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国的阳信“教案”始末

苑梅华

1876年3月3日（清光绪二年二月初八），英籍田教士在山东阳信县城南街基督教会堂讲教时，入堂听教、平素患有间歇性痰迷症的县民马官兆，痰疾猝发，猛地倒地，不省人事；不一会儿，又两眼圆睁，口吐白沫。

见此，田教士气急败坏，高声诬说马官兆“装疯卖傻，故意破坏传教”，接着，手推脚踹、连拖带拉，把其驱逐出教堂外，并威胁说：“再来这里闹事，就砸断你的双腿！”

这时，县役李永祥、耿发祥及县民韩义恒路过此处，见田教士如此野蛮，上前与他解释说：“马官兆早就患有痰症，勿要和他一般见识。”不一会儿，现场的围观者越聚越多，并有人伸手挽袖想教训田教士。见此，田教士急忙离去，但对马官兆怀恨在心。

是年3月10日，英教堂讲书先生杜汉隆出门购物，在一拐弯处，与早已认识的马官兆相遇，便张口奚落他。马官兆不甘示弱，与之大声争辩，最后，经人劝解方才停息。

临走时，杜汉隆指着马官兆，恶狠狠地说：“马官兆，我和你没个完！咱走着瞧！”

回后对此，杜汉隆与田教士精心密谋了一番。

3月11日上午，田教士与杜汉隆便衣空手，来到县署门前，一叠连声地说“要见县官”。

门丁路祥见其言语、衣着与当地民众无异，就视作了一般告状人，问道：“见县官有何事啊？”

两人不肯当场道明真情，说：“见到县官才能诉说。”

门丁说：“欲要告状，须写呈子或禀贴，方能传递。”

田教士见门丁不肯为之传报，极为恼火，说三道四了一番，拉着杜汉隆悻悻而去。

回到教堂，田教士与杜汉隆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竭尽诬陷之其词，夸大事态，并将无关之人拉入事件中，捏造 “教案”，直接写信给天津英教会会殷、花二牧师。信中写道：“本月3月3日，县城西关拔贡王政南到堂信口毁谤后，复同衙役李永祥、耿发祥，县民韩义恒、马官兆率众多人，击门入堂，撕坏书籍，肆行诋诽，赶逐会友。该堂会友均各忍耐。3月10日，讲书先生杜汉隆出门买物，又被李永祥等多人殴打。情实难堪，只得奔赴县署，呈请解压。讵料县官不管，门差辱骂。恐有不测，不得不请二牧师定夺。”

殷、花二牧师见信气愤不已，不辨虚实，夸大事端，直请英国驻天津领事馆孟领事出面交涉。孟领事接报后，于3月20日致函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见函未敢怠慢，于3月27日，一面告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面又转咨山东巡抚丁宝桢饬阳信知县确切查明。

阳信知县廖福景接丁宝桢札饬后，以事关交涉为由，遂票传拔贡王政南，县役李永祥、耿发祥，县民韩义恒、马官兆，门丁路祥到案。经查讯与调查，终于搞清事之真相：传拔贡王政南，“实系安分书生，素在乡间开馆教读，向未到教堂，并无信口毁谤，随县役李永祥等人击门、撕毁书籍等之事，纯属捏造。”“讲书先生杜汉隆，委无被殴。乃该教士赴县署，门丁路祥亦无辱骂情事。”

为防教会再度挑衅，无理取闹，而尽快结案，县官廖福景又邀田教士到县衙当面查询，也与各供词大略相同。当询及“王政南既未在场滋事，何以将其列入函内”之事时，田教士支吾半晌，最后语塞。在铁的事实面前，教会再无语可言，不得不表示让步，请官府“酌量办结，出示晓谕”。廖知县据情办理，当堂宣判：“查王政南既无毁谤滋闹，自应先予摘释”；“县民马官兆、韩义恒与县役李永祥、耿发祥，门丁路祥，虽讯并无领人击门、撕毁书籍，肆行诋诽及赶逐会友之事。至于殴打讲书先生，辱骂情事，惟马官兆前赴会堂听教，其间病发被推之门外。县役李永祥、耿发祥，民人韩义恒，见此上前与之解释；门丁路祥，当该教士赴县，并不立时传报，致令负气走回。因之马官兆痰症未愈，勒令其亲属保回，严加管束。”另外，县官还“谕令今日后，务须恪遵条约，民教相安，不得再滋事端。该会堂照常宣教，倘有不法之人前往会堂扰害，尽法惩办，决不置诸不闻不问”。

事后，廖知县于5月间将其办结教案，情行分别禀明丁宝桢与李鸿章。6月1日，李鸿章咨明总理衙门，又令津海关道台“照会英国领事知照”。

阳信“教案”纯粹是由英国传教士无理取闹，故意制造的一个事件。由于中国政府及时做了处理，才未使英国教会抓到把柄，终使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宣告破产。但仍迫使官府出示保教晓谕，为英教会在阳信一带继续传教开了绿灯。

（封面为晚清名臣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