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五百年，“武定”地名有故事

要说明朝的汉王朱高煦，我们先要说一个地名，那就是山东历史上的“武定府”。这个“武定府”是清朝所置，辖境相当于现今除邹平、博兴之外的滨州市的大部以及今济南市的商河、德州市的乐陵、东营市的利津以及已经归并于淄博高青的旧青城县等地。

“武定府”作为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府”，是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明朝的“武定州”（相当于如今的县级市）升格而来。而明朝的“武定州”则是在宣德元年（1426年）由乐安州改名而来。由明到清，再加上民国年间延续称“武定府”和改设“武定道”的几年，“武定”这个地名在山东延续时间长达近500年之久，是山东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地名。直到今天，我们还见有以“武定府”做商标品牌的特产酱菜和白酒等，说明其影响之大。

而这个“武定”地名的由来，就与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汉王朱高煦直接相关。

如今，汉王朱高煦已经是一个几乎被人彻底遗忘的历史人物，但说起明成祖朱棣却大概无人不晓。朱高煦就是朱棣的第二个儿子。当年，朱高煦对于成就朱棣的帝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从生命传承意义上，没有朱棣就没有朱高煦；但从客观历史演进的意义上，没有朱高煦，可能就没有明成祖朱棣这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皇帝。至于为什么这样说，大家将在后文中获得解释。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说一个与汉王朱高煦有关联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知名的旅游景点，南京的“总统府”。许多人只知道，这南京“总统府”，在1927年之后是中华民国“总统府”，再早曾作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清朝的两江总督衙门，其实它是一个叠加着明、清和民国遗迹的复合景点，其肇始之建更早，那就是明朝前期所建的汉王府——“煦园”。这个“煦园”，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被封为“汉王”的朱高煦的府邸，以其名的最后一个字命名。

熟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历代皇帝和王侯贵族，要营建府邸，一般都不会随意找一个地方，而是看风水选地址。南京“总统府”这个地方，也应该属于一块难得的有“天子气”的“风水宝地”，不是一般王爷可以选到的。汉王朱高煦之所以能够在“虎踞龙盘”的明朝京师中，选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营造府邸，应该反映出他当年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影响。那么，他的生平以及以后的归宿如何？他与山东的“武定”地名又有什么关系？且容我们细细道来。

被指“谋反”，明朝历史一迷案

“武定”之名，本是因宣德皇帝亲率大军武力平定了所谓汉王朱高煦的“反叛”而得。然而，尽管这个地名“言之凿凿”地记载了明朝惟一一次由皇帝亲征，武力平定反王的事件，但我们若仔细审视历史，却会发现这一次“反叛”究竟有没有发生，值得质疑。

明朝建立后，对皇亲宗室按“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原则，逐级进行分封，各个藩王和郡王的封地和百姓，均由朝廷委派的官吏统辖。建文帝时更明确规定“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因此，宗藩若要反叛，必先举事于封地，捕杀忠于朝廷、钳制其行为的官吏军兵，进而举兵誓师，发布檄文，攻城掠地，夺占要隘，以图颠覆朝廷，夺取皇位。要说“反”，大致只有这样才能反，才算反。

从历史记载看，明代共发生过四次宗室藩王之叛：一是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二是宣德朝汉王朱高煦的“谋反”，第三、四次都发生于武宗正德年间，分别是安化王（郡王）朱寘鐇和宁王朱宸濠之叛。

在有记载的这四次反叛中，第一次“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杀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然后夺占北平九门，公开举兵誓师，打出“靖难”旗号，并迅即拔居庸,攻怀来,取密云,克遵化……第三次安化王朱寘鐇于宁夏反叛，先杀了总兵官姜汉和太监李增、邓广，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都指挥杨忠和大理少卿周束等，然后占领镇城，放狱囚，焚宫府，劫库藏，夺河舟，大肆勒索庆府诸王，掠夺金币万计，充做军资。同时分封将弁，把守关隘，并令孙景文作檄，以讨伐刘瑾为名，与朝廷分庭抗礼。第四次宁王朱宸濠叛乱于江西,假称奉太后密旨起兵入朝，杀巡抚都御史孙遂以及副使许逵，执朝廷官吏多人下狱，并驰檄指斥朝廷，举兵破九江、南康，出江西攻掠安庆。而惟独第二次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不但未曾杀官吏军兵一人，未出封地乐安小城一步，未曾攻掠一城一地，而且在其侄儿宣德帝率兵亲征前，都仍是以进疏、上奏等形式进言，或称陛下、或称上、或称当帝，并未公开决裂于朝廷。而当朝廷大军兵临乐安城下时，朱高煦也未作抵抗，未听从指挥王斌等“宁一战死，无为人擒”的谏阻，最终只身“潜从间道出见帝”，就缚于侄儿皇帝军前，并“为书召诸子”，致“余党悉就擒”，使朝廷未损一兵而旋师，“役不逾时，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此次“武定”平“叛”之举。

或许有不少人会根据以上鲜明对比，简单地认为在这四次反叛中，朱高煦是一位最弱、最缺乏谋略，志大才疏、狂妄而没有真本事的宗藩王爷。但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答案恰恰相反，朱高煦不但是整个明朝历史上最强、最令人生畏的英武王爷，而且是四次“反叛”中惟一一位先前有过反叛实践经验的能征善战的军事天才。这样的反差不能不使我们怀疑当年这位汉王是否真的反了？若真的反了，怎会出现如此情形和如此结局？

少年王子，奇伟骁勇人侧目

历经近六百年的历史风烟，当年的汉王朱高煦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人们若静下心来仔细研读明史，依然可以从散乱的历史记载中感悟到，这个朱高煦是明朝前期一个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是整个明朝历史中，除去几位最终做了皇帝的王之外，首屈一指的王。这样的人，绝不会是头脑简单，骄横狂妄，志大才疏之辈。

尽管以“成王败寇”立场记载历史的封建正史，都以“反贼”来定位朱高煦，尽量把他写成一个狂妄骄横之辈。但过度的曲笔往往在字里行间透出破绽。我们从《明史》中至少可以读出这样一点，那就是朱高煦从少年时就是一个让人畏惧的人物。而畏惧他的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他的一个前辈、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深谋远虑的朝廷重臣，那就是他的大舅、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长子徐辉祖。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徐辉祖当时的职位和头衔列得稍清楚一些。他袭爵魏国公（公，是明朝公、侯、伯封爵中最高爵位）领中军都督府（大致相当于朝廷的中央方面军司令），建文初加太子太傅（位列封建社会“三公九卿”中的“三公”之列）。对其妹与燕王朱棣所生的朱高炽（即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煦、朱高燧三个外甥，他很早就认定“三甥中独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为大患。”这里且不理会这里面以“成王败寇”笔触写的那些贬词，只要我们稍微动脑想一想，就应该意识到，能被朝廷老谋深算的军国重臣认定“他日必为大患”的一位少年，绝非是一个单纯“勇悍无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言行莽撞、有勇无谋的人。如果把这样的人视为未来朝廷的“大患”，那他徐辉祖就太没城府、太没眼光了。

因此无论《明史》中《朱高煦传》怎样简单地说他“性凶悍”，甚至说，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年间，“召诸王子学于京师。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为太祖所恶”，我们都不能据此认定，朱高煦只是个心浮气躁、骄横卤莽、不听劝戒的愣头小子。相反，我们从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可以读出其他一些东西，那就是“高煦狙诈多智，以材武自负，善骑射”。尤其是句中“狙诈多智”四字，尽管也是从贬的角度写，但足以说明朱高煦除了身长七尺余，轻走乔，善骑射，长得英武魁伟之外，不仅“勇悍”而且足智多谋。若不将其作为反面人物来写，那就是一个武艺高强、勇武多智的英俊王子。

正是由于朱高煦武艺高强且智勇双全，才成就了其在“靖难战争”中的盖世伟功。

责任编辑：王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