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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7-01-08 00:00:00 阅读:1153613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整合全国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协调各地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扶持民间研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阐释和主题教育活动,使全国各族人民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专门采访了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比较长期、深入的研究,并就此发表过重要论文的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资深会员,国内“二战史”知名学者、本报原编委会委员潘钧国。
记者:潘老师,如今在网上检索,看到您在上世纪80年代对“二战史”的研究成果,仍在被学术界高频率引用。请问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二战史”的?
潘钧国:是在1980年,我上大三的时候。后来我之所以能比较快地在“二战史”研究方面拿出成果,得益于我的恩师王春良教授。我于1978年考入山东师大历史系,入学后由于能全身心投入学习,各门功课成绩比较好,得到了王春良老师的赏识。
1981年,王老师把他参与的美国历史学会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合作项目《1945-1980年美国以外世界各国美国史教学与研究指南》的图书索引部分的资料查找和编辑工作交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像其他本科生一样,再去学生阅览室去抢座位,而是一直拿着王老师的工作证,去环境比较清静、更易调阅资料的教师阅览室去上自习。我在努力完成王教授交办任务的同时,也借阅了大量尚未对本科生开放的图书资料,包括台湾方面的一些历史资料和相关期刊。
而且由于我在编辑图书索引时先弄清楚了学校图书馆使用的图书分类法,调阅各种图书资料的效率比一般图书管理员还高,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摘录了大量资料卡片,为我从事“二战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记者:您的毕业论文就是选的“二战史”吗?您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潘钧国: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既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北进”战略的牵制,也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南进”战略的牵制。后来经过王春良教授修改补充,从中抽出最重要的部分,形成了我们合作的《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北进”战略的牵制》一文。
(1982年,潘钧国在出席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期间在北京中南海留影)
正是因为这篇论文,1982年8月我本科刚毕业,就应邀去北京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出席了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们的论文被列为大会发言题目。我作为一名不满25周岁的年轻中学教师(参会时我已被分配到北镇中学),被破格吸收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员。《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北进”战略的牵制》这篇论文,后来被收入我们国家第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记者:看您的工作履历,您大学毕业后相继从事过中学历史教学、地方史志编纂和新闻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您一直保持着对“二战史”的关注,并随时能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凭着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是有其他原因?
潘钧国: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兴趣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我从上大三开始,由于对“二战史”的关注,就开始注意积累有关“二战史”的图书资料,如今我的个人藏书中,与“二战”有关的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当然,与兴趣相比,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是他针对目前我国“二战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现状说的。那么在三十多年前,情况可想而知。作为中国的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感觉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利用自己的史学功底,去为中国的“二战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作出一份贡献,向世人揭示当年中国抗日战争对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以及对战后长期相对和平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建立,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二战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是国内最早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视角,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的“二战史”学者,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这样一个专题,并一直坚持研究了许多年呢?
潘钧国:最初是因为一种反差,强烈的反差。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当年由于一些政治因素,特别是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在童年时所了解到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无非是中国的八路军在敌后打鬼子,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而国民党军队一开始就丧师失地,后来就一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在印象中国民党军队大多数都投降当了汉奸。后来上了大学,关注“二战”,通过阅读大量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资料,发现真正的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远非自己以前了解的那样。
比如,关于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队的“丧师失地”,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敌强我弱的历史实际,对当时的战争情况做具体分析,同时还要对照“二战”中其他战场的情况。经过分析对比,我们就会异常清晰地发现,其实在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是打得最好的。且不说波兰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下半个月就灭亡,英法作为传统的欧洲强国抵挡不住希特勒的进攻,让德国法西斯军队只用了6个星期就横扫西欧。就连在中国战场、欧洲战场开战后已经加强了军备并做好一定防御部署的苏联和美国两大强国,也分别在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被德国、被日本横扫千军,蒙受巨大损失。
而反观中国抗战初期,在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国军队面对在长期穷兵黩武政策下打造出来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个个都算精锐的日本侵略军,却是按计划节节抵抗,仅“凇沪抗战”就打了整整三个月。所以说,对历史的研究以及评价,必须建立在对相关史实及其背景做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否则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记者:听说您是较早公开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作出正面评价的学者,能谈谈你在这一方面的观点么?
潘钧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社会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以及在历史研究领域清除极“左”思想的影响,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应该说,在我的第一篇论文《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北进”战略的牵制》中,我所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后来,随着查阅资料的增多和对中国抗战历史的深入思考,当然更是因为当时学术氛围已经趋于宽松。在1985年,我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撰写的题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论文时,就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明确指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长期未得到充分揭示甚至被贬低的原因——一是因为西方一些史学家存在政治或者民族偏见,二是因为有关中国抗战的资料缺乏。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抗战结束后,曾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国共两党陷于长期敌对状态,并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彼此否认对方在抗战中的作用。基于这种分析和我掌握的史料,最后我大胆地直言:应该承认,在整个抗战期间,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但大多数国民党官兵都是爱国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投降并坚持抗战到了最后;尽管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之间有过不少冲突和摩擦,甚至有“皖南事变”那样严重的摩擦,但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
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必须把握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而不能过分夸大和渲染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次要矛盾。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全面地研究中国抗战,并深刻揭示中国人民对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记者:1985年,您又去北京参加全国的学术交流了么?
潘钧国:是的,1985年8月,我在相继参加了地区、全省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又应邀去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参加了有杨得志、胡乔木、邓力群、伍修权、肖克、宋时轮、梁必业、刘志坚等中央及军队领导,还有原国民党抗日将领郑洞国、侯镜如等出席的全国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9月3日,我还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对全国实况转播的首都各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军委领导杨尚昆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这次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会上讲话。
(1985年8月,潘钧国(后起第二排右六)与出席全国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杨得志、胡乔木、邓力群、伍修权、肖克、宋时轮等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合影)
这一年,我写的论文《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来被收入《山东省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大众日报》理论版也摘编发表了我的观点。
记者:您能否在这里简要评价一下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潘钧国:好的,那我就借助咱们《滨州日报》这个平台,发表一下我的“一家之言”。
我个人研究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大贡献,首先是“定格局”。作为最先全面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针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从一开始就明确制定了把日本拖入持久战的战略目标,并以坚韧的毅力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从中国抗战一开始,日本就是虽胜实败,因为它被拖入持久战不仅是它自身战略上的失败,更是轴心国战略上的失败。这一点,全球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多少人清醒地意识到。
但大家都知道,在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及附加秘密议定书,结成法西斯轴心国,并在东西两个方向形成了夹击社会主义苏联的严峻态势。而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陆军一直以苏联为作战目标,并主导着日本国策的制定。如果轴心国首先对苏联开战,在当时西方推行“绥靖主义”的国际形势下,西方列强出于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敌视,很可能采取隔岸观火、作壁上观的态度,坐视苏联被德、日两线夹击而亡国。
这样,德、日先打垮苏联,就可以在没有背后威胁的情况下,分别集中力量,转过头来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夹击英、美,进而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狂妄梦想。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使日本陆军泥足深陷于广大的中国战场,不仅消除了其在东方对苏联的威胁,也有效分割了轴心国集团并彻底打乱了它们的战略配合,促使日后的战争格局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方向转变。
第二是率先把轴心国的东方一翼日本拖入了持久战。因为当时的轴心国集团都是凭借着穷兵黩武的国策,靠畸形发展的军事力量去争霸世界,但从长期支撑战争的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上要比同盟国弱。因此,它们只能靠闪击战,靠速战速决来取胜。然而,中国全民抗战一开始就把日本拖入了必将致其于死地的持久战和消耗战,同时也使日后法西斯轴心国不可能再进行有效的战略配合,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同盟国的主要国家,相反地,却为同盟国各个击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最先抗击日本的中国战场先拖住了日本,为日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实行“先欧后亚”战略,各个击破轴心国集团奠定了有利格局。
应该说,当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客观上使中国军民承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更多、更长时间的压力。但这更证明了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
另外还必须指出,如果不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的局部抗战,仅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单独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时间就长达四年多,比后来苏联、美国整体参战的时间都长。
至于日本的整个战力有多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各国是有深刻体会的,他们应该知道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单独抗击日本,并将其拖入持久战,该是付出了多大牺牲,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尽管由于当时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缺少现代化军事装备,较少出现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那样动辄以大规模的坦克、飞机和战舰集群,成建制地歼灭轴心国军队的著名会战,但中国抗日军民对日军的长期牵制和消耗,以及在各个方面对同盟国的有力配合,是同盟国在其他战场,尤其是远东太平洋战场上打败轴心国军队不可缺少的因素。
中国抗日战争对于同盟国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任何诋毁或者贬低这一贡献的论调,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也都是站不住脚的。
记者:谢谢潘老师!知道您对“二战”以及“二战”对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还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但限于报纸篇幅,只能请您简要谈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你通过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研究,获得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潘钧国:要说最大的启示,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以及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的凝聚全民族意志的巨大作用告诉我们,只要中华民族真正团结起来,凝聚起奋发自强的民族精神,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就能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极大贡献,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会振兴、强大,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别想再欺负我们!
(本文作者邱芹,发表于滨州日报2015年8月28日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