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民迁绵阳，由流亡到抗争

——山东省立惠民四中、惠民第六乡师青年学生流亡从军记（一）

邢恩和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平津地区的学生为了躲避战火纷纷选择南迁。随着战事的日益迫近，山东省教育厅为保护山东省的教育事业免遭战火的摧残，下令全省公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内迁。1937年10月，全省近30所中等学校，五百余教职员和三千学生，秉持决绝之勇气，义无反顾地离开家园，踏上流亡抗争之路。

这其中，有部分师生来自省立惠民四中（后改为山东省立惠民中学）和惠民第六乡师（后改为山东省立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在流亡途中，他们与其他流亡学生一样，积极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寻求抗日救亡道路。他们或报考国民党南京炮兵学校，或奔赴八路军随营学校，或行程七千里抵达国立第六中学……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承传教育薪火，在他们的身上，无不彰显着青年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担当，是惠民乃至山东教育的骄傲。

路途中报考军校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分三路南下，中路沿津浦路南侵，秋季进犯山东德州，东路进犯沧州。之后在日本侵略军第109师团所属步兵118旅团旅团长本川省三少将的带领下，从沧州南下。山东危急！11月10日，我党在阳信流坡坞打响了鲁北抗日第一枪。11日，日军南侵惠民途中路经惠民花家堡时，发现了国民党驻惠民县城的曹福林部为延缓日军步伐而挖的沟和埋的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花家堡惨案”。山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惠民县长赵明远为避日军弃城而逃。11日深夜，学校敲钟集合，惠民四中、惠民第六乡师学生140余人在惠民四中校长冯培元（沾化县泊头镇明家村人）的带领下，奉山东省教育厅之命南迁。次日，惠民城陷落。

第二天拂晓，到达小清河渡口。渡河后来到邹平，在那里师生们遇到了平津流亡学生第一移动剧团，观看了剧团为他们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受到一次深刻教育，激发了抗日爱国热情。此后师生们奔走了四五天到达济南，毫无省教育厅的消息，于是继续南下。

在南迁途中，中共山东省立四中、六乡师党支部在支部书记马霄鹏的带领下成立了学生会，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党的外围组织）队员，组织领导全体师生走街串巷，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宣传抗日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负责指挥山东军事，德州血战韩部三个师损失过半，加之蒋介石调走韩部所属炮兵，致使韩复榘不战而放弃济南。韩复榘撤离前夕，下令炸毁泺口铁桥， 焚毁省政府、进德会等，主动放弃了黄河泰山的天险。为了扩充军队实力，韩复榘也四处招兵买马，以停发流亡学生补助金相威胁，强迫学生去他的政训队受训，并应允毕业后授军衔、任军官。但师生们不满其消极抗日，都不去投考。

途经周村、济南，走到泰安县时，正好赶上南京炮兵学校要塞干训班在那里招考学兵，孟昭复、王哲兴和冯子彬等数十人报名入学。他们后来考取了黄埔军校十四期，毕业后，大多数返回山东沦陷区，走上了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大多数参加了和平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泰安待了三五天，继续南下，11月中旬到达兖州，住在兖州二师学生宿舍。惠民乡师马霄鹏和惠民四中国文教员、中共地下党员李炳寰遵照党的指示，组织惠民四中、惠民乡师和山东平原第五乡村师范“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学生90多人，分三批送往山西临汾洪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干部学校学习深造。这些学生一部分后来进入了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再转洛川抗大，毕业后从延安出发，返回山东抗日。还有一部分同学去太原投考民大，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闫锡山主任合建的山西新军青年抗日决死纵队，最终并入八路军。

路途中，杨沛、劳成之等少数学生随着校长冯培元去了西安。据惠民县石庙镇文化站长董泽元（曾在石庙中学任教）介绍，在那个各奔东西的时候，惠民四中学生付海安等人返回惠民，付海安后在石庙中学教书，1947年付海安在马辛回惠民探家时，曾与之接续同学之情。

至武汉再迁四川

两校剩余流亡师生接省教育厅通知，从兖州继续南下。1938年1月后，与山东流亡学生在陇海线上的许昌、方城集合，人数达三千余人。1月16日何思源厅长到达许昌，召集全体师生讲话：“……从今以后你们渴了、饿了、冷了，或病了，都找不到你们的爸爸妈妈了。我现在把你们交给杨科长了，渴了、饿了向他要吃喝，冷了向他要衣穿，病了要他请医生。他能向你们爸爸妈妈一样照顾你们。”师生们听后，忍不住掉下眼泪。

后全部迁至河南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组成了“山东联合中学”，正式复课。不久教育部传令到湖北郧阳、均县集合。三月初，开始动身西行，男生沿汉江步行，大船由纤夫逆江牵行。船行至均县西五十里处的石灰窑险摊，因纤绳扯断，大船顺江而下，触礁翻船，22名女生及部分眷属溺江身亡。

师生因故不再沿江西行，转经河南内乡、镇平、淅川，四五月间分别到达均县、郧阳，并命名为“国立湖北中学”。校本部设在郧阳，师范部在均县。学校以当地旧衙门、庙宇、教堂作为校舍，学生上课没有课桌，席地而坐静听教员讲课。没有课本，上课内容全靠笔记。校长杨展云因翻船事故被免职，继任校长为宋还吾。几日后，宋还吾校长因过度劳累突发高烧，病重去世。

1938年夏，日寇溯长江而上，逼近武汉。10月底，武汉沦为敌手。11月间，教育部指示学校迁川。11月底，三千多名学生分为若干大队，身背行囊，手持竹杖，足登草鞋，分批沿白河、汉江一路西行。校本部部分女生、师范部女生、有病学生、眷属及学校器材，分乘51只木船，溯江而上。途径陕西洵阳、安康、汉阴、石泉、西乡、城固，到达汉中后全部转陆路继续西行。继陕西褒城、沔县、宁羌，进入四川地界。继四川的广元、昭化、剑阁、梓潼，抵达绵阳、梓潼、德阳、罗江。整个行程约两千里，平均日行四十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对于一路风餐露宿、背负行李的他们，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

邹平籍著名作家李广田时为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教师，也在此流亡大军中，他在散文集《西行记》中记述了由郧阳到四川的沿途情形。

两校流亡学生多数才十五六岁，与平津流亡大学生相比，年龄小，体力差，绝大多数从未出过远门，生活保障方面也相对差一些。但他们凭借精神的力量，一路颠簸流离，一路断续复课，一路呼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七千里路的艰苦跋涉，横跨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四川五省，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最终抵达大后方，书写了一段烽火时代的抗争传奇。

在绵阳完成学业

1939年3月，两校师生到达绵阳梓潼县区，学校被教育部命名为“国立山东中学”，4月再令更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本部是高中部，设在绵阳。附近的德阳、罗江等县设了四个分校，是师范部和初中部。校长葛兰笙电请原惠民四中校长冯培元从西安入川，任该校训导主任，惠民乡师的学生与其它师范生被安排在绵阳，惠民四中的学生与胶东地区的学生多在德阳分校。

刚入川时，师生的生活相对好一些，但不久，物价迅速上涨，生活每况愈下，由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由馒头改为米饭。继而又改为稀饭，炒菜改为咸菜。虽然生活清苦，人人骨瘦如柴，但大家还是坚持上课学习。他们就是靠一股精神动力，顽强地把学业坚持下来。

住房是用竹竿稻草搭起来的临时草棚，四角都用稻草绳拉着，透风撒气。由于居住拥挤，卫生条件差，很多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每到星期天，三五成群的学生在山坡上扪虱读书的情景，随处可见。

是年夏季，因水土不服，营养不良，痢疾、疟疾和肺结核等疾病向他们袭来。那时学校既没有校医，也没有药物，结果因患痢疾、疟疾死了好几十人，还有很多师生因染上了肺结核而病故。博兴人王奎熙，随济南私立齐光中学南下流亡，曾到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当过一夜兵。发枪后站了一夜岗，受不了又回到流亡中学读书，因患肺病曾到成都法国圣修医院养病。

张文卿（不知是不是从惠民出发流亡的）是博兴人，读小学时在老师的带领下曾手持红缨枪、木棍参加“博兴暴动”，有进步政治倾向，被“特务”学生盯梢，并不在意。收到包办婚姻妻子去世的消息，苦闷之下，悲伤不已。因伙食愈来愈差，张文卿只好抱着几件衣服去估衣市卖掉，买些食物。后离校去了重庆，“寻找革命道路”。

到1940年初，师生生活更加艰苦，每天只喝两顿稀饭，咸菜只是咸水拌萝卜丁。3月，抗日名将、山东乐陵老乡宋哲元将军到绵阳疗病，得知此情，拿出5000大洋，资助学校购买教具，修缮校舍，贴补饭堂。宋哲元将军病逝安葬富乐山后，国立六中将因病死亡的学生集中安葬在宋哲元陵墓的周围，并命名为国立六中第五分校。

一路上断续有人三五成群奔向延安，国民党虽然设卡阻拦，但碍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查检较松，所以知识青年多数能够成功抵达延安。1941年1月，“皖南事变”暴发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到达高峰，青年学生再要去延安可就难上加难了。校内的三青团成员开始在校内放火，抓捕进步学生。博兴人宋有禄（南下出发地不详）原本就有神经质，在成都常去青年会看《新华日报》，被特务盯上。一次，被特务堵在厕所，持枪搜身，致使精神失常，被送进疯人院，死在里面。

1941年，惠民四中学生韩荣庆在兖州流亡他处，似在什么地方工作过，从沦陷区辗转来到绵阳总部插班高一，人很正派，安心读书，既与原惠民四中的老校长冯培元及老师关雨轩（生物教员）、王诌子（英文教员）、张耀庭（荣远，体育教员）很少交往，也与三青团一类的特殊学生很少亲近。关雨轩后离校，后情不知。张耀庭于建国后在山东省高等学校任教。

从惠民四中和惠民乡师出走的这批流亡学生，经过一路颠簸和磨炼，除去被敌机或病魔夺去了生命的，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同学去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和抗日工作，有些同学毕业后自谋职业，部分同学考入了国民党的军官学校、航空学校、通讯学校，等等，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红岩滨州烈士张现华（邹平人），在国立六中毕业后，于1944年秋就读于重庆大学数理系，是重庆大学学运领导人之一，参加并领导了学生爱国运动。在1947年的“六一”大逮捕中，他不幸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难于重庆渣滓洞大屠杀。时年二十八岁。

两校学生先后毕业，原惠民四中校长冯培元一直留在国立六中，解放后在绵阳的几处中学任英文教员，直至退休。

读书救国，弦歌不辍。面对战争，两校青年学子不忘读书，不忘抗争，勇敢地扛起时代的大旗。在七千里流亡内迁路上，他们学到了知识，磨炼了意志，铸就了品格，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谱写了一曲高亢悲壮、生生不息的青春之歌。

2020.12.25

参考文献

①郭冰 王子政.《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学生流亡记》

②陈波 巩强.《颠沛流离 生生不息——抗战内迁绵阳的国立第六中学校纪实》.《四川档案》

③李琳.《战火纷飞中的文化传承——记抗战初期的国立湖北中学》.《湖北文史》

④姜国利.《流亡七千里——记山东抗日流亡中学师生》

⑤徐俊龙 李波.《民主教育家冯培元的抗日爱国情结》

⑥刘可枚.《七千里流亡》.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