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我与在老家生活的母亲通电话，临挂电话时，母亲说：“还得给你个任务呢。”我感到奇怪，心想是不是老家房屋需要修缮，让我抽空回去一趟呢？听母亲说完我才释然，原来是让我抽空写两幅字，她要送给赵老师。

赵老师名叫赵玉珍，是我小学时的老师，跟我母亲同岁，今年都八十岁了。

春节期间，赵老师到我母亲那里串门儿，看到墙上挂着我写的几幅字，觉得好看，请求母亲让我抽空给她写两幅。

赵老师的老伴去世很多年了，后来，她又在县城找了个老伴过到现在。老两口有工资收入，双方儿女都不反对。近两年可能是年龄原因吧，这个现老伴的子女对她很不友好，见面冷言冷语，她很伤心。

听母亲说，赵老师让孩子们在县城买了一处平房，三间北屋现正在粉刷阶段，等安排好了就与老头分开，各过各的。要迁新居，对我的字产生了兴趣。

赵老师娘家是县城东关村，她师范毕业后，到我村教学。她找的对象是我村一名退伍军人，在村里当代销员。

在过去那个贫穷年代，家里有个吃商品粮的，又加上丈夫在村里开着唯一的代销店，生活在村里算是拔尖的。

我们家相比较而言是贫困户，我上学拿干粮，最好的是玉米面窝头，有时还拿过煮熟的地瓜干。

最初，我们家与赵老师家并没有多少交集，她住村东头，我家在村子偏西南，除了上学外，平时见不着她。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我同学。

大约在一九七七年，我母亲成了代课教师，与赵老师同事。她们交流多了，赵老师也了解到我家经济状况，之后经常把家里多余粮食拿给母亲。母亲把自己织的老粗布给赵老师送过去，作为回报。

在本村小学同学中，我与赵老师大儿子关系比较好。后来赵老师三个儿子都沾了母亲光农转非，大儿子成了棉纺厂工人。二儿子参军退伍后也去了大棉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兄弟几个都农转非吃上供应粮，这对我们在地里刨食吃的老百姓来说是很令人羡慕的。

当时我已是民办教师，边教学边与妻子侍弄着家里的几亩地。

赵老师老伴去世后，她又找了个新老伴，搬到城里居住。村里的房子无人居住，常年关着门。后来我的一个同村同学在里面租住了几年。每逢过年过节，她会跟着孩子们来老家走走，给老伴上坟，因老家租出去，没处落脚，大多数是在她丈夫六弟家坐会，有时也到我家串个门。二零零六年，家父去世，母亲在老家独自待了几年，赵老师在城里闷得慌就回老家找我母亲聊天，有几次在家里吃过午饭再回去。按辈分，赵老师的丈夫与我爷爷同辈，我应该叫她奶奶。

听母亲说，早在跟赵老师交往之前，我们两家的关系就不错。母亲给我讲了个故事：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因文革村里闹两派，我父亲老实，没有选边站，被列入“保皇派”，村里几个年轻造反派为批斗大队书记，也给父亲罗列了几大罪名，准备开批斗会。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听得大门轻轻响了几下，像有人扣门，出去一看，门外站着个人影。那人影听到脚步声，轻轻说，别害怕，我是某某某，来给某某（我父亲的名字）通个话，有人给你列了几大罪状，到明天要开批判会，可千万要小心啊。说完，那人就离开了。我母亲说，来报信的就是赵老师的丈夫，那是个好人，一个有良心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到外地教学，有时回老家时经过县城，赶不上车，往往就去县电力局传达室找赵老师的丈夫，那时他在电力局看大门。我借他的自行车回家，返回时把车子还给他。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

赵老师跟我母亲都经历了老年丧夫之痛，心里有很多话没处诉说，因而两个老人就像姐妹一样走近了。

今年春节，赵老师去看我母亲，带了礼品。母亲对我说，赵老师腿脚不灵便，还带着东西来，我过意不去。既然他喜欢你的字，就给她写两幅，最好装裱起来，等开春暖和了，我到她新房里看看，到时候带上你的字，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给赵老师写两幅字。不巧的是，今年上半年我被派往外地参加“工作组”，一呆就是半年，虽然有轮休，每次都来去匆匆。顾不上写字装裱了。本来想写幅“福寿康宁”的字送给赵老师，看来办不到了。妻子回老家，我再三嘱托她从我早已装裱好的字画中选两幅，给母亲捎着，放到老家。

最近，母亲打电话来，说已把字给了赵老师，她非常喜欢，虽然写的不是福寿康宁，但也是学生的一片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