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这样一种火焰，黑色的，仿佛遗弃于墙角的墨菊，在夜幕下孤寂地摇曳，花瓣的金丝已被风霜噬断，凋残了。但就是这叫人哀怜，柔弱无力，没丁点儿烈火的熊熊气势的黑火焰，却把寒夜烧了个窟窿！

我不止一次地在她对面肃立，震惊得说不出话……

我走进昌盛律师事务所时他已在这儿呆了好久，或者已来过多次，因为我看出律师们对他的诉说已毫无兴趣，谁都懒得看他一眼，有的甚至表现出了厌烦，巴不得他早点离开。而在他却是已无处可去，并且像在灭顶的深水里抓住一棵救命稻草似的绝不肯放弃。他也感觉到了律师们的冷漠，我一进门就朝着我滔滔不绝地说起他的遭遇，不管我愿不愿听。

这个大约六十多岁的人年轻时候是名医生，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生活的风帆刚张开，要远航了，但还不会看风使舵的小伙子一驶出港湾就触了暗礁——他在“鸣放”中积极地给院党委书记提意见，这天上班前他兴冲冲地早早来病房后边大道上打扫那掺在斑驳秋阳里的金黄落叶，书记路过这儿顺便向他宣布：“你不要放下这把扫帚了……”从此他便抱着这把彗星状的扫帚与院里的右派们一块扫街，扫厕所，一块站在台子上顶着高高的纸帽子挨批斗。可是后来同伴们一个个陆续“摘掉帽子”，却没人理着他，直到几十年后全国的右派统统平了反，他的“帽子”仍然像孙悟空头上的那道金箍。这下他慌了神，壮起胆子到县组织部门去找，然而翻出全县右派的档案，那里面根本没有他的名字，原来他当年根本就不是右派！接下来的事情似乎更糟：你不是右派怎么给你恢复名誉，安排工作，补工资？找当事人出证明材料吧，当事人已不在人世；上访，跑省城、跑北京，十几年过去他唯一的收获是跑出了一堆透了底的鞋子。有病乱求医，他又“摽”上这家律师事务所。“我怎么就不是右派呢！”他揪住自己的头发狠命地撕扯。

一位年长的律师叹了口气，“……太荒唐了！”

他赶忙上前递烟——这小小的同情就使他感激不尽。

老律师又叹口气，像自言自语，“认命吧，这事谁也帮不了你……”

我在一旁望着他，他的头发特别的白，简直像雪，晃得眼不好受。额上的皱纹密而深，用锋利的刀刻出来似的，我好像看到这把刀寒光闪闪。这时，他干枯呆滞的两眼死死盯住了我，在向我寻求援助，不，是乞求。这目光扎得我心里疼痛，我不敢正视。退一步讲，就是能帮他落实政策，他四十多年的美好年华，他的青春、生命能补偿？人能重活一回？命运与他开的这个玩笑真不小，几乎“玩”掉了他的一生。

乡间有句俗话：“哭也找不着调”，他的处境正是如此。他说话开始颠三倒四，断断续续。他一会儿想哭，一会儿想笑；哭，却哭不出来；笑，又不像笑的样子；说哭不是哭，说笑不是笑。

“没法告我也要告！……”他擦了擦眼，咧了咧嘴。

就是在那一刹那，我从他嘴角咧出的苦笑上，看到了这黑色的火焰。

每年夏天我都到故乡住几天，这是过去当教师养成的习惯。这些年还保留着它，我不愿割断与故乡之间的脐带。今年回去脚还没站稳，父亲就告诉我：铁蛋前天出车祸死了！

我被定在原地半晌不能动。铁蛋是和我一棵树下打干棒长大的好友，我进城上大学，是他卖掉一口袋麦子给我买了只手表。每次我回村都在他家里喝个烂醉。我得去看看他的爱人和孩子。推开那木栅栏小门，院子里凌乱、凄凉，昏暗的屋子里没开灯，铁蛋嫂一个人坐在床沿上，披散着头发，见我来，泪又涌出，哑着嗓子：“狠心的，不带我去……”

铁蛋嫂说她老看见铁蛋在窗外站着，闭上眼就看见铁蛋往屋里走。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孤单，怕；早晨睁开眼，空空荡荡，想到这一天可咋熬过，更怕。说罢又哭：“狠心的……”

四周暮色围拢过来，要将她吞掉似的。

这个家庭陷进了泥沼。本来铁蛋家在村里就是出了名的“狗不啃“——穷得骨头上没肉——他娘在世时一年到头丢不下药罐子，把家当都煎了药喝了，铁蛋二十八九了还没个女人，好不容易西庄一个跛脚姑娘看上他的老实、有力气，但张口就是“不盖五间大北屋俺不进你的门”。过了这村没了那店，铁蛋只好投亲靠友，东借西挪，总算在高高的债台上垛起了五间屋，娶了媳妇。谁料头生孩子是个丫头片子，为续香火，他们又躲躲藏藏“打游击”生了二胎，儿子的代价是罚款五千元。铁蛋可真被生活沉重的负荷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去年，他砸锅卖铁、托人担保贷款买了辆拖拉机，打谱跑运输还还账，可老天不让人活，人、车还有那车石头全摔碎在那条叫“狮子口”的山谷。扔下这样一个家叫一个女人怎么支撑？何况这女人还有点愚，什么都指望丈夫，到集上买把铁锨、耙子离了铁蛋都不行。铁蛋过“七日”，我在街上碰见上完坟回家的铁蛋嫂，她走起路来像盲人似的，迟缓而机械，面如死灰，那种深深的悲哀和绝望的死灰。才几天功夫她就这样老了，人比深秋的草还脆弱！

要返城了，我又去看望铁蛋嫂，我想劝她千万别想不开，把铁蛋的独苗养大，他在九泉之下才会安息（农村中常有喝药水寻短见的）。这时候太阳刚升到两竿子高，天井里洒了一片鲜鲜的晨光。铁蛋嫂正在送小儿子上学——恰好是小学开学日——她给儿子挎上带子过长的新书包，整整他的衣领，瞅着那张红扑扑的小脸蛋儿，她还未退尽哀伤的嘴角渗出一丝笑意！

——一簇美丽的黑火焰！

我回来的路上风很清爽，我相信铁蛋嫂会挣扎着挺起来的！

母亲那黑火焰般的笑时时地闪耀在我的头顶！

母亲在我们的日子刚有起色，准备让吃了半辈子苦的她享点福的时候得了癌症，这一年她才五十五岁。我们痛恨极了那只冥冥中主宰着一切的黑手，但得瞒住母亲，于是我们兄妹都装出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的样子。而母亲，经过几个医院的检查，从医生们那一致的诡秘口气上，从远远近近来看望她的亲友暧昧的神情上早已猜定自己是啥病，她要减轻我们的精神压力，她也竭力装得轻松、快乐。这使我们常常在背后偷着流泪。

手术一年以后，母亲瘦成了一把干柴，靠着那根拐棍身子才散不了架，过去咚咚响的脚板单薄得像鸭的蹼，悄无声息了。肿瘤转移到母亲的肝部，疼痛难忍，晚上睡觉都不敢躺，只能跪着合合眼。母亲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这时候她变得对死亡百般地恐惧，她的眼睛告诉我们她是那么留恋生。这一半也是为了我们，她跟婶子念叨：“我死了，可怜他们就没有娘了……”

那年整整一个冬天天阴沉着，仿佛一方硕大无朋的铅块，吊着它的麻绳将断，它随时都可能坠落、扑来。

我托朋友小刘淘换了十盒止疼针药，母亲像看见救星一样好喜欢。可她捧起药盒抚摸了一会儿，又小心地放进了抽屉。她舍不得用，她听说这种针药打了成瘾，你催她打，她总是说“再过几天，再过几天……”而且疼得多么厉害她也不躺在床上——大概她知道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输完液，她就拄着拐棍出去，歪歪斜斜地在院子里转——直到去世她也没躺倒，她是站着死的！——她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硬撑了下来，咬着牙，拧着双眉，拧着满脸的肌纹，在我们面前，嘴角却还要挂上笑，那意思是“我身子骨还硬着呢，这点儿小毛病算个啥，甭牵挂我……”这笑和眉头上的大疙瘩统一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笑！

母亲生日这天，我们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赶来，姨、表妹、表兄他们也来了。这恐怕是母亲最后一个生日了，大家都拿不准“制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好。还是母亲定了“调子”：姐姐抱来一只咯咯叫的老母鸡，要母亲日后熬鸡汤喝，母亲弹了下老母鸡的脑壳说：“鸡腚眼子是咱庄户人的银行啊，你把银行吃掉，以后还过日子不？”二妹在县城上班，特意买了两包三明治请母亲尝尝，母亲沾了一嘴白奶油，她故意夸张地一抹：“我从国外旅游回来了，俺闺女给打的车票……”母亲今天是这么风趣，话这么多，直说得鼻尖儿冒出了细细的汗珠子。大家也都顺着母亲说，随着母亲笑，加上她的小孙子、小外甥们吱吱呀呀满地乱滚，屋子里显得热热闹闹。但是我注意到，母亲说笑一阵就去南屋走一趟儿。这次我悄悄跟了去，透过门缝我发现，母亲正伏在桌子上，拿桌面棱儿顶住肝部，两腿用力蹬着地面，十个铁钩似的指头则扣在眉头上，使劲地掐那越凸越高的大疙瘩！

啊，我的拼竭性命笑着的母亲！

人类天生会笑，人类从来不缺少笑，哪怕是无声的苦笑、惨笑。

生在厄运、苦难、痛苦上的笑（这里的土壤最贫瘠也最肥沃），根埋得很深，在沉沉的底层默默积攒着力，从痴痴地梦着的那轮太阳里汲取着热，谁也压不住、扼不死它，到时候，一束星光就能将它点燃。

那实在是一种悲壮的黑火焰，一种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

暗夜里，世界也不会失去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