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的孝文化

邢恩和

百善孝为先。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有生也。”孝是人类必须固守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是做人的根本。“老”与“子”合是为“孝”，寓意为家庭的有序和睦，“孝”与“文”合为“教”，意思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必然是一个孝顺的人。小孝齐家，大孝治国，至孝天下平，故士不可不弘毅，君子不可不弘德，人不可不行孝。

所谓孝文化，就是一种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的伦理传统文化，流传数百年的“24孝”故事是中国孝文化的集中体现。滨州市位于齐鲁大地，经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孝文化深入民心，滨州的孝文化就像一条古老的河流，汩汩流淌，生生不息，在历史的大河中留下了许多美丽的浪花，堪称全国孝文化的一面旗帜，可圈可点的孝女孝子孝妇史不绝书。

滨州孝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期蒲台县三姑台的故事就已经广为流传。传说汉代湿沃县(后改为蒲台县)县令蒲茂无儿有三女，三女至死不嫁，奉养父母。后人为了纪念她们，赞扬其孝心，筑高台以为其墓，并在台上修庙以祀。清乾隆二十八年，蒲台知县严文典曾作《蒲姑叠翠》诗一首，追念三姑。诗云：

谁家凤女数三雏，千古婴儿子不孤。

剩有高台还耸翠，夕阳春草话蒲姑。

到了东汉，滨州出现了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中的标志人物——董永。董永故里就在今博兴县陈户镇董家庄。有关董永的最早记载，见于山东省嘉祥县武翟山东汉武氏墓群武梁祠石刻。石刻画面上董父坐于一轮车上指点董永劳作，董永则手执农具，回首观望其父，生动地刻载了董永“鹿车载父”、“肆力田亩”、“象耕鸟耘”的故事，身旁刻有“董永，千乘人也”。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也有记载：“汉，董永，千乘人”。另外，《孝子图》《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千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千乘郡与千乘县其治所均在今博兴县，虽然目前关于董永的故里仍未休止，个人认为，董永的故里在博兴可成定论，博兴县是中国孝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董永自幼丧母，与其父相依为命。其父年迈病重，行动不便，董永恪尽孝道。每去田间劳作，总是以车载父，一边侍奉父亲，一边耕作。父亲病故，董永自卖其身，贷钱一万，葬埋父亲，因此孝名远扬，其孝行历代广为传诵。三国时期曹植《灵芝篇》中写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东晋干宝在《搜神记》卷一中对故事有了更加详尽的描述：“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水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元杂剧《织锦记》《百日缘》，以及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等等，都取材于董永与天仙相配的故事。

到了晋朝，《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王祥，传说曾在滨州高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店里住过，该店后来发展成村，名曰王祥店村。据乾隆二十八年修《蒲台县志》卷四记载：“晋，王祥，字休征，琅琊人，早丧母，继母朱氏，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母尝欲生鱼，时值冰冻，解衣将剖冰，冰忽解，双鲤跃出。累官至太保，邑东南三十里王祥店，世传其徽时，寓居之处，旧有庙，今已无存”。“累官至太保，邑东南三十里王祥店，世传其微时，寓居之处，旧有庙，今已无存。”是说王祥官至太保，位于（蒲台县）县城东南三十里处有王祥店村，世人流传王祥曾在此居住过，旧时这里建有王祥庙，现今被毁无存了。王祥庙称相公庙，毁于乾隆二十八年之前。另据《小营镇志》记载，该村南有元朝建王祥墓，毁于文革时期。王祥是否在此住过，今已无从考证，但这里的百姓不但以之名村，而且为之建庙、建墓，足见这里的人们对孝子的高度褒扬和对孝文化的高度重视，即使时值今天，王祥代表的孝文化仍有很重要的社会影响和传承价值。

同在晋朝，发源于博山区神头群泉的一条名曰孝妇河的河流带着美丽的传说，纵贯邹平县境东部，不仅以乳汁般的河水哺育了两岸的乡亲，亦以其感天动地的孝悌浇灌着人们的精神文化家园。到目前所知，晋朝人郭缘生所著的《续述征记》中有颜文姜故事的最早记录，文载：“梁邹城西有笼水，云齐孝妇诚感神明，涌泉发于室内，潜以缉笼覆之，由是无负汲之劳。家人疑之，时其出，而搜其室，试发此笼，泉遂喷涌，流漂居宇，故名笼水。”以后还有几篇记录颜文姜故事的文字，南北朝末期顾野王《舆地志》：“颜文姜事姑感得灵泉生于室内。”唐代李冗《独异志》：“淄川有女曰颜文姜，事姑孝。谨樵薪之外，远汲山泉，以供姑饮。一旦缉笼之下，涌泉清冷可爱，时谓之颜娘泉。”元代地理学家于钦所著《齐乘》载有：“齐有孝妇颜文姜，事姑孝养，远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灵泉生于室内，文姜常以缉笼盖之。姑怪其需水即得，值姜不在，入室发笼观之，水即喷涌，坏其居宅。故呼为笼水，今孝妇河也，出益都县颜神镇孝妇祠下。”

到了大唐，有一个名叫任希古的棣州(今山东阳信东南)孝子一度进入“二十四孝”之列。《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任敬臣传》，载：“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岁丧母，哀毁天至。七岁，问父英曰：‘若何可以报母？’英曰：‘扬名显亲可也。’乃刻志从学。汝南任处权见其文，惊曰：‘孔子称颜回之贤，以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见此儿，信不可及。’”

任希古约生于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前，出身“寒微”，七岁时为了报母而刻志从学，“举孝廉，召为弘文馆学士，终太子舍人。为虞世南所重”。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市）陆续发现清理了十余座内墓葬，其中有以孝行为主题的砖雕或彩绘的宋金墓葬，在合涧大付街金墓砖雕孝行图中，发现有榜题“任子行孝”图。图中树下立一头束高髻、上穿交领衫，下着裤的交臂男子。同样在上世纪50年代末，在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旁进行文物清理时，发现元代中统元年（1260年）下葬的道士潘德冲石棺线刻二十四孝中有以“任子”为榜题的，“线图背景作山峦，山前立一戴无脚幞头，上穿圆领衫、束腰、下着裤的男子，右手举一件三角形下有柄把的‘旌节’状饰物”[1]。

有的学者把潘德冲石棺榜题“任子”认为是“睒子”的误写，但林州合涧大付街墓中另有身披鹿衣的“睒子”雕砖，所以该解释难以成立，任子另有其人。经学者考证，该行孝任子即为任希古，任子行孝当是赞颂任希古为报母恩而刻苦学习的事迹，“线刻及砖雕任子手执‘旌节’正是表示他‘使持节’的身份，以报母恩情节”[2]。这样看来，任希古的孝行至少在金元时期于山东、山西及河南一带影响颇大。

任希古后来虽然淡出“二十四孝”，但其行孝的事迹却一直深受家乡后人赞颂。在棣州，任希古最晚在明朝已经被当做“乡贤”，成为当地人的骄傲。明朝嘉靖年纂修的《武定州志·祠祀志》，记载州城（今惠民县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为避水患迁徙至此，原为阳信界乔氏庄）内有“乡贤祠”，所祀地方先贤中就有“唐太子舍人任敬臣”。《武定州志·选举志》在“唐孝廉任敬臣”名下注曰：“旧志云，敬臣事父母至孝，每食必具酒肉，无违色。有余力则潜心于经史，乡党称为‘任孝子’。唐书有传。”

此后邹平市临池镇红庙村高孝祠内供奉的一位女神——孝女高豸（人称高大姑）成了滨州孝文化的又一重要载体。於陵城南，凤山东北麓，有一组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庙群，乡人称为老姑庙或红庙。庙里供奉的女神就是高大姑。传说高大姑的父亲不小心溺死海中，她日夜哭喊，感动了上天。上天派一神仙交给她一把勺子，嘱咐她舀干海水以后就会寻到父亲的尸体。高大姑手持勺子，一勺一勺地舀，夜以继日。后来惊动海神，浮其父尸。高大姑收起父亲的尸体，背回家乡安葬，自己也殉父而卒。乡亲们把她葬于其父墓侧。于是高大姑成为四方称颂的孝女。后来乡亲们为了纪念“至亲至孝”的高大姑，在其家乡建庙纪念。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为红庙庙会。每至庙会，男女香客，络绎不绝，人山人海，盛况巍然。据碑记所载，该庙明代就已经重修多次，至今香火旺盛。今立有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嘉庆十八年六月上浣重修庙宇的碑刻。

高大姑究竟是何时何地何人，历来说法不一，并没有人去深究，也没有必要去深究。因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传达出了民众心中的一种祈求，这就够了。所以嘉庆十八年碑记说：“高姑，孝女也。里巷传闻有刮海寻父一事，文献无徵，遽难考信。然每逢旱魃为虐，都人士祷于其庙，雨辄滂沱降。盖自作庙以来，声灵濯濯也。”高姑庙“极庙貌之尊严，洁春秋之享祀。用酬宏恩，兼彰孝德。祈谷于斯，报功于斯，振起人心亦于斯。行一物而三善皆备，窃愿后世仁人君子共明此意焉。”高大姑就是这样为人们景仰着，相信还会一直景仰下去。

当前，滨州市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突出“忠孝”文化，大力开展“忠孝”文化建设也是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美丽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孝，在此多聊几句。大家常说的赡养老人仅是孝的第一个层次。在中国，“孝”常与“敬”“顺”连在一起，组成“孝敬”“孝顺”，这里的“敬”“顺”都是“孝”，且是孝的第二、三个层次。知此方为真正地懂孝、知孝，才能更好地行孝，才能将滨州源远流长的孝文化发扬光大，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孝老敬老顺老的良好风气。

2021．2.18

参考文献

[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芮城永乐宫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08期。

[2]张增午、张振海.林州宋金墓二十四孝图与文献记载，《林州市文史资料》2007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