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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 生于1948年,籍贯山西省长治县。曾任山东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滨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滨州日报社摄影部主任,主任记者。 自1978年从事专业摄影工作近40年,足迹遍布全市所有的乡镇和有关单位,拍摄了大量图片,积累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城建等多方面的大批珍贵资料。在省级以上各类报刊发表作品累计千余幅。作品多次参加省级以上展览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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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

2018-05-14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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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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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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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从事专业摄影工作近40年,足迹遍布全市所有的乡镇和有关单位,拍摄了大量图片,积累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城建等多方面的大批珍贵资料。在省级以上各类报刊发表作品累计千余幅。作品多次参加省级以上展览并获奖。

    

     年过花甲的李建国精神矍铄,谈起自己的摄影历程更是滔滔不绝。从事专业摄影近四十年的他,用手中的镜头拍摄了10万余张照片。他在自己的摄影作品集《流年拾影》中写到:“我的快门曾不停地开启。镜头中透露了社会万象,世相百态,市井千姿……但更多的还是定格在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变化上。亲临众多的新闻现场,我感悟到了原始记录的分量,典型瞬间的珍贵!我试图用镜头留住历史,唤起人们的回忆……”

 

舅舅送的照相机引他走上摄影路

 

     1969年,高中毕业的李建国进入惠民地区造纸厂工作。当时厂里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李建国说,空闲时除了打打篮球没什么娱乐活动。

     1972年,在甘肃玉门油矿工作的舅舅来探亲。看着一表人才的大外甥,舅舅十分高兴,便问他:“你喜欢照相吗?”李建国回答:“还行吧。”舅舅又问:“我给你台照相机吧。”李建国一听乐了:“好啊!”就这样,李建国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照相机。

     “在当时玩相机可真是太烧包了。那相机120块,我工资才20块钱呢。”拿着相当于半年工资的照相机,李建国爱不释手。就是这台没有测光、没有测距的上海牌照相机,引导他走进了摄影艺术的殿堂,也决定了他今后的职业和生活道路。

     没有任何摄影基础和专业知识的李建国,开始“玩”起了摄影。李建国说:“我啥都不会,就跟着厂里的一些大学生学,边学边看书摸索。那时拍人像,给人家拍了还要自己花钱去洗,洗完了再给人家送过去。”对当时的李建国来说,摄影是奢侈的。他的工资几乎都用在了买胶卷、冲洗照片上。这种搭钱摄影的日子直到李建国结婚才有所“收敛”。

     经过几年时间的摄影练习,李建国慢慢入了门,经常被一些单位借调去帮忙拍照。后来,李建国被调入惠民地区艺术馆工作。想到以后可以从事专业摄影工作,李建国十分兴奋。

     “那段时间是我业务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时间充足了,接触的专业摄影人也多了,可以外出拍照、看各种摄影展览。当时滨州没有新闻单位,宣传部一有拍照任务就找到艺术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各种片子我都拍过。”李建国回忆说。在艺术馆工作的几年时间,李建国拍摄了大量照片,曾被聘为《山东画报》的特约记者,为《山东画报》拍摄过十余组照片,还曾在《大众日报》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若干作品。

 

在报社工作二十余年,李建国说:“摄影工作不能太在乎物质条件”

 

     1984年,惠民地区筹建第一份报纸——《惠民大众》。已经在摄影上能独当一面的李建国进入报社成为当时惟一的摄影记者。“1985年创刊的第一张报纸上用的就是我的照片。”直到2008年退休,李建国一直都从事着热爱的报纸新闻摄影事业。

    

     几十年间,李建国的装备不断更新,但他更难忘的,还是那些在暗房里孤军奋战冲洗照片的日子。“小黑屋”是李建国的暗室,等闲人物都不能进入。每次拍照归来,李建国都要抓紧时间冲洗照片。昏暗的空间里,李建国一个人配药水、冲印,从显影、定影到晾干照片,往往需要好几个小时,有时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吃饭。他说:“编辑等着排版、报纸等着印刷,哪个环节也不能等。”

     

     在多年的采访生涯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他都用过。骑着摩托车出行、跟着报纸发行车下乡镇、坐着拖拉机进田间采访,搭上三轮车赶赴交通不便的现场,李建国每天风风火火,足迹踏遍了滨州各个乡镇和村落。交通不便利的那几年,李建国的包里随身带着雨衣、雨鞋等物品救急。

      

     “干摄影工作不能太讲究。不能过分在意吃、穿、住、行,不能讲究外出坐的什么车、吃的什么饭,能填饱肚子尽快采访就行。”李建国说。外出采访时,他最怕摆酒场,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物质浪费,更会耽误大量的采访时间。李建国极少穿西装,因为拍照不“得劲”。有几次正式会议需要穿西服,用李建国的话说就是“穿上西装都不会走路了”。

      

      不喝酒、常年穿着休闲服,务实、朴素的工作作风是李建国的工作常态。李建国带的几个“兵”,如今已成为报社的中坚力量。他们习惯亲切地称呼李建国为“老头”,他们都说:“老头就是这么做的,工作上以拍到片子完成任务为主,不去讲究什么吃穿行,老头给我们带好了路。”

 

每年的“贺岁片”,一直拍到退休

 

     自1999年起,李建国连续五年拍摄除夕专题摄影报道。一进腊月,李建国就开始和同事策划选题、商量拍摄方案。连续几年,每个合家团圆的年三十,李建国都奔波在路上。李建国在他的《流年拾影》中写到:“虽然满身疲惫,但是内心却感到轻松快乐。”他采访过下岗再就业的的哥、50年后回乡探亲的台胞、在邹平过年的新疆家庭、在阳信过年的韩国客商、600米井下坚持生产的矿工……连续的除夕专题摄影报道在社会上有了影响,读者都将其称为“贺岁片”。从此,摄影部记者做一组选题迎贺新春成为了传统。过了年,就有读者追问着要看他和摄影记者们的“贺岁片”。

       

       每一个“贺岁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2001年,不回家过年的新疆喀什市克比尔·买买提一家进入了李建国的镜头。由于风俗习惯不同、语言沟通有障碍,这个新疆家庭最初面对镜头十分抵触。李建国放下相机,和主人们抽起烟拉起呱,一边闲聊一边慢慢引导,最后,这个家庭变得不再排斥李建国这个“外人”。甚至,女主人和儿子一起为李建国跳起了新疆舞……

        

        2002年拍摄的《600米井下过大年》令李建国最难忘。年三十一大早,李建国一行四人驱车赶往淄博境内的滨岭矿业集团。“儿子不放心我的安全,非要跟着一起。早上来不及吃饭,我们本想着在路上买点吃的,结果年三十没有一家店开门。”就这样饿着肚子,一行人上午10点到达了目的地。随便吃了点饼干,就换上衣服下到600多米深的井下。穿过一条条矿井巷道,李建国的镜头对准了除夕还坚持生产的矿工们,拍下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忙活到下午两点多,李建国他们才出井吃饭。在回来的路上,李建国累得在车上睡着了,到家时天都黑了。

      现在想来,做记者的日子又忙又累,但是李建国说:“选了这一行,就不要管年不年节不节的。累是真的,但是值。”

 

摄影中经历的酸甜苦辣,最后都是甜

 

    “我对摄影很有感情。”李建国说,“一个人,再没有比他从事的工作正是他的爱好时最满足的。”正是源于对摄影工作的热爱,李建国的绝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了摄影中。

       

       从青年到花甲,摄影已成为李建国生命的一部分。即便是退休后,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相机。“退休后有些浑浑噩噩。在宿舍大院里看着同事们上下班的班车心里就难受,生活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回忆起退休时的那段日子,李建国有些唏嘘。如今,李建国被市老年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每周都去教摄影课,带出了不少老年同好,还不时被邀请做各种摄影展的评委。

       

      退休之年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李建国把自己的摄影作品悉心整理,花费三四个月时间,出版了作品集《流年拾影》。几十年的摄影路上,李建国经历了很多。但在他看来:“摄影中经历的酸甜苦辣,最后都是甜。”

 

“摄影于我是爱好,是责任,是一种理念”

      

      文人有支笔,李建国有照相机。李建国的镜头拍下了10多万张片子,见证了滨州的高歌猛进发展变化,记录了滨州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他说:“我的照片不只是记录了这座城市,我记录的是一段段历史。摄影是留存的艺术,图片是历史的见证。或许没有什么比影像更能证明存在,没有什么比底片更能逼真还原。”如今回忆起自己的摄影之路,李建国更多了一份感悟:摄影是终身爱好,但摄影人在按下镜头时总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

       

      网络时代人人都能拍照,但并非每个人都是摄影家。“三流摄影师比器材,二流摄影师比技术,真正一流摄影师比的是理念。”李建国很认同这个观点,有的作品可能构图、光线都不太讲究,但是它能打动你,因为它立意深、内涵丰富。李建国说:“拍照片不只是为了视觉上的享受,更多的是传递一种信息、一种思想、一种状态,做好摄影,要用心去感悟和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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