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崇拜的一个人
2017-01-03 00:00:00
回到老家,没见到哥哥,嫂子告诉我“你哥卖暖壶去了。”我才知道,半年前哥哥弄了辆摩托斗子车,搞起了暖壶生意——从淄博一家暖瓶厂提货,到附近村子去卖,一天可挣一二十块钱,运气好的时候能到三十多。嫂子说只要地里的活腾得出手,他就往外跑。 哥哥这个转变叫我暗暗吃惊。我最了解他,他是那种特要面子的人,不体面的事从不沾边儿,年轻时在众人跟前一站都脸红。刚“开放搞活”那会儿我曾鼓动他做买卖,他说做买卖满乡里窜,吆吆喝喝,那不是当众丢丑吗?我想象不出,现在,穿一身破旧衣服,头发被风吹得如一把乱草,皮肤红黑的哥哥,走街串巷,不停地大声叫卖,夹着那只少皮无毛的提包,为了块儿八毛的钱,与一帮叽叽喳喳的妇女争持不下,脸上是不是还发烧? 门口响起突突的马达声,是哥哥回来了。我接过他的车,见车上还满满的:“没卖掉?”“唉,今天生意不好,刘家庄、浒山铺、大耿小耿……跑遍了,连个出来问问的都没有。”他咧了咧嘴。可当看到我儿子,他立刻有了笑容,招呼我儿子过去,扶他上车,“此乃吾赤兔座骑,尔何不一试?”他喜欢用文言逗我儿子玩,顺便拿衣袖抹了抹车把。这是一辆崭新的野马牌摩托斗子车,金字,红漆,哥哥把它擦得锃亮,瓦圈、护圈上除了挂着层浮尘,无一点积垢、泥巴。儿子在上面呀呀地喊起来。 “放假了吧?我估摸今天、要么明天你们准会来家。”哥哥边说边一只手在车斗里“摸鱼”——摸到了一塑料兜青菜,有茄子、韭菜、黄瓜,还有一包猪头肉。嫂子早就忙开了,不大工夫,沏好茶,四个盘子端上小圆桌。哥哥打开他埋在粮囤里的范公大曲原酒,满满地斟了两茶碗。我对酒并不感兴趣,只被动地举杯,哥哥喝酒发出嗞嗞的响声,然后咂咂唇,很香的样子。 没等我说话,他就像自我解嘲地说:“不做买卖,撑不住了……”这一杯他喝得猛了些,呛出了眼泪。我清楚,三个侄女侄子先是在外面上学,随之而来的是找工作,买房子,把家掏空了,哥哥实在没“辙”了。“……村里人都想着法儿挣钱,有有门道的,老拐在县城包工程,小活就四五万;于大亮置了脱绒机,和他小舅子白天黑夜倒班干;七队瞎祥子开起了家具厂……咱拉掉腚了……”哥哥又猛喝一口酒。我趁机劝他:“咱能不能也干大的?”一是我觉得论文化论见识他们都不如哥哥,二是打本心里说,我不赞成他卖暖壶,不愿他骑着辆摩托斗子车到处转,我有个朋友在市交警支队宣传科,他常“危言耸听”地大讲交通事故目前是对城乡威胁最大的阴险杀手。可说到这里,哥哥神色迷茫:“干啥呀?别的干不了了。” “怎么干不了?钱不够,我们凑一凑。”我以为他是缺资金。 哥哥摇头,叹气。 一团棉絮一样的东西堵住我胸口。 哥哥比我大六岁,我读小学时他已上中学,中学在明家集,周末他放学回来,路过我们学校,到老师办公室看报纸,他的学生蓝制服整齐干净,显得英姿勃发(母亲是吃糠咽菜也要把他的大儿子打扮好的),我们着浅灰制服上衣、总是挽起两折袖管的王老师也很年轻,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一起常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大事,他们有时候谈得十分热烈,慷慨激昂,小伙伴们羡慕地对我说,看,你哥哥!他们还常举行球赛,我们当观众,哥哥的红球衣像火一样耀眼,黑亮的头发随着跑动一掀一掀,他身手敏捷,不断跳跃上栏,他每投中一个球我都使劲拍巴掌。我接触小说也是从哥哥开始的,他回家就带回一本新小说,我记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青春之歌》《艳阳天》等等,他看小说入迷,吃着饭眼睛却盯在书上,筷子伸到了汤碗里,他看完了我才捞着摸一摸。他写的文章我没见过,但多年后我到故乡出发,在县委见到哥哥的一位同学,他知道我和哥哥同村,却不知道我们是亲兄弟,说起话来,他很感慨地说,“你村里李登勤可是个大才子,可惜混得不行。” 哥哥混得不行有个很关键的原因:他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刚过,“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课,招生工作自然中断,哥哥只身去了百里以外的一家油棉厂当临时工,扛棉包,一月四十元的工资。买不起自行车,他很少回家,这期间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村里,我们村只考上了哥哥自己。可是这张录取通知书好像并没给这个贫苦家庭带来喜庆之气,倒是在父亲的眉间堆起了蒜头大的疙瘩,父亲内心深处展开了一场多么激烈的战争——一边是哥哥的前程,一边是四十元钱,掌秤多年的父亲竟三天三宿掂不出孰轻孰重。家里实在太穷了,父亲太希罕钱了,父亲咬了咬牙,把那张录取通知书锁进了抽屉。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四五个月,哥哥干完临时工回来了,父亲不敢告诉哥哥录取通知书的事,还求左邻右舍千万帮他捂住。但这只“手”不够大,哥哥外村的同学泄了“密”。他砸开父亲的抽屉,攥着他的录取通知书放声悲号。他几天不吃饭,几天哭闹不休,吓得母亲不得了。过了一段日子,哥哥才慢慢安顿下来。 无学可上,回到村里的哥哥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回乡知识青年”,回乡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经得住锻打的,由群众推荐上大学。哥哥在这大熔炉里蜕了多少层皮,茧子硬过了铜钱,他成了一块好钢,有幸从公社领到一份推选表。初荐名额村村有,小村一人,大村三四人,而全公社三十六个村只往外保送五名。这是农家后生跳出农门的惟一途径,挤破了头。推荐工作搞得够严格的——那时候还不兴走后门,至少是不大张旗鼓地走——层层筛选,优中选优,到第六名时名单上还有哥哥,最后哥哥就仅仅因为没有高中文凭弱于其他人选而遭淘汰。这次哥哥没有哭,没有闹,他独自奔往大东洼的高粱地,吭哧吭哧的甩开了锄头,耪一垅又一垅,直耪得大汗淋漓,躺在地上“昏”过去。这之后不久,还算不错,哥哥得到一个到公社炭厂当会计的机会,然而第二年这个厂就裁员,他又去拖拉机站干“亦工亦农”。接下来的几年,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嫂子一个人无力拉扯,没办法,只好把哥哥拽回了家。 我想,哥哥肯定信命。 哥哥怎样挣扎也没挣出这块古老的土地。他被按在祖辈转了一代代的那个圈儿里,继续转下去,出息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把式。每日吃了饭,默默地下地去侍弄庄稼,干一天活,腰酸背疼,上炕倒头就呼呼睡去。读书的习惯不知啥时候丢掉了,超出油盐酱醋柴的话题几乎没有,衣着也不再在乎,上回我拿来一件半新的T恤衫,他当着我的面就换上,我的衣服他穿着小,箍在腹部像个桶,他拍拍肚子,憨憨地笑着——在过去他绝对不会这样。他完全变为另一个人。他的远大抱负呢,他出众的才华呢,他那股敢说敢干的闯劲儿呢?前些年他拼死拼活也要供孩子考出去——那是他没实现的梦,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种好二亩多责任田,做买卖挣点钱儿,及早还上他们上学、找工作、买房子拉的那堆帐。 我还能说什么? 这时,哥哥去厨房做菜——非要亲手做道菜让我尝——他一起身,那没过半百就差不多全白了的头发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灼痛了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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