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崇拜的一个人
2017-01-03 00:00:00
回到老家，没见到哥哥，嫂子告诉我“你哥卖暖壶去了。”我才知道，半年前哥哥弄了辆摩托斗子车，搞起了暖壶生意——从淄博一家暖瓶厂提货，到附近村子去卖，一天可挣一二十块钱，运气好的时候能到三十多。嫂子说只要地里的活腾得出手，他就往外跑。 哥哥这个转变叫我暗暗吃惊。我最了解他，他是那种特要面子的人，不体面的事从不沾边儿，年轻时在众人跟前一站都脸红。刚“开放搞活”那会儿我曾鼓动他做买卖，他说做买卖满乡里窜，吆吆喝喝，那不是当众丢丑吗？我想象不出，现在，穿一身破旧衣服，头发被风吹得如一把乱草，皮肤红黑的哥哥，走街串巷，不停地大声叫卖，夹着那只少皮无毛的提包，为了块儿八毛的钱，与一帮叽叽喳喳的妇女争持不下，脸上是不是还发烧？ 门口响起突突的马达声，是哥哥回来了。我接过他的车，见车上还满满的：“没卖掉？”“唉，今天生意不好，刘家庄、浒山铺、大耿小耿……跑遍了，连个出来问问的都没有。”他咧了咧嘴。可当看到我儿子，他立刻有了笑容，招呼我儿子过去，扶他上车，“此乃吾赤兔座骑，尔何不一试？”他喜欢用文言逗我儿子玩，顺便拿衣袖抹了抹车把。这是一辆崭新的野马牌摩托斗子车，金字，红漆，哥哥把它擦得锃亮，瓦圈、护圈上除了挂着层浮尘，无一点积垢、泥巴。儿子在上面呀呀地喊起来。 “放假了吧？我估摸今天、要么明天你们准会来家。”哥哥边说边一只手在车斗里“摸鱼”——摸到了一塑料兜青菜，有茄子、韭菜、黄瓜，还有一包猪头肉。嫂子早就忙开了，不大工夫，沏好茶，四个盘子端上小圆桌。哥哥打开他埋在粮囤里的范公大曲原酒，满满地斟了两茶碗。我对酒并不感兴趣，只被动地举杯，哥哥喝酒发出嗞嗞的响声，然后咂咂唇，很香的样子。 没等我说话，他就像自我解嘲地说：“不做买卖，撑不住了……”这一杯他喝得猛了些，呛出了眼泪。我清楚，三个侄女侄子先是在外面上学，随之而来的是找工作，买房子，把家掏空了，哥哥实在没“辙”了。“……村里人都想着法儿挣钱，有有门道的，老拐在县城包工程，小活就四五万；于大亮置了脱绒机，和他小舅子白天黑夜倒班干；七队瞎祥子开起了家具厂……咱拉掉腚了……”哥哥又猛喝一口酒。我趁机劝他：“咱能不能也干大的？”一是我觉得论文化论见识他们都不如哥哥，二是打本心里说，我不赞成他卖暖壶，不愿他骑着辆摩托斗子车到处转，我有个朋友在市交警支队宣传科，他常“危言耸听”地大讲交通事故目前是对城乡威胁最大的阴险杀手。可说到这里，哥哥神色迷茫：“干啥呀？别的干不了了。” “怎么干不了？钱不够，我们凑一凑。”我以为他是缺资金。 哥哥摇头，叹气。 一团棉絮一样的东西堵住我胸口。 哥哥比我大六岁，我读小学时他已上中学，中学在明家集，周末他放学回来，路过我们学校，到老师办公室看报纸，他的学生蓝制服整齐干净，显得英姿勃发（母亲是吃糠咽菜也要把他的大儿子打扮好的），我们着浅灰制服上衣、总是挽起两折袖管的王老师也很年轻，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一起常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大事，他们有时候谈得十分热烈，慷慨激昂，小伙伴们羡慕地对我说，看，你哥哥！他们还常举行球赛，我们当观众，哥哥的红球衣像火一样耀眼，黑亮的头发随着跑动一掀一掀，他身手敏捷，不断跳跃上栏，他每投中一个球我都使劲拍巴掌。我接触小说也是从哥哥开始的，他回家就带回一本新小说，我记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青春之歌》《艳阳天》等等，他看小说入迷，吃着饭眼睛却盯在书上，筷子伸到了汤碗里，他看完了我才捞着摸一摸。他写的文章我没见过，但多年后我到故乡出发，在县委见到哥哥的一位同学，他知道我和哥哥同村，却不知道我们是亲兄弟，说起话来，他很感慨地说，“你村里李登勤可是个大才子，可惜混得不行。” 哥哥混得不行有个很关键的原因：他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刚过，“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课，招生工作自然中断，哥哥只身去了百里以外的一家油棉厂当临时工，扛棉包，一月四十元的工资。买不起自行车，他很少回家，这期间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村里，我们村只考上了哥哥自己。可是这张录取通知书好像并没给这个贫苦家庭带来喜庆之气，倒是在父亲的眉间堆起了蒜头大的疙瘩，父亲内心深处展开了一场多么激烈的战争——一边是哥哥的前程，一边是四十元钱，掌秤多年的父亲竟三天三宿掂不出孰轻孰重。家里实在太穷了，父亲太希罕钱了，父亲咬了咬牙，把那张录取通知书锁进了抽屉。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四五个月，哥哥干完临时工回来了，父亲不敢告诉哥哥录取通知书的事，还求左邻右舍千万帮他捂住。但这只“手”不够大，哥哥外村的同学泄了“密”。他砸开父亲的抽屉，攥着他的录取通知书放声悲号。他几天不吃饭，几天哭闹不休，吓得母亲不得了。过了一段日子，哥哥才慢慢安顿下来。 无学可上，回到村里的哥哥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回乡知识青年”，回乡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经得住锻打的，由群众推荐上大学。哥哥在这大熔炉里蜕了多少层皮，茧子硬过了铜钱，他成了一块好钢，有幸从公社领到一份推选表。初荐名额村村有，小村一人，大村三四人，而全公社三十六个村只往外保送五名。这是农家后生跳出农门的惟一途径，挤破了头。推荐工作搞得够严格的——那时候还不兴走后门，至少是不大张旗鼓地走——层层筛选，优中选优，到第六名时名单上还有哥哥，最后哥哥就仅仅因为没有高中文凭弱于其他人选而遭淘汰。这次哥哥没有哭，没有闹，他独自奔往大东洼的高粱地，吭哧吭哧的甩开了锄头，耪一垅又一垅，直耪得大汗淋漓，躺在地上“昏”过去。这之后不久，还算不错，哥哥得到一个到公社炭厂当会计的机会，然而第二年这个厂就裁员，他又去拖拉机站干“亦工亦农”。接下来的几年，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嫂子一个人无力拉扯，没办法，只好把哥哥拽回了家。 我想，哥哥肯定信命。 哥哥怎样挣扎也没挣出这块古老的土地。他被按在祖辈转了一代代的那个圈儿里，继续转下去，出息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把式。每日吃了饭，默默地下地去侍弄庄稼，干一天活，腰酸背疼，上炕倒头就呼呼睡去。读书的习惯不知啥时候丢掉了，超出油盐酱醋柴的话题几乎没有，衣着也不再在乎，上回我拿来一件半新的T恤衫，他当着我的面就换上，我的衣服他穿着小，箍在腹部像个桶，他拍拍肚子，憨憨地笑着——在过去他绝对不会这样。他完全变为另一个人。他的远大抱负呢，他出众的才华呢，他那股敢说敢干的闯劲儿呢？前些年他拼死拼活也要供孩子考出去——那是他没实现的梦，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种好二亩多责任田，做买卖挣点钱儿，及早还上他们上学、找工作、买房子拉的那堆帐。 我还能说什么？ 这时，哥哥去厨房做菜——非要亲手做道菜让我尝——他一起身，那没过半百就差不多全白了的头发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灼痛了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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