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年前，无棣籍王文棨在处置美国“罗妹”号商船在台湾失事涉外案件时，有勇有谋，不卑不亢，以武力威慑了不可一世的美军，美国人蓄谋已久的侵台诡计遂破灭。

“王文棨，字柳庄，同治癸亥进士，以知县发福建，署嘉义县，改台防厅同知，招安生番，冒险入不测，番人罗拜听命，其出也列炬夹道。”（《无棣县志·人物·循良》中华民国十四年版）此处指的就是王文棨处置美国“罗妹”号商船失事的涉外案件史料。

王文棨，字柳庄，山东海丰（无棣）信阳人，清同治二年（1863年）恩科第三甲第四名进士，即补福建惠安县知县，历任台湾嘉义知县、台湾彰化知县、台湾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以同知衔回署台湾嘉义知县、台湾府抚民理番海防粮捕通判、福建邵军府同知、台北府知府等职。王文棨在台期间，清正廉明，颇有政声，台湾史志文献多有记载。“王文棨，字柳庄，山东海丰人，进士，即用知县，补福建惠安县。同治三年，奉檄来台湾，署嘉义、彰化知县、台防同知，皆有政声。”（《台湾通志•列传•政绩》中华民国八十二年版）

“罗妹”（The Rover，又译“罗美”“罗发”)号商船是一艘三桅帆船，隶属美国。美国籍商船怎么会在中国领海恣意航行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咸丰十年（1860年）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订约均提及福建之台湾通商一事，中法《天津条约》则正式列入台湾、淡水通商条件。有了国际条约的规定，清政府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6月和清同治三年(1864年)5月，被动在淡水和台湾正式设海关，通商开港。台湾正式开港通商后，美国、英国、德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丹麦、日本、澳大利亚、秘鲁、巴西等国家的商船纷纷随之而来，中国海域遂成了洋人的乐园。

清同冶六年二月初七日（1867年3月12日），美国籍商船“罗妹”号自广东汕头开往山东牛庄途中因遇台风迷失方向，经过台东红头屿海面，漂流到台湾南端巴士海峡中，在七星岩触礁沉没，船长亨特（J. W. Hunt）夫妇和14名船员登上小艇逃生。在台湾岛南部门户——琅峤地区（今台湾恒春半岛），从鬼仔舟龟仔角龟鼻山（今鹅銮鼻附近）登陆。由于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联系就擅自侵入，猝遇生番（当地原住民——高山族科亚人部落）阻击，亨特夫妇等人被戕害，仅一名广东籍厨子逃至打狗（今台湾高雄），向官方诉其始未。

驻安平（今台湾台南市三十七个行政区之一）英国领事贾禄（Ｃarrol）知晓此事后，一方面通过驻北京英公使向美国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告知，一方面派驻安平巡戈至打狗的英舰“柯尔摩兰”号前往出事地点，希望能赎回或找到“罗妹”号未遇害船员。英舰于3月26日抵达龟仔角，又遭原住民之箭射，英舰不敢深入进攻，以舰炮猛轰丛林后，不敌而返。4月24日，驻厦门美国领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法裔美国人，曾担任日本政府外交顾问，日本第一次侵台与其关系密切）自行搭乘美籍轮船“亚士休洛”号前往龟仔角，企图与原住民交涉，但终以无人敢上岸传送消息而作罢。6月13日，美国政府派亚细亚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培尔（R. A. Bell）率“哈特福”号和“窝明”号二舰，载181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官兵，从鬼仔舟登陆，先开炮，后进军，企图趁机侵占台湾。原住民散伏苍莽岩山之中，将美军引诱上山，从后面包抄，以飞标掷石及毒箭鸟枪发动攻击。美军在山路崎岖、地理险阻之下，进退维谷，伤亡惨重，指挥作战的副舰长麦肯基上校（A. S. Mackenzie）被当场击毙，其余美军侵略者不得不逃到军舰上，仓皇潜逃。

美军战败后遂向清政府交涉，并声言回国添兵，秋冬之间，再来剿办。同年九月，分巡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向驻厦门美国领事李仙得照会：“清国即派文武大员究办，不必劳客军，如欲观察，可乘本国轮船来临。”并下令台湾总兵刘简青、台湾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王文棨领兵前往琅峤地区，处置此案。

“罗妹”号事件发生时，王文棨任台湾府（台湾建省前台湾地方行政之内政最高统治官署衙门，时隶属福建省，领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澎湖、噶玛兰淡水三厅，治所位于今台南市）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其主要职责有二，其一是分掌海防兼地方盐、粮、捕盗、海疆、河工、水利等事务，其二是专管少数民族地区事宜。

当时，琅峤地区隶属台湾府，该地尽系生番，鲜食茹血，蒙头露目，手执寸铁，伏林莽以伺人，赛髑髅而称杰。王文棨历署嘉义知县（清同治三年，即1864年）、彰化知县（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与当地高山族、平埔族、排湾族等原住民相处融洽，深得民心。“暨查有前署台湾镇总兵曾元福于该处情形最为熟悉，委署台防同知王文棨前在嘉义任内深得民心，檄派令随该镇道相机妥筹，务将滋事之凶番，缉获惩治，一面查起被害洋人尸身交领，以仰副圣朝柔服远人之至意。御批：该衙门知道。”（清•宝鋆《清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十》）

再说美国政府指派的海军陆战队在琅峤地区战败后，遂向清政府交涉，并声言回国添兵，秋冬之间，再来剿办。

王文棨在办理这起涉外案件时，没有奴颜婢膝去迎合洋人，而是以武力威慑洋鬼子，使他们无所呈其伎。基于美国人尚未深悉番情地势的情况下，王文棨迅速在琅峤地区调屯兵，对美国人以示军威，使其无所施其狡计，“飞檄前台湾镇曾辑五总戎元福、台防同知王柳庄司马文棨遴调屯兵，外示军威，密函嘱以善抚各番，相机办理……幸彼时番情地势，西人尚未深悉；又慑于我之先发，无所施其狡计。”（清·丁绍仪《东瀛识略·卷六》）

王文棨在遴调屯兵、外示军威的同时，凭借多年来与生番结下的友谊，只身深入“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胡狼出没，人迹罕至”的琅峤地区18个番社，与被世人称为“豺目兽心，见人即杀，不可理喻，为声教所不及”的猪朥束社头目卓杞笃交心恳谈。由此得知，此次“罗妹”号被原住民所杀，并非无因。只缘五十年前龟仔角社原住民曾被洋人登山酷杀，几无孑遗，以致世世挟仇，希图报复。也就是说，此次杀戮是为了报血海世仇。于是，王文棨对各番士民好言抚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扬德化，对一些明事理之人优加犒赏。于是，各社生番经王文棨抚谕之后，仰怵圣主恩威，均各相率来见。莫不以手加额，喜出望外。至此，生番民心得以安抚，洋夷侵华美梦破灭。“十月朔，王柳庄自琅娇回，述及李酋颇有勾结生番，贿通闽、粤客庄之事。余早逆料及此，曾致书柳庄设法破之，柳庄能从吾言，未堕李酋之计。”（清·吴大廷《小酉腴山馆主人自着年谱·卷一》）吴大廷在给清廷的折子中亦云：“奴才于十九日回至琅内山，各社生番经王文棨等抚谕之后，仰怵圣主恩威，均各相率来见。复经奴才阐扬德化，优加犒赏，莫不以手加额，喜出望外。”

王文棨在处置“罗妹”号事件前，即忠君爱民，文韬武略。

“王文棨，署嘉义县，剿捕戴匪，悉平。”（《无棣县志·人物·循良》民国十四年版）此事指的就是王文棨剿捕震动清朝廷的“戴潮春事件”余党之事。“戴潮春事件”是清代台湾“三大民变”之一，也是时间最久者，自1862年（清同治元年）起事至1865年（清同治四年）平定，共历时四年余。

清同治三年（1864年），王文棨奉檄由福建赴台湾，署任嘉义县知县，正好赶上平息“戴案”会党余部战事。于是，王文棨尽心尽力协助清廷水师提督曾元福、台湾兵备道丁曰健带兵分路进剿“戴案”匪党，或悬赏购拿、或亲临剿捕，战功卓著，陆续搜获“戴案”匪党吕日安、吕大哮、吕阿兹、颜合、谢元金、胡正、李佳角、丁仔斗、谢红蟳、潘欉、郭由、何任癸、江旺、简必、李春、徐后、徐婴、黄登、胡纱、唐美、欧仔牙等逸犯，为剿捕、肃清“戴潮春事件”余党立下汗马功劳。“同知衔署嘉义县知县即用知县王文棨该员到任后，节次搜捕逸犯吕日安等多名；嗣因漏逆张阿乖窜至东势坑抢掳，带勇会捕，格毙逆首张阿乖，擒获匪党二十余名，实属最为出力。”（清·丁曰健《治台必告录·会奏妥筹善后折》）

清同治五年（1866年），王文棨调任台湾彰化县知县时，不畏豪门，为民除害，“有林文明者虎而冠，所为多不法，控案重迭，抚宪委员并鞫之，立置于法，其党凶凶几为变，以防御严事乃戢。”（《无棣县志·人物·循良》民国十四年版）“在彰化，土豪有为民害者，剪除之。”（《台湾通志•列传•政绩》中华民国八十二年版）时为台湾兵备道的丁曰健向朝廷奏请推荐王文棨今后可以“同知”衔回大陆福建任职。“拟请补缺后，（王文棨）以同知留闽补用。”（清·丁曰健《治台必告录·会奏妥筹善后折》）

王文棨妥善处置完美国“罗妹”号商船失事的涉外案件后不久的清同治七年（1868年），以“同知”衔回署嘉义县知县。清同治九年（1870年），升任台湾府抚民理番海防粮捕通判（治所在噶玛兰厅）。在噶玛兰（即今台湾宜兰，是为高山族人聚居地）任职五年期间，王文棨倡学重教，抚民理番，肃反积案，为民敬仰。离任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设立祠堂纪念他。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庙，加以奉祀，以颂其功德，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调署噶玛兰通判，有惠政。去之后为立生祠。”（《无棣县志·人物·循良》中华民国十四年版）“九年署噶玛兰通判，力去积弊，案多平反。去任，兰人设位，祀于文昌宫左。”（《台湾通志•列传•政绩》中华民国八十二年版）“同治九年（西元一八七0年），署噶玛兰通判” （《重修台湾省通志•人物志》中华民国八十七年版）。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王文棨准补福建省邵武府同知。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建立台北府（隶属福建省，领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一厅，治所位于今台北市中山堂附近），统管台湾行政。因王文棨在台十载，足迹遍布台湾，参与了台湾的开发和治理，对台事务熟悉，为民慧政，多有政绩，故被清政府任命为台北府首任知府。令人惋惜的是，王文棨怀揣刚刚登基的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的“圣旨”由福建赴台北途中，不幸染疾，病逝他乡。

王文棨赴台北府知府任上殁的消息上报京城后，光绪帝甚为痛惜，对其家眷多有抚慰。王文棨病逝后第三年，也就是清光绪四年(1878年)，台北府正式开府。开府当年和第二年，清政府先后任命向熹、林达泉为知府，但向熹并未到任，林达泉时为台湾知府试署台北，因积劳弃世于任上。真正到台北府就任正式知府的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 闰三月任命的陈星聚，故史称陈星聚为台北首任知府。尽管如此，王文棨名义上还是第一任台北府知府。

——无棣电视台  张海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