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抗战老兵的人生传奇

邢恩和

这一天，老家亲族有事，众亲友从四方云集而至。小时候不止一次听到过大伯抗日的事迹碎片，一直想为他写篇文章，但由于大伯辞世早，知情者均在外地，所以一直未能动笔。今天大伯的两个妹妹、儿子和数位侄子都将集结村内，不正好抽空“打捞”信息吗？

一

我赶到老家的时候，金庭哥（大伯的亲侄子）已先我到达。他已经六十出头了，在村里干过多年的村书记，知道的比我多。他说，大伯讳邢洪烈，16岁在集上被鬼子抓去当劳工。当时，大伯怕家里不知情，高喊：“我是豆腐店村邢明哲（我爷爷的兄长）的大儿子，庄乡爷们往家里捎个信，就说我被鬼子抓去当劳工了。”后来大伯被鬼子先送往惠民集中，由汽车押送到天津，再坐火车到了吉林省临江县大栗子沟铁矿。鬼子见他岁数小，下矿井也干不了多少活，就叫大伯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鬼子对他的看管相对松一些，他趁机逃出。从东北到山东都是日占区，两千多里路，怕被逮着，昼伏夜出，一路要饭，路上认了好几个干娘，走了半年多才回到家。我问他这是哪一年的事，他说记不清了。

二

小国哥（大伯的次子）从乐陵赶回来了，我“见缝插针”问讯情况。他说，大伯是当兵的，是打仗时在战场上被鬼子抓走的。……关于年份，他也记不清了。我问大伯的生日，他说是1926年生。被抓的时候16岁，那场战斗应该是1942年的事儿。这样一推算，事情就有了眉目了：大伯是“五团”的兵，战斗就发生在劳店北部皂杨、李楼等村。因为我对这段历史很了解，我还与县文史办班主任进行过实地采访呢。

“五团”的全称叫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团，受国民党鲁北行署行辕主任何思源的领导，团长叫刘学孟，是徙义区吕家庄（今劳店乡枣吕村）人。刘团长识民族大义，有报国之志，当初成立“抗日自卫团”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虽然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名号，骨子里是坚决抗日的，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走得很近，是友军，也狠狠地打了几次鬼子。大伯被俘的那场战斗县志上也有记载：

1942 年夏，日军从天津、沧州、唐山、济南、德州等地调集大批军队，组成“第三讨伐纵队”向鲁北进犯。6 月18 日（农历五月初五），5000 多名日伪军在劳店北部李楼、小齐、银王庙（以上三村今属无棣县）皂杨、雹泉庙一带，包围了“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团”。团长刘学孟率全团800 余名官兵奋力反击，激战数小时，日军一部遭重创，终因寡不敌众，反击失利，全团500 余名官兵被俘，120 余名壮烈牺牲，团长刘学孟饮弹自尽，余部突围。

战后，日军指挥官工藤太郎寻得刘学孟遗体，在刘学孟面部覆上签有名字的手帕，并鞠躬致敬。“五团”余部100余人在第1营营长程汇川的带领下突出重围，因伤亡惨重而被撤销番号，残部被编为保21团。1984年，刘学孟被追认为烈士。

那时大伯年龄小，是啥时候当的兵？又有怎样的战斗经历呢？思绪回到现实，不久和平哥（大伯的长子）也从淄博赶回来了，我问他大伯在战斗中的具体情况，他也说不上来了。只知道起初是两个人结伴逃出，后来分散了。我问：“以前听说，大伯他们在火车上鬼子不给水喝，人们渴急了没办法，只好喝尿。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和平哥肯定地说。后来又说到大伯蓬头垢面地回家、在乐陵邮电局工作、被打成右派和被平反后恢复工作的事。

我又找到香莲姑、春莲姑（大伯的两个妹妹），想补充一下有关大伯战斗经历、煤矿经历和逃走经历方面的细节，她俩都是八十左右的人了，往事已然模糊，不得而知。

我想，大伯是大爷爷的长子，之所以小小年纪就参军打仗，其中应该既有国仇，也有家恨吧！我爷爷讳邢明道与兄长邢明哲老兄弟俩都是“五团”战士，在1939年3月3日的那场豆腐店战斗中，他们与其他战士以及村里的青年男丁凭借围子墙奋勇杀敌，最终我爷爷与魏振彩等几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几名村民惨遭杀害。大爷爷知道“五团”是真心抗日的，让长子入伍为弟弟和乡亲们报仇雪恨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

三

大伯与“五团”被俘的500余人到达矿所后经历怎样？命运如何？带着这个问题，晚上我一回到滨州，就赶紧查阅关于大栗子沟等相关资料。经查，知道这批人有三个去处：30余人去了大栗子采矿所，绝大多数去了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的北票炭矿，还有一小部分去了日本。

和大伯一起去大栗子采矿所的有30余人，“活着出去的，算上我，一共就2个”，从矿所逃走活命的宋玉璞曾撰文回忆说。宋玉璞所说的另一个人应该就是大伯吧，和平哥也说过大伯是两个人一块逃走的。两人分散后，宋玉璞年龄大，有些心计，设法拿到日本人派发的“良民证”，找老乡借了点盘缠，从通化惠南坐火车到沧州，再坐汽车回到老家，后来去北京在京剧团工作，直至退休。

去北票炭矿做劳工的结局同样悲惨。据《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记载：“1943年初，日军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了。”这则史料所载时间可能失准，“武定府”即是清末我的家乡鲁北阳信县府治，这些劳工即是与大伯同去的战士。这些劳工致死的原因并不相同，有劳累致死的，有井下事故砸死的，有瘟疫盛行因病而死的，也有因反抗而遭受迫害致死的。当时在北票炭矿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枕的砖头木头头，披的麻袋破布头，吃的发霉的窝窝头，死了捆块破席头。”这就是当年为日寇当牛做马的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生活、工作条件如是之恶劣，存活率如是之低，那剩下的十几名劳工怕是很难熬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吧！

关于有人被拉到日本当劳工的事，侥幸逃脱者陈德泽的父亲和宋玉璞都提到过，具体人数不详，从留在国内的人数来看，估计不多，也就是一二十人，在天津直接被拉到日本，其结局已无从考察，估计各方面条件比国内更差，命运可能更悲惨，能够等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乘坐美国军舰到达天津的“五团”战士应该没有吧！

四

至此，据我所知，这500多名被俘战士能够成功逃走活命的只有三个人：大伯、陈德泽的父亲和宋玉璞。陈德泽是地方知名作家，他的父亲是在半路上成功逃脱的。他在《父亲在“五团”打鬼子》一文中写道：“……被装上了小日本儿的20辆汽车，拉到了东北小日本儿开的煤井子里，也有的被拉到日本当劳工。幸好父亲在汽车开往德州的路上，夜里跳车逃出。”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想当年大伯与其战友为了保卫家国，放下锄头拿起枪，奋不顾身，抵抗外侮，或血染乡土，或命丧东北，或惨死海外，其事迹亦壮亦悲，也烈也惨，可赞可叹！既荡气回肠，又令人唏嘘！顾炎武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鲁北“八百壮士”之谓乎？

大伯的事迹由从族亲口中得来的传闻和查阅得来的传世资料连缀而成，称之为传奇亦无不可。16岁（或者还要早一些）即参军打仗，一奇也；从鬼子看管森严的矿所死里逃生，二奇也；穿越两千余里敌占区回家，三奇也。这传奇，彰显着大伯与家乡人民的家国情怀，连接着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录着鬼子侵华的罪恶，焉能不记？

谨作此文，以献给大伯和家乡那些为抗日而死的无名英雄们！

2019年11月24日晚于滨州

后记

次日晚，与陈德泽通话，得知他父亲是自己跳车逃跑的。他说，父亲在世时说有一次赶集曾碰上被鬼子押送天津时同车的一个战友，那个人是阳信镇张胡村的，也是从东北逃回来的。那个人的名字叫不上来了，只知道是前县体委主任刘清亭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