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武定府劳工，惨死北票万人坑

    今日查阅史料，偶然发现《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中所载《日军在北票炭矿制造的“万人坑”》以下文字：

1943年初，日军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了。

这是日军侵华暴行的有力罪证之一，武定府是我的家乡，清末领惠民县、阳信县、海丰县、乐陵县、蒲台县等九县一州，治今滨州市惠民县，这段历史家乡人尚未关注，于是进一步查找史料，找到《北票万人坑》中如下文字：

1943年，在山东武定府一带的扫荡中，一次就抓了青壮年500名，北票炭矿派人接来当劳工（注：张涉任：《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矿工》，载《血海深仇》，第224～230页。）。

北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民国时期属热河省，煤炭资源丰富，煤矿规模较大。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日本从北票掠夺优质煤炭840多万吨，同时造成3.12万多矿工死亡，在北票留下了5处较大的万人坑。残酷迫害、过度劳累、严重饥饿、传染疾病、细菌试验是形成万人坑的原因。

那么，这些劳工具体是武定府哪儿人呢？1943年武定府一带究竟发生了什么，致使日本侵略者一次“扫荡”抓去五百劳工？

一、铁营洼突围战：三百多名抗日将士壮烈殉国

顺着“1943年武定府”这条时间、地点线索，笔者开始追踪，发现日军对乐陵铁营洼的大“扫荡”与此比较吻合。

抗日战争时期，铁营洼属阳信县境，是渤海三分区机关、阳信县政府和各地抗日武装经常活动和隐蔽的地方。1943年2月2日深夜，日军纠集济南、天津、惠民、沧州、德州等地的日伪军2万余人，采用长距离奔袭，以铁壁合围之势，将铁营大洼400多抗日将士围了个水泄不通。黎明时，气壮山河的铁营洼突围战开始了，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人民战士在大量杀伤敌人后，除王志诚率十几人和“五小队”的两个班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包括冀鲁边区军分区副司令李永安、专区一科（教育科）科长罗柏森（姚思清）、阳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武大风、副县长石亭月、县府秘书石庭悦、五小队长李清寿、副队长陈连秀和指导员贾明忠等指战员。

日军“扫荡”的时间、地点一致，但我三百多名抗日将士在这次突围战中壮烈殉国，数十名突围，何来五百名劳工？笔者带着疑惑继续查找资料。

二、陈德泽的父亲：押往东北煤矿路上的侥幸逃脱者

莫非1943年这条时间线索并不准确？笔者试着往前检索，找到地方知名作家陈德泽的一篇名叫《父亲在“五团”打鬼子》文章，文中说：

再后来，父亲和200多名兄弟被圈在了韩家庄里……被装上了小日本儿的20辆汽车，拉到了东北小日本儿开的煤井子里，也有的被拉到日本当劳工。幸好父亲在汽车开往德州的路上，夜里跳车逃出。

　　《阳信县志》写道：山东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自卫团于1942年（夏历）五月五日遭到来自天津、德州、济南、惠民沾化等地的5000多名日军的包围，800多人浴血奋战半天，终因力量悬处，寡不敌众，200多人战死，500多名被俘（后被押往东北日军煤井做劳工），团长刘学孟饮弹自尽。刘学孟于1984年被追认为烈士。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时间是1942年，惨死北票的五百劳工应该大部是刘学孟家乡阳信县劳店乡人，其中可能也有少数河流镇、城关镇以及水落坡乡等附近乡镇人。

“五团”和团长刘学孟笔者是知道的，我爷爷邢明道就是“五团”成员，在1939年3月的豆腐店突围战中壮烈牺牲，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蓝天为证》《宁死不屈的保安团长刘学孟》予以介绍，“五团”原为“抗日自卫团”，后来接受了国民党鲁北行署行辕主任何思源的指令，遂改编为“鲁北行署保安独立第五团（简称五团）”，在团长刘学孟的带领下多次伏击日军，这才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战斗就发生在阳信县的李家楼、韩家、小齐家、皂户杨村(今无棣地)一带，小时候没少听过团长刘学孟的传奇故事。我所不知道的是这些算不上正规武装的鲁北家乡英杰，最后竟然惨死千里之外的东北北票。可不惜哉！

写到这里，笔者心里很不平静，想当年他们也是为国家而战，为抗日而战，最终惨死异乡，团长刘学孟最终于1984年被追认为烈士，而他们呢？追为烈士已不可能，最可惜的是恐怕连名字也难以知晓了。倘若有空，笔者定当奔赴刘学孟家乡阳信县徙义区吕家村(今劳店乡枣吕村)采访，以期获得珍贵的口头史料。

三、老兵宋玉璞：通化煤矿劳工的幸存者

能够半路上逃出虎口，作家陈德泽的父亲无疑是幸运的，那些被运往东北的同袍们则绝大多数惨死异乡，九死一生、侥幸逃脱者寥若晨星，宋玉璞为幸存者之一。

1944年，宋玉璞偷偷从矿上逃到了通化惠南县城的一个名叫宋玉林的老乡家里，住了两个月，拿到日本人派发的“良民证”，找老乡借了点盘缠，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通化惠南坐火车到沧州，然后再坐汽车回到老家，一路辗转，费了几天时间，终于回到老家。1946年，他又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在北京做瓦匠的老乡，就住在现在的房子里——南河沿大街105号。刚开始，当小工，后来在京剧团当了个临时工。1960年1月1日，成为京剧团的正式职工，1984年从京剧团退休。2016年“北师大关爱老兵小组”曾经探望时年96岁的老兵宋玉璞。

宋玉璞曾撰写《回忆难忘的岁月》一文回忆往事，文载：

五团官兵与日军浴血奋战一天，终因我五团武器装备太差、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最后被打垮，200多人阵亡战死。少数人突围，500余名官兵被俘，团长刘学孟战斗到最后饮弹殉国。我和战友们被装上日军的多辆汽车，押送到东北通化，汽车开往德州的路上，在夜里还有人冒死跳车逃走了，我们这拨几十人被押送到大理子沟铁矿（现在吉林省通化县境内），也有部分人被拉到日本国去当劳工。

通化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各种矿产丰富，铁矿石储量千万吨，还有金、镍、铅等矿石都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日本人看到这些就大力开发掠夺，为他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证。日军把我们直接押送到日本人开采的大理子沟铁矿区，并编入开采的劳作队伍中，开始没完没了的矿石掘进开采。每天早出工晚收工，日本人派二鬼子做监工，天天监视我们。由于吃不饱穿不暖，加上采挖掘进条件艰苦，工作环境差，有病得不到医治，我们工友当中经常有病死的，死后卷个席筒便扔到大山沟里。这样下去我们面临只有死亡，有一次我们几个工友商议逃跑，跑到深山老林迷了路，根本跑不出去，我们只好又回到矿区，监工问我们哪去了？我们撒谎说：想到山上玩玩，结果迷路了。监工说：还好没有向日本人汇报，否则就通缉你们了。

《中国社会保障》（2014年第12期）载记者陈萧军采访宋玉璞《团长在我眼前倒下》一文：

在矿上做的事就是钻到地下开煤矿。工具是铁锨和凿子。从洞口走下去，拿起凿子就开始打眼，然后放炮，等炸开之后再拿铁锨装运上车。一个洞大概需要十来个人干活，从早干到晚，而补充体力的粮食就是棒子面窝头和水，一天两顿。晚上就住在山上的工棚，大通铺，一间睡好几十个人。

日本人偶尔会派技术人员过来勘察，更多的时候现场由汉奸看守。劳工就是干活的命，小伤小病是没有人理会的，除非你累死病死，就不用干活了，直接把尸体往山上一扔，反正矿山大得很。有时，人正在洞里干活呢，突然矿塌了，里面的十几个人就全部被砸死了。

在矿场做劳工的人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我们那一批进去的30多个人里，活着出去的，算上我，一共就2个。

根据以上记录，从中可知这些劳工们被运到东北之后的悲惨遭遇，这一批“30多个人里”幸存者只有两个，这和开头“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基本吻合。另外，宋玉璞所言“也有部分人被拉到日本国去当劳工”，这些人的遭遇已经不得而知。

据记载，抗战八年滨州经济社会遭受沉重打击，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被日军俘去劳工高达3707人。

顾炎武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五团”壮士，面对入侵的日寇，拿起武器奋不顾身地保卫家乡，或血染乡土，或命丧东北，也烈也惨，可赞可叹。不由地想起了诗人陈陶的《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老父老母或于此不知，倚门而待，其妻子儿女或犹梦里相逢，可悲也夫！后人于是不记，何以告慰那些无名壮士的英灵？谨作此文，以献给故乡那些为抗日而死的无名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