。在蒲台城北这一段，每到汛期，黄河总要泛滥。为防备黄河淹没城池，当时的蒲台人只得在城外又筑起了一圈据称是10华里的环护县城的堤坝，阻挡黄河洪水对县城的威胁。但黄河洪水的泛滥带来的后果却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她屡屡泛滥，并几次跑到蒲台城南，虽未突破蒲台县城的护城堤，却将护城堤外一再淤积抬高，逐渐使护城堤内的地势变得相对低洼，成了一块非常危险的“盆地”。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随着人们在蒲台城南的道西村北筑成新的堤坝，黄河终于遂了改道去那里的“心愿”，并将蒲台城北的一段济水故道腾了出来。其后黄河河势虽相对稳定了若干年，但蒲台县城地势相对低洼的局面却已不可逆转。1938年春，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后，使黄河人为改道，蒲台县城才短暂地脱离了被黄河淹没的危险。因此，侵占这里的日伪军，才得以在这里盘踞到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解放蒲台县城后，县人民政府并没有入住城内。1947年，国民党政府又堵复花园口黄河口门，使黄河复归这里，蒲台县城由于地势危凹，已失去继续经营价值。蒲台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56年才被撤销。后鉴于黄河对旧蒲台城一带的威胁日益严重，于1965年开始由政府投资陆续将旧蒲台城厢附近的村庄迁移至北镇黄河堤外重新安置。1976年8月29日，黄河大汛漫滩，政府组织人力将此地人畜尽数迁出，当夜，洪水冲决蒲台护城堤，瞬间就使已有这座784年历史的古城变成了泽国。六年后，政府决定将这里改建为水库，名为“蒲城水库”。但人们根据其水面浩瀚，又多称其为“湖”，并根据其原名“蒲城”而称“蒲湖”。如今，人们行走在蒲湖的湖堤上，其实是走在一道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护城堤”上。如今，当游人脚踩着“护城堤”，环视着由城变湖的一顷碧水，遥望着矗立在湖东南黄河桥头上的唐赛儿塑像和湖中在旧蒲台城遗址上新建设的黄河楼，如果能听到我们详细讲解这里的故事，会触发多少思古幽情和沧桑感怀！这不正是旅游文化的精魂所在么？

目前，谁也不能否认，蒲湖风景区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但也必须指出，其已有的建设明显存在着对其旅游文化内涵的内涵、价值、品位挖掘、把握不够，以及规划、拓展、开发利用严重不到位的问题。既然我们能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修建了黄河楼，为什么不能花费点力量拆迁几十户居民宅院，把代表着我们城市文化之根的古皂角树景点规划、建设一下，在对古皂角树加强保护的同时，在这里恢复“将弈台”，规划修建“忠义祠”，“济水古道碑”及“北渎庙”等等，同时舍得扎扎实实地下点功夫把相关景点的说明文和导游词搞出来？如果我们做好了这一切，并相应做好景区旅游推介宣传工作，仅仅一处蒲湖风景区就足以让游客流连半日。由这里外延，东可去“十里荷塘”（亦可将“济水古道”适当规划东延），南可去观唐赛儿塑像和北镇黄河大桥（当年初建时为黄河上最长的公路桥），以及桥东面浮桥附近的黄河北镇港旧址（1955年10月，曾在此开航了往返于北镇和济南洛口之间的黄河上第一艘客轮“鲁生”号，可载货物45吨、客位142个，还有当时黄河上木帆船合作社的七八十条帆船也常在这里过往）。越过黄河可参观道旭渡口遗址以及这一带的黄河险工风光（注：这一带的黄河河道是上世纪初从北面的济水古河道南移至此，为古老的黄河最年轻的河道，道旭渡口与滨州市的兴起密切相关，也有故事可讲）。在这里向西可继续参观黄河大道王险工以及五道口优质稻米产地（百年前黄河凌汛漫溢造成），再往西可延展到邹平台子、码头……，参观黄河上有名的梯子坝、被淹没在黄河河道里的齐东古城，进而与邹平的旅游观光有机拼接。往东则可以参观滨州黄河公铁大桥、打渔张水利枢纽工程以及王旺庄工程遗址（这里同样有很多故事）……，由此可与东营市的黄河口旅游观光友好对接。而从蒲湖景区直接向西，既可去参观黄河新桥（即将兴建）以及附近滩区高台村庄、黄河沿岸风光、张肖堂黄河溃决处、滨州黄河大桥（高速路）、滨州秦皇河黄河湿地风光带，从这里再沿黄河向西，则可去惠民白龙湾、魏氏庄园，继续参观惠民县的旅游景点，转向北则可自然延伸至滨州中海风景区，乃至三河湖、滨州杜受田故居……并可与阳信、沾化、无棣以及北海新区的旅游观光相衔接。如果我们再综合规划、巧妙设计、精心建设好沿黄及滩区乡村的特色休闲、观光、度假项目，进一步丰富充实这里的旅游内涵，势必形成规模效应。如此以点带面、向四面八方辐射的旅游布局，难道不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么？！

笔者在岗期间，曾相继在《滨州日报》上刊发《“新八景”评选破题 大文章还在后面——对滨州旅游业规划与发展的冷思考》、《开发黄河主“矿脉” 做强滨州“大旅游》等整版文章，反复强调过“旅游资源比金矿更金贵”的观点。指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历史文化资源，这是旅游业赖以开发和发展的矿脉。事实证明，旅游资源相对于一些自然矿产资源，往往更珍贵，更有长期甚至永续的开发利用价值。因此，一个地方对旅游资源的揭示和发现，应该是比发现大型金矿更令人振奋和欣喜的事情。”而且，相对于自然的金矿乃至钻石矿开发需要高成本，以及难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而言，旅游“矿脉”的开发，还有开发成本低，易操作，规划经营得好不仅不会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而且还有助于促进自然生态保护，并能重复利用、叠加增值的优势。在当前我市努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谋求加快对发达城市的追赶超越的节骨眼上，强化对旅游“矿脉”的开发，举力推进旅游业的发展，应是重中之重的战略性突破点。

二、应重视利用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强化对滨州历史上的宣德孙皇后、汉王朱高煦等“国字号”重要历史人物的正面宣传，大力调整、充实相关旅游文化内容

利用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拓展当地旅游文化内涵，似乎已是各个地方行之有效并屡屡被模仿、复制的成例。以至于，一直以来不同地方争抢同一位历史名人的事情屡见不鲜。我市的孙武、东方朔等亦是如此。但与此情形形成巨大反差并让人纳闷的是，这些年来，人们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早已“浮在表面”的历史名人上，而对于通过最新学术研究揭示发掘出的对历史有重大影响、也有很多故事的重要历史人物，却表现出让人不能理解的迟钝。究其原因，说穿了就是主政官员思想浮躁，习惯了吃“现成饭”，无心去深入了解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自己属下的当地学者的研究成果），更难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去花费太多心思操作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笔者多年甘心坐冷板凳，点灯熬油翻阅数千万字无句读文言文历史文献资料，在2006年出版了《大明宣德孙皇后》一书，并在2012年上半年相继在《滨州日报》刊发十二期连载文章《揭密滨州历史上的天字号疑案——明汉王朱高煦，是“反贼”，还是英雄？》，揭示了滨州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明朝宣德帝邹平籍孙皇后和在惠民被“武定”的汉王朱高煦两位“国字号”重量级历史人物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但除了在网上被人转载之外，在本地几无激起任何涟漪。在此，笔者愿再次简要介绍这两位重要历史人物，希望能唤起滨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以及邹平、惠民两市县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首先，我说这两位历史人物重要，是因为她和他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人物，换言之，就是换作其他人，中国历史有可能改写。试问这样的历史人物，在我们已知的滨州籍、乃至山东籍的诸多历史人物中，总共有几个？应该被排在怎样的地位？

下面我们先说一下孙皇后。她是明朝邹平县醴泉乡青杨店（今青阳镇）人。其父孙愚（后被宣德皇帝赐名孙忠）曾为河南永城县主簿，与原籍永城的永乐皇帝的大儿女亲家张麒夫人（当时的太子妃、后来明仁宗的皇后张氏之母）有了交往，孙皇后作为孙忠的第四个女儿，被张麒夫人相中，刚过十岁就被荐入宫中，被明成祖朱棣指令由太子妃张氏抚育，作为自己着力栽培的皇长孙朱瞻基的的备选夫人。其不同于其他“选秀”的入宫方式，不仅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牛的“童养媳”，而且有了与皇长孙（不久就被朱棣隔辈确立为继承皇位的皇太孙）朱瞻基长久相处、耳鬓厮磨、培养感情的机会，为她赢得这位皇位继承人的倾心宠爱打下了牢固的阅历基础。尽管后来由于朱棣担心两辈皇后都出自永城会造成外戚势力过大等原因，在最终册立皇太孙妃时另选了济宁籍女子胡善祥，而将孙氏立为次妃（嫔）,后在明仁宗即位后仍沿袭之，但在朱瞻基自己即位之后，就为纠正此一违背自己心愿的名分排位与自己的母亲张太后和坚持维护传统的朝臣们展开了异常执拗的抗争。先是在即位后依原名分递升将胡善祥册为皇后，将孙氏册为贵妃的同时，固执地坚持突破历朝“皇后有册有宝（印玺），贵妃有册无宝”的先例，使孙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册也有宝的贵妃，开中国历史贵妃与皇后同享册、宝之首例，继而又在孙氏为之生育了第一个皇子之后，不惜将来遭世人诟病，坚持要求臣僚想出各种方法，“劝”逼胡善祥让位于孙氏，将孙氏正式册立为皇后。可见朱瞻基对孙氏情感至深。

在这里，笔者想引导各位做一对比：朱瞻基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明宣宗，与唐朝的唐玄宗李隆基庙号谐音，名字重字。唐玄宗与其宠爱的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但结局怎么样？朱瞻基对孙贵妃却做到了把所有自己能给到的都给到了，这里面的“情”岂不是更深、更浓？是不是也有故事可写？

诚然，正史上存在孙皇后“盗子”之说，也有史书说法不同。笔者在《大明宣德孙皇后》一书中，基于对当时宣德皇帝年届三十尚无子嗣，为前廷后宫高度关注，而且一力维护胡善祥皇后地位的张太后、地位高于孙氏的皇后胡善祥都有理由和权力亲临产房“关怀”监督孙氏临盆等合理情形的分析，断然否认了此“瞒天过海”盗子之说，理由完全能站住脚。至于孙氏是因“母以子贵”而得皇后之位的说法，笔者不完全否认，但认为更重要的是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前述皇帝朱瞻基对孙氏的情意，二是许多人至今未考虑到的最重要的一层，就是在迅即把出生不久的小皇子立为太子之后，通过将其生母立为皇后，将小太子的出身由庶出改为嫡长，使之完全契合明朝坚持的嫡长继承制要求。如果大家了解了明朝前期为坚持嫡长继承发生了多少事情，付出了多少代价，就不难理解笔者的这一观点了。

宣德皇帝年仅三十八岁猝然驾崩，留下“国之重务白皇太后”的遗诏。实龄刚过七周岁多一点的皇太子朱祁镇冲龄即位，孙皇后以生母皇太后的身份随住乾清宫。尽管在正统初年，“国之重务”依然多由太皇太后张氏和仁、宣时期的部分老臣把持，但有几件太皇太后不想办或不能办的事情，应体现出孙太后对小皇帝及朝廷决策的影响。一是重建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火灾被毁的紫禁城三大殿，并于大殿建成后正式更改明仁宗于洪熙元年三月将京师迁回南京的成命，再次宣布定都北京（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此后在北京的“文武诸司”名称前面均取消“行在”二字）。二是自正统四年六月就开始撬动明朝开国以来极其残忍的殉葬制度，在获得周宪王朱有燉病死的奏报后，以小皇帝的名义赐书其弟弟朱有爝，要求“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这样的事是连续决定过仁宗、宣宗两任皇帝的殉葬并连生育过两个皇子的仁宗郭贵妃也不放过的太皇太后张氏所不可能做的。而小皇帝当年不过十二三岁，唯一合理的幕后推手，就应该是随住乾清宫的皇太后孙氏。个中原因，在此不展开分析。

要说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重不重要，最主要的是看其在历史的一些重要关头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影响。孙皇后就是我们山东人当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过力挽狂澜作用的极少数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而且她发挥关键作用不止一次。

一是在正统十四年中秋节发生明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塌天之祸“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明朝五十万精锐军队被残元瓦剌部围歼，“国之重务白皇太后”的紧要关头，孙氏作为唯一的最高决策人，做到了临危不乱，不惧重蹈宋朝靖康之险，不为徐有贞等南迁派所动，在采纳兵部侍郎于谦等主战派意见的同时，按部就班地先立朱祁镇之子为太子（坚持嫡长继承），再立朱祁镇之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化解了瓦剌丞相也先挟持明英宗攻城略地颠覆明朝的巨大危机，支持于谦等成功地进行了北京保卫战，打败了也先率领的瓦剌军队，可以说“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明朝。在这场危机中，也第一次显示出了孙氏非同寻常的政治抗压和危机处置能力。

二是景泰八年正月的“夺门之变”。在另立新帝、坚守北京挫败了瓦剌，稳固了明朝统治大局之后，瓦剌把被明朝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送还。孙氏作为皇太后，面对此极易生乱的变局，非但未谋求让朱祁钰将皇位归还其皇兄，反而任凭其将“太上皇”幽禁于南宫，甚至在朱祁钰废掉自己立的朱祁镇的儿子的太子地位，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时候，她也始终隐忍不发。朱祁钰在位近八年，她只是缜密地安抚并保护好被幽禁的“太上皇”儿子和被废去太子位的孙子。但当朱祁钰立为太子的亲儿子夭折且再无子嗣，朱祁钰于景泰八年正月病重又坚持拒绝议定皇位继承人，明朝“国本”再一次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她果断支持石亨、徐有贞等发动“夺门之变”，迎取成年且有过沉痛教训的“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以最稳妥的方式解决了此次危机。正史载：“石亨等谋夺门，先密白太后，许之”，客观证实了孙氏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朱祁镇复位后，继其父那次破天荒地赐当时身为贵妃的孙氏与皇后同样有册也有宝，又一次破天荒地为健在的母后上徽号为“圣烈慈寿皇太后”，开了中国封建王朝宫闱徽号的先例。在孙皇后一人身上，开两个历史先例，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仅从这一点来看，孙皇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岂容我们轻视？!

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孙皇后的家族和兄弟们也多因助朱祁镇“夺门”之功获得了很高的官职和勋位。尤以其兄孙继宗为最。《明史》载：“继宗，字光辅，……宣德初，授府军前卫指挥使，改锦衣卫。景泰初，进都指挥佥事，寻袭父爵。天顺改元，以夺门功，进侯，加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袭侯爵；诸弟官都指挥佥事者，俱改锦衣卫。……五月，命督五军营戎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五年，曹钦平，进太保。寻以疾奏解兵柄，辞太保，不允。 宪宗嗣位，命继宗提督十二团营兼督五军营，知经筵事，监修《英宗实录》。朝有大议，必继宗为首。再核夺门功，惟继宗侯如故。乞休，优诏不许。三年八月，《实录》成，加太傅。十年，兵科给事中章镒疏言：“继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宠，亟宜罢退，以全终始。”于是继宗上疏恳辞，帝优诏许解营务，仍莅后府事，知经筵，预议大政。复辞，帝不许，免其奏事承旨。自景泰前，戚臣无典兵者，帝见石亨、张軏辈以营军夺门，故使外戚亲臣参之，非故事也。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赠郯国公，谥荣襄。”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孙继宗的地位已经位极人臣，而且开“外戚典兵权”之异例。我们山东籍的历史人物中恐怕再无超出者。

总之孙皇后和孙氏家族，是我们整个山东历史上政治地位最高、最显赫的家族，举个对比例子，其显赫程度远超过人们所熟知的《红楼梦》中描写的荣、宁二府。以至于到明朝正德时，孙氏孙辈的会昌侯去世，皇帝都要辍朝一日，以示哀悼。但纵览孙氏家族的历史，却实在无过度张扬、乃至重蹈外戚专权之病……

我们坐拥品位如此高、且无人争抢的历史人物“富矿”，却一直不去下功夫开发利用，难道就是因为无外地或者那些知名“专家”研究论证过？

再简要说一下几乎与孙皇后同时期的在我们惠民县被“武定”的明朝汉王朱高煦。笔者对这位被秉承“成王败寇”史观的封建正史抹黑到非常不堪地步的历史人物，曾下过很大功夫，去恢复其本来的形象。大致结论是，他曾是位旷世未有且少年早成的军事英才，是改变明朝前期历史的至为关键的人物。没有他，他的父亲朱棣不可能坐上皇帝位置，明朝（中国）的历史就将改写；而如果他的结局不是那样悲剧，明朝（中国）的历史或将也被改写。由于本人已于2012年上半年在《滨州日报》刊发十二期连载文章《揭密滨州历史上的天字号疑案——明汉王朱高煦，是“反贼”，还是英雄？》，有文本可以调阅，在这里仅简略地对朱高煦的生平做一介绍。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同时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和开国大将徐达的外孙。从封建正史记载的“成祖以为类己”及其本人在“靖难战争”前后显示的才干和作为来看，他应该是朱棣三个儿子当中最集中承继了其父系、母系优秀基因的一个。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后，将皇位越辈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建文帝）。朱允炆及其下一班朝臣为防叔辈藩王尾大不掉，着手实施削藩，其最致命的抓手就是假托太祖皇帝遗诏，将各藩王的儿子集中在京师，名为为太祖守孝，实际扣为人质。朱高煦及其兄朱高炽、弟朱高燧同样被留在南京。当时的朱高煦年仅十四五岁，就被其忠于建文帝的大舅魏国公徐辉祖看作潜在的劲敌、他日大患，不仅与其他藩王子弟一样受到朝廷监督约束，而且受到时任中军都督府都督（大致相当于中央军区司令）的大舅徐辉祖的严密监督约束。正因为如此，当时作为燕王的朱棣，在朝廷相继以各种罪名连续削掉四位兄弟辈藩王，并展开针对自己的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的危急时刻，只能以装疯装病迷惑朝廷，哀求朝廷放归自己的儿子。关键时刻，朱高煦利用与自己交好的小舅徐增寿、驸马王宁等耳目眼线，获知太常寺卿建议建文帝在对燕王动手之前，不如放他们几个回去麻痹一下燕王，建文帝答应了。朱高煦立马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盗取其大舅的良马，携其兄弟迅即渡过长江，逃脱了朝廷的控制。从正史所载，建文帝“寻悔，遣人追之，不及”，而徐辉祖则“闻之大惊，急遣人追之，不及”描述的情形看，朝廷和徐辉祖应是派出了多路人马，布下了天罗地网对朱高煦实施围追堵截，也可以想见，他们派去追堵朱高煦的人，应都是武功高强的“大内高手”和军中健卒。基于这种情形，我们就不难想象朱高煦“途中辄杀民吏”，杀的应该是怎样一些人了。从南京到北京，这一千多公里的逃亡路，应该是充满曲折艰险，月黑风高，杀机四伏，比起当年关云长充满演绎成分的“过五关斩六将”故事要凶险不知多少倍。朱高煦作为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少年，能所向披靡，一路过关斩将杀回北京，堪称比汉朝的霍去病更显早成的少年英雄。以至于朱棣见到朱高煦兄弟安全归来大喜过望，高喊“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正因为朱高煦成功挣脱了朝廷对他们兄弟的控制，消除了朱棣的后顾之忧，朱棣才得以发起“靖难战争”，最终从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成为历史上有作为的明成祖。至于朱高煦在“靖难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暂不展开，仅看把他作为反贼来写的《明史》吧——

“成祖起兵，……高煦从，尝为军锋。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及成祖东昌之败，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曰：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 仅从此概要记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少年王子的军事才能和无敌气魄。以“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对比当年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也能衬托出朱高煦更威武勇猛。在整个“靖难战争”中，朱高煦显示的不仅是在前方拼杀的将才，还有统领大营、机动用兵的帅才。几次危急关头，如果没有朱高煦，朱棣早就战败被擒了。在朱棣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朱高煦不仅立了首功、大功，不可磨灭之功，而且也是令人畏惧之功，以至于后来畏惧他的人，不得不耗费极大心思算计他。

朱棣当上皇帝后，很快将以前作为燕王妃的妻子徐氏册为皇后，但却迟迟未确定儿子辈的太子和藩王名分。在这期间，仍委派名分依然为高阳郡王的朱高煦镇守开平，“北平、开原诸卫及从征官军悉听节制”，以扼守北方军事要地，防范残元势力。这显示出朱棣对朱高煦军事才干的继续倚重。然而在朝中，支持立作为嫡长的朱高炽为太子的一帮朝臣，也加紧了对朱棣的进谏谋划。《明史》的《金忠传》、《杨士奇传》中很明确地记载：“帝起兵时，次子高煦从战有功，许以为太子。”“初，帝起兵时，汉王数力战有功。帝许以事成立为太子。”到了永乐二年四月，朱棣最终食下了在“靖难战争”中当着众武将的面对朱高煦的承诺，采纳了以解缙为代表的一班文臣的进谏，宣布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这一结果已不啻是对朱高煦的沉重一击。不仅如此，在封藩王时，又把无甚功劳的三皇子朱高燧封为赵王，封国在中原之地的彰德，却把立有盖世之功的朱高煦封为汉王，封国却定为当时的边鄙之地云南，这无疑是一班文臣对朱高煦的一大政治算计。朱高煦自然内心不平，以“吾何罪，斥之万里”而拒绝就封，由此一步一步落入更深的算计之中，直到永乐十五年被勒令就封于山东乐安州（今惠民县）。而这个“乐安”不仅是要朱高煦在这里安居乐业，里面还有多重含义，一是这里本名“棣州”，与其父名相同，明初才为避讳改为“乐安”，把朱高煦封在这里，隐含着用父亲的威势压他的一层含义；二是这里在秦朝时名为“压次”，相传秦始皇发现这里有“天子气”，曾专程亲率大军到这里驻扎以压之，“压次”县名即由此而得，把曾有过继承皇位可能的朱高煦封到这个已经被压过“天子气”的地方，可谓用心良苦；三是最重要的，就是乐安小城地处平原，无任何险要，与北京的距离又不远，一旦朱高煦有什么异动，朝廷“可朝发而夕擒矣”。透过这一解析，我们不难看出，朱高煦所受的算计有多么的到位！

封建正史一直强调朱高煦有反心，并片面地把他写成一个桀骜不驯“性凶悍”的武夫，刻意给人造成其有勇无谋、志大才疏，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优柔寡断的印象。这与其当年被建文朝股肱重臣徐辉祖视为“大患”，以及在“靖难战争”关键时刻显示出的才干和作用，形成了讲不通的逻辑上的矛盾。我们切不可不加甄别地轻易采信，人云亦云。而应该根据真实的历史发展脉络，结合相关方的实际情况去做细致的分析研究。如同前文所说，根据朱高煦在“靖难战争”前后的表现，朱高煦起码是一个军事天才，不可能连一点审时度势的能力也没有。在永乐二年第一次失去立储希望后，其父皇朱棣又超常规地于永乐九年隔辈立了太子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孙，进一步浇灭了自己继承皇位的希望。如若他有反心，这时就该从长谋划了，干嘛还长期滞留南京,在众目睽睽之下惹是生非?在其被贬至乐安后，他又怎能不明白此地的兵要地势？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要在这里“谋反”，又怎能不做好充分准备，错失朱棣驾崩和朱高炽驾崩两次最有利的机会，而等到朱瞻基基本坐稳了皇位才挑逗式地发难？而在侄儿皇帝亲率十万大军前来征讨之时，他又为何没动一兵一卒，没杀一位朝廷官吏，坐在乐安这座无险可凭的小城里干等着朝廷大军来围困，然后不做抵抗，自行出城就擒？作为明朝第一次藩王之反（“靖难战争”）主角之一的朱高煦，他的这种“反”法，简直让人跌落十副眼镜。我们有千百个理由加以质疑。

可以说，所谓朱高煦的“谋反”是一个大冤案，他的悲剧缘于明初拘泥迂腐的封建嫡长继承制，并使中国历史上失去了一位可能继承明成祖拓疆扩土性格，进一步创造明朝盛世的皇位继承者。反观在储位继承中获得胜利的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即位后一味守成，尽管继永乐时期形成的国势，形成了短暂的所谓“仁宣之治”，却把明朝带入了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颓势。而朱元璋、朱棣不惜付出巨大血的代价勉力坚持的嫡长继承，没隔几代也坚持不下去，也算是历史的极大嘲讽。

或许有人认为，朱高煦在乐安城被围后不做抵抗就自行出城就擒是认怂之举，仅凭这一点就不像个英雄。但作为惠民人绝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朱高煦这样做，避免了玉石俱损，保证了乐安城城全民安，许多惠民人的先辈才得以生存繁衍下来。其最终在北京幽禁处踢倒侄儿皇帝被焚于烈火，全家被灭族，方显出其刚烈性情。如今我们惠民在恢复的武定府衙及汉王府旅游景点中，毫不重视当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固执地沿袭封建正史的说法，甚至塑造朱高煦谋反情形的蜡像，是极不明智的……

另外，还需要指出，尽管因他而起的“武定”地名延续存在过五百多年，汉王朱高煦，如今已经是一个基本被人遗忘的人物。但在南京的民国总统府旅游景点，他的名字还天天被提到，因为南京总统府的前身，最早就是明朝的汉王府，总统府中的“煦园”就是以朱高煦的“煦”字命名。我们惠民的汉王府，应该与之呼应起来。

以上所介绍的两个历史人物，如今都已鲜为人知，但却是真实地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最高层人物，历史上有确凿记载，外地争无可争。（另外还有一些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滨州籍人物，我们也发掘宣传不够，在这里暂不列举）我们应冷静下来，舍得下气力好好研究一下，组织相关部门和相关专家学者通力协作，在夯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策划文创产品，强化宣传推广，以文创促旅游，切实把真正显示滨州历史文化底蕴，独具滨州特色的品牌打出去。只要我们真的树立起“功成不必在我”的长远战略境界，舍得下气力挖掘开发好滨州历史文化“矿藏”，滨州的旅游事业就一定会搞得更有声有色，更风生水起，并不断提质增量，获得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