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八百壮士”，谱写血泪传奇

淞沪抗战中谢晋元孤守绝地的“八百壮士”焕发血性、以命护国，西充“八百壮士”冲锋陷阵、血洒绍兴，桂林保卫战中“八百壮士”被日军毒气熏死、仅一人生还……

这些悲壮故事感人肺腑，彪炳史册，广为人知。在鲁北也有一个“八百壮士”以身殉国的悲壮故事，他们的感人事迹却鲜为人知。

这支“八百壮士”所在的队伍名不见经传，当地人叫“五团”，全称为“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团”，是由阳信县中东部劳店、河流、水落坡、城关等地附近的普通农民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成员们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朴素的爱国情怀，与子同仇，抵抗外侮，保家卫国，多次浴血杀敌，最终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

自发成立武装，数次浴血杀敌

队伍的团长刘学孟（1895～1942），名词林，字学孟，生于阳信县徙义区吕家庄（今劳店乡枣吕村）较富裕的农民家庭。早年丧父，随母生活，从伯父读书，先入岱北公学，相继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后回家经商。此间与当地好友一块创建了陈楼小学、阳信县第五高级小学（校址劳家店）。1930年于国民党山东省区长训练所结业任二区（劳店）区长。“七·七”事变后，阳信县沦陷，人民惨遭涂炭。刘心情沉重，对儿子刘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不可推诿。”1938年秋，刘以二区乡农学校学生为主，成立了百余人的抗日自卫团。

1939 年1 月20 日，50 多名日军乘汽车从沾化城向阳信城进犯，当进入二区(劳店)后周村时，遭到区“抗日自卫团"的伏击。第二天，日军又从阳信城沿原路向东行进，在崔家、路家一带再次进入“抗日自卫团”的伏击圈，一时枪声大作，日军纷纷跳下汽车，凭借路壕顽抗。自卫团隐蔽在崔家、路家两村的围墙上，居高临下射击敌人，击毙日军5 名，击毁汽车1 辆，其他日军仓皇逃窜。

日军吃了两次亏，对刘学孟恨之入骨，1939年3月2日，200多个日军从惠民开往吕家村，企图消灭这支抗日力量。3月3日早晨3时许，这支日军路经豆腐店村，遭到了驻防在该村的“抗日自卫团”的沉重打击。该团是团长刘学孟派中共地下党员张干民前来协商联合成立的，由张干民从保安五团带来20人的武装联合组成，由张干民任团长。战斗打响后，张干民、裴化轩（共产党员）等人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带领群众坚守阵地。邢明道、魏振彩等人英勇牺牲。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鬼子见久攻不下，恼羞成怒，用迫击炮轰开南门，张干民等人见敌我力量悬殊，决定突围。于是留下部分民团团员负责掩护，吸引敌人火力，与裴化轩带领部分“民团”团员组织村民从北门突围。狡猾的鬼子为防止“民团”拼死抵抗，从东西南三面围住村庄，空着北门，但在村东“狼丘冢”高台上架设机枪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居高临下向村内射击，撤到北门边的村民根本无法突出。危难之际，驻防在劳店南部纪家大庄一带村庄的五团三营营长纪孟白闻讯派来70余人前来接应，在“狼邱冢”的东面与日军接上了火。此时天还未放亮，又值大雾，趁日军调转枪口之际，张干民、裴化轩等部分“民团”团员与部分村民借机冲出北门，向西北方向成功突围。日军扔下20余具尸体，撤回惠民，阴谋未能得逞。

协同打击日伪，与我结为友军

日军耿耿于怀，妄图捕灭这支抗日力量。1939年4月18日拂晓，日伪军约300人在日寇小队长濑尾和二区（劳店）伪区长孙宝德的带领下，包围了吕家村，妄图捕捉刘学孟及其家小，摧毁刘学孟领导的抗日武装，图谋不果，烧杀抢掠本性毕露，一举烧毁房屋200余间，烧死驴2头，抢走粮食财物4大车，打死3人。另在北朱、三台张、张橱、抱王庄等村杀死群众4人，打伤3人。

日伪在劳店的血腥镇压，一方面破坏了当地武装的抗日活动，另一方面也成为我冀鲁边区东西两地（乐陵、利津）交通联络的严重障碍。中共劳店地下区委，将这一情况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我冀鲁边区领导决定拔掉这一据点，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地方抗日武装的士气。1939 年5 月，八路军冀鲁边区挺进纵队湘江支队八团二营，从乐陵根据地出发，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劳店伪据点(址在关帝庙)。战士们在连长王北平的带领下一面集中火力，迎击门前守敌，一面用拖着浸透煤油的棉被冲到据点门前点燃，顿时烟雾升腾，火光冲天，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的口号冲进据点，百余名伪军全部被俘，缴获步枪80 支、伪钞数万元、自行车4 辆、骡子1匹。

国耻家恨，激发了刘的抗日决心，于是接受了国民党鲁北行署行辕主任何思源的指令，将“抗日自卫团”改编为“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团”（简称五团），受第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领导。该团下辖3个营，第1营营长程汇川（程福增，国民党阳信县党务指导员）；第2营营长不详；第3营营长纪孟白，驻防在劳店南部纪家大庄一带。肖华支队飞夺日伪劳店日伪据点，也让刘学孟出了一口恶气，赢得了刘学孟的好感。

1940年7月28日，鲁北行署独立保安第五团在城东魏家村遭日伪军包围，阳信县大队闻讯出击，击溃敌军，五团安全转移，从此结为友军。

曾任劳店区委书记的张国英同志于1941年调来阳信东部做敌军、友军工作，派郑学诗打入五团刘学孟部当“师爷”。张国英通过与郑学诗的接触，不断以客人的身份出入五团团部，争取了五团的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为我们做了不少好事。1942年，环境恶化，日伪顽同流合污。时任宣传委员的张国英坚持敌后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友军、瓦解敌军上。作为刘学孟的座上客，张国英与刘学孟推心置腹，劝说刘学孟识大体、顾大局，以抗日大业为重。期间中共冀鲁边区三地委还曾派孙清野、张美卿前去磋商抗日大计。刘学孟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先后两次到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联系受编事宜，并毅然带领全团人马投奔我西部根据地，愿受我军整编，与我军并肩宿营、操练一月有余，在庆云县三两苗等村都颁发和被戴上了八路军臂章。由于国民党阳信县党部书记长宋子平和国民党庆云县长季峙青从中作梗受编未成，后把队伍带回到阳信镇张贤村（今属金阳街道）公开宣布与我军合作，协同抗日，互为友军。

身陷重兵包围，英雄血洒枣林

由于五团对行经县内的日军辎重部队经常予以截击，日军被迫将运往沾利地区的军资交通线绕道阳信。1942年6月18日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日），刘学孟探知日军辎重车队将经过桑落墅，于是出兵伏袭，击毙日军3人，焚毁汽车9辆，并缴获大量物资。是日为刘学孟47岁大寿，歼敌之后刘学孟返回李楼庆寿，日军发现辎重再度遇袭，怒不可遏，从天津、沧州、唐山、济南、德州、惠民等地调集5000多名日伪军，组成“第三讨伐纵队”向鲁北进犯。在劳店北部李楼、小齐、银王庙（以上三村今属无棣县）、皂杨、雹泉庙一带，分几层包围了五团，并占领李楼附近的一个枣林，李楼除枣林之外其余各面均为平原，突围十分困难，再加上日军以坦克、大炮等重武器向五团官兵不断发起进攻，刘学孟虽然率全团800余名官兵奋力回击，从凌晨五点多一直打到下午2点多，时间长达9小时，日军一部遭重创，但终因寡众悬殊，损失惨重，120多人阵亡，500余人被俘，刘学孟见突围无望，饮弹自尽。战后，日军指挥官工藤太郎寻得刘学孟遗体，在刘学孟面部覆上签有名字的手帕，并鞠躬致敬。

1984年，刘学孟被追认为烈士。

余部突出重围，走上不归之路

五团余部100余人在第1营营长程汇川的带领下突出重围，因伤亡惨重而撤销番号，残部被编为保21团，终被顽六旅张子良收编，走上了与我军为敌的不归之路。1945 年9 月12 日凌晨，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在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景晓村的带领下攻打无棣县城。程汇川部负责驻南关。南关是张子良在南面煞费苦心经营的屏障。攻下南关，南城门即在共军各种火力的直接控制之下。14 日晚9 时，军区特务团集中火力攻下天齐庙，接着南关守敌和天齐庙残敌又组织了两次反扑。第二次反扑时，敌敢死队一度闯入庙内阵地。到15 日凌晨，将反扑之敌全部消灭。打下天齐庙后，军区直属团乘胜夺取海丰塔，接着又对南关守敌防御阵地发起攻击。敌人纷纷向城里溃退，由于城内之敌把南城门吊桥拉起，并用机枪封锁退路，城外残敌被迫缴械投降。程汇川只身遁跑到司令部叫苦不迭。张子良第一次突围失败后，程汇川、杨子兰等赶到张子良司令部，大哭大叫，并质问张子良“为何自行率部突围？为什么昧着良心将为他效劳多年的弟兄们抛弃？”弄得张子良又气又恼，又羞又愧。后来张子良在突围时被当场击毙，程汇川下落不明。

在南关缴械投降的程汇川残部中估计有些是五团老士兵，最终加入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

被俘当作劳工，魂断辽宁北票

    那么五团被俘的500余人去向何处了呢？结果又如何？

顺着五团这条线索往前检索，笔者找到地方知名作家陈德泽的一篇名叫《父亲在“五团”打鬼子》文章，文中说：

再后来，父亲和200多名兄弟被圈在了韩家庄里……被装上了小日本儿的20辆汽车，拉到了东北小日本儿开的煤井子里，也有的被拉到日本当劳工。幸好父亲在汽车开往德州的路上，夜里跳车逃出。

《阳信县志》写道：

山东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自卫团于1942年（夏历）五月五日遭到来自天津、德州、济南、惠民沾化等地的5000多名日军的包围，800多人浴血奋战半天，终因力量悬处，寡不敌众，200多人战死，500多名被俘（后被押往东北日军煤井做劳工），团长刘学孟饮弹自尽。刘学孟于1984年被追认为烈士。

地方史料只标明被俘的500余人被押往东北日军煤井或日本做劳工，具体地点不详。笔者查阅东北史料，在《北票万人坑》一文中发现如下文字：

1943年，在山东武定府一带的扫荡中，一次就抓了青壮年500名，北票炭矿派人接来当劳工（注：张涉任：《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矿工》，载《血海深仇》，第224～230页。）。

在《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中发现《日军在北票炭矿制造的“万人坑”》一文，文载以下文字：

1943年初，日军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了。

这两则史料所载时间不同“武定府”即是清末我的家乡鲁北阳信县府治。

能够半路上逃出虎口，作家陈德泽的父亲无疑是幸运的，那些被运往东北的同袍们则绝大多数惨死异乡，九死一生、侥幸逃脱者寥若晨星，宋玉璞为幸存者之一。

1944年，宋玉璞偷偷从矿上逃到了通化惠南县城的一个名叫宋玉林的老乡家里，住了两个月，拿到日本人派发的“良民证”，找老乡借了点盘缠，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通化惠南坐火车到沧州，然后再坐汽车，一路辗转，费了几天时间，终于回到阳信老家。1946年，他又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在北京做瓦匠的老乡，就住在现在的房子里——南河沿大街105号。刚开始，当小工，后来在京剧团当了个临时工。1960年1月1日，成为京剧团的正式职工，1984年从京剧团退休。2016年“北师大关爱老兵小组”曾经探望时年96岁的老兵宋玉璞。

宋玉璞曾撰写《回忆难忘的岁月》一文回忆往事，文载：

我和战友们被装上日军的多辆汽车，押送到东北通化，汽车开往德州的路上，在夜里还有人冒死跳车逃走了，我们这拨几十人被押送到大理子沟铁矿（现在吉林省通化县境内），也有部分人被拉到日本国去当劳工。

……日军把我们直接押送到日本人开采的大理子沟铁矿区，并编入开采的劳作队伍中，开始没完没了的矿石掘进开采。每天早出工晚收工，日本人派二鬼子做监工，天天监视我们。由于吃不饱穿不暖，加上采挖掘进条件艰苦，工作环境差，有病得不到医治，我们工友当中经常有病死的，死后卷个席筒便扔到大山沟里。这样下去我们面临只有死亡，有一次我们几个工友商议逃跑，跑到深山老林迷了路，根本跑不出去，我们只好又回到矿区，监工问我们哪去了？我们撒谎说：想到山上玩玩，结果迷路了。监工说：还好没有向日本人汇报，否则就通缉你们了。

《中国社会保障》（2014年第12期）载记者陈萧军采访宋玉璞《团长在我眼前倒下》一文：

在矿上做的事就是钻到地下开煤矿。工具是铁锨和凿子。从洞口走下去，拿起凿子就开始打眼，然后放炮，等炸开之后再拿铁锨装运上车。一个洞大概需要十来个人干活，从早干到晚，而补充体力的粮食就是棒子面窝头和水，一天两顿。晚上就住在山上的工棚，大通铺，一间睡好几十个人。

日本人偶尔会派技术人员过来勘察，更多的时候现场由汉奸看守。劳工就是干活的命，小伤小病是没有人理会的，除非你累死病死，就不用干活了，直接把尸体往山上一扔，反正矿山大得很。有时，人正在洞里干活呢，突然矿塌了，里面的十几个人就全部被砸死了。

在矿场做劳工的人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我们那一批进去的30多个人里，活着出去的，算上我，一共就2个。

根据以上记录，从中可知这些劳工们被运到东北之后的悲惨遭遇，这一批“30多个人里”幸存者只有两个，这和开头“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基本吻合。

少数劳工日本，更是九死一生

那么，宋玉璞所言“被拉到日本国去当劳工”的这些人的遭遇又当如何呢？

经查，阳信籍赴日劳工共计12人。其中在日本港运业会伏木华工管理事务所做苦役的阳信籍劳工9人。他们分别是：

阳信县光庄人刘杰洪

阳信县西关人刘玉奎

阳信县魏庄人刘登武

阳信县马庄人天宝堂

阳信县李圈人李官岭

阳信县李家庄人李玉青

阳信县况庄人李相明

阳信县程三营人程惠东

阳信县李园人马学信

在铁道建设兴业株式会社信浓川工事事务所做劳工的有2人。他们分别是：

阳信县马家村人辺鸿勋

阳信县西关人郭福祥

阳信县刘次母人张出西，是唯一在株式会社鹿岛组花冈出张所做劳工的阳信人。该处劳工于1945年6月30日在耿淳的领导下曾举行花冈暴动，以另一种形式反抗日本法西斯，100多人因之死亡。

尽管这些纪录阳信籍劳工村庄的文字不尽准确，但从西关、光庄等文字可以粗略看出，这些村庄基本上都在阳信中东部，这些劳工可能就是1942年在阳信县的李楼一带抗日战斗中被俘的五团战士。

和押送北票的那些战士们比，这些在日本的华工不会更好，命运可能更悲惨，恶劣的工作环境，寒不蔽体的衣物，粗劣量少的饭食，超高强度的劳动，近乎于无的医疗条件，凡此等等，任你多么强壮不出几年，都得命丧黄泉。能够等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乘坐美国军舰到达天津的五团战士应该没有吧！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想当年鲁北“八百壮士”为了保卫家国，放下锄头拿起枪，奋不顾身，抵抗外侮，或血染乡土，或命丧东北，或惨死海外，其事迹也烈也惨，可赞可叹！既荡气回肠，又令人唏嘘！团长刘学孟最终被追认为烈士，而他们呢？追为烈士已不可能，最可惜的是恐怕连名字也难以知晓了。

是的，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神圣使命，而这“八百壮士”说到底就是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在韩复榘的正规军放弃抗日的背景下，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为国家而战，为抗日而战，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吗？顾炎武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鲁北“八百壮士”之谓乎？

谨作此文，以献给故乡那些为抗日而死的无名英雄们！

2019年6曰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