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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建 李登建,山东邹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滨州市作协主席,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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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胡同
2017-01-22 00:00:00

往里走了几步,天色就暗下来。路也变得狭窄,就像一条淤塞的河道。同时闻到发霉的气味,一阵浓一阵淡,空气很污浊。我屏住呼吸往前走,好歹,离婶子家很近了。

这条胡同里还有婶子一户人家。中温大爷嫌老宅天井小,在村头生产队废弃的打麦场上盖了新房。登常哥的儿子在县城上班,孙子从一落地到读初中都要人照看,登常哥和老伴也习惯了住儿子那里。广德奶奶去世后,大门被一条白纸封住,好像就再没打开过。赵老五在南方打工,一去不返,锁锈成了铁疙瘩,可惜了那座二层小楼……婶子家北面胡同头上一家,是登望。登望的姐夫在村里当支部书记,登望翻盖北屋,地基向西扩出两米多,把胡同占为己有,这样胡同就被截断了,他的大门则建在了宅院东北角,朝北开,面向大街——他离开了这条胡同。

那年我回老家,听说婶子正为这事找村干部评理,因为这等于堵了她家的路,还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但早年叔叔患精神病,不被当一个人看,虽说他已去世多年,村人歧视的目光却仍压得那么低,个头高大的堂弟也没能顶起这个家。可想婶子能找出什么结果,书记说他小舅子占胡同是按新村规划来的(也许真有这么一个规划),一句话就把婶子挡在门外。知道我回来,婶子很希望我出面替她出口气,她以为我是吃“皇粮”的。她眼里含着泪,几乎是乞求我。我的心拧绞着,我不敢看婶子的眼睛。但我清楚一个文人在那帮人的天秤上有多重,他们过年过节都到我居住的城市看望村里一个当了局长的年轻人,路过我家门,却从没到我家坐过。当然从内心说我也看不起他们,就是在本村街上相遇,我也缺少接他们话茬的兴趣。我没有照婶子的愿望去做,没有帮她打通那道权力和野蛮筑成的墙,自此,她出门就不能往北走了,她家的天地少了一面。

在乡村,这种走不通的胡同叫死胡同。

小胡同的早晨好像总是从这眼水井开始。天刚蒙蒙亮,汉子们要出工,出工前,得先来挑水,把水缸挑满,主妇这一天就无忧无虑了。担杖钩子摇晃水桶的声音,水桶碰井口石沿的声音,水面被水桶“荡”得哗哗响的声音,以及担着水走和空着桶来的人的相互问候,闹醒小胡同。一个儿童背着书包上学,他是以井上的音响为闹钟的,这个儿童就是当年的我。

水井在登常哥家门口的一侧,这里有一块凹进去的空地,砌了井台,用的全是青龙山上的大青石,平整又不至于打滑,但仍被祖祖辈辈的脚掌磨得发了亮。这口井的水碧绿澄净,刷水缸的时候,缸底只几颗细细的沙粒儿。都说它是村里最好的一口井,这并无科学证据,但有一点却是确实的:有一年大旱,村里东西南北各个角落的井都枯了,唯独这口井里水还不见少。这成为我们胡同引为骄傲的事。

别的胡同的人也来挑水,甚至大街以北的人也来,但这多是小伙子,奇怪的是他们多半是晌午头来。晌午头,登常哥大门前有一块阴凉地,姑娘们凑在一起做针线活,有说有笑,大概这就是“磁场”。这帮姑娘中有一个叫梨花的,眉眼俊秀,体态丰盈,两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垂到腰间。天天在坡里干活,太阳却晒不黑她红里透白的肌肤;薅草拔禾,细嫩的手也磨不糙。村里好几个小伙子暗恋着她,中午以挑水为由看她一眼,胆大的放下水桶过来搭讪,粘着不走。梨花姐姐也明白这些帅气小伙的心思,可是她却嫁给了一个黑牛粪一样的汉子,正应了那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话。“黑”在乡村不是贬义词,问题是他的黑并非来自阳光,他在城里蹲办公室,与阳光隔着一道墙。懂了点世事的我很为梨花姐姐惋惜,可大人们却都说这桩婚姻美满,羡慕她有福气。梨花姐姐哭过两回,不久就又笑成了一树梨花,并且一口气为他生了三个小黑猪崽一样的胖娃。

嫁闺女,娶媳妇,再就是淘井,这可说是小胡同里的节日。水井两三年淘一回,不淘泉子不旺。年纪大的长辈商定了淘井的日子,这天,吃过午饭,全胡同的人,男男女女,都聚在井台子周围。井口上搭起木架,顶端装上滑轮。铁塔汉子顶子叔往腿上搓两把白酒,下井挖淤泥,其他人在上面等候。“上——”井下传出吆喝声,人们忙用齐了力拉动绳索,一筐淤泥被吊上来。“下——”上面的人大声喊,随着滑轮一阵哗啦啦响,空筐又系到井里。“上——”“下——”,两只筐倒替着进出井口,隆隆的脚步滚动如雷。顶子叔在井下撑不住了,山子叔又下去换他,墩子哥已做好“接班”的准备。一筐筐淤泥倒在井台旁边,老人和孩子们拿着棍子扒开,“哟,一枝玉簪!”——这是登常嫂去年打水掉下去的。“嗬,赵宗宝的钢笔!”——当时宗宝叔捞了三四个晌午头也没捞上来……一件一件,谁丢的归谁,这些丢失的“宝贝”重新回到主人手里,自是又有一份欢喜。而淘完井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的心情还清亮亮的,水格外甜不用说,大家见了面脸上都挂着笑,就连为了争自留地地边打仗的中树大娘和广财奶奶,从一前一后拉滑轮那天起言归于好了。

然而现在,这口井却废了。县里一家私营企业,制造大量含有重金属和化合物的污水,汩汩地往河里排,往地下注,方圆百里水被污染,人们不得不花钱买从远处运来的桶装水吃。“这不是富人发财,让咱穷人买单吗?”怨声载道。但这怨声太微弱了,传不到县长耳朵里,或者县长听而不闻,总之污水照排不误。井水不能吃,当然也就不再淘井,眼睁睁看着这口井一天天淤死。井口上压了一块石板,井台子成了堆放柴草的地方。这堆柴草好像也没人来取(如今做饭、取暖都不烧这个了),且越垛越高,从外面看底部落了厚厚的碎屑,里面恐怕早已腐烂成泥。

我路过水井,突然听到一声闷声闷气的长叹。附近并没有人呀,这叹息从哪里来?难道是这口沉寂的水井发出来的?

村子里有好多条胡同,但它们不是我的,我在那些胡同里被大孩子打破过头,伤痕和恐惧感都很深。而在我们这条胡同,我却仿佛一只小船漂荡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自由自在。

下午放了学,我冲出学校大门,飞也似地穿过一条条胡同,跑到我们胡同口,才放慢脚步。

阳光已从墙壁爬上屋脊,胡同地面呈现暗红色,像一张涂了颜色的彩纸。我一个人趴在上面,拿一截树枝子,在这张彩纸上写字、画小人。我能画到暗红色里掺进灰色。我从小喜欢独处,耐得住寂寞,我是个孤僻的孩子——多少年来,这片暗红色嵌在我的脑海,是我记忆的底色。

少不了到奶奶家(就是现在的婶子家)打个逛,奶奶总是跟那群鸡说话,絮絮叨叨,她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无趣地离开。

赵家爷爷还坐在胡同中段、他家门前的石头上,一动不动。

这个老头儿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这个架子好像镀了铜。他一年前就不能下地劳作,不能再接受烈日的暴晒,可是脸、身子都没有变白,似乎阳光沉积下来的黑色素太多太多,短时间内无法祛除,或者它们已经浇铸在他的体内,永远不能改变。他一个人无声地坐在这里,闭着眼睛,气息微弱,仿佛睡着了,但偶尔爆发的吭吭的剧烈咳嗽,还透露出早年这是个烈性汉子。赵家爷爷的“凶”在全村都数得着,女人们习惯拿他的名字吓唬孩子,一说他来了,正哭闹的孩子立刻噤声。但没有让人把他当坏蛋看,反而留下美名的是他干起活来也凶,锄高粱地,砍玉米棵,他光着膀子,嗷嗷叫着,挥锄抡锨,横冲直撞,像一头凶猛的豹子,所向披靡。

他是胡同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了,他那一代人一个个地都“走”了。从泥土里来,在泥土里滚成一块土坷垃,又化为泥土。这条胡同就是在他这代人的手上兴旺起来的,一座一座宅院连成片,向南、向北各延伸出一段。“走西口”回来的六爷,没用两年,在原来一个闲园子里盖起五间北屋,拉一圈院墙,有了自己的家。中兴大爷完成了父辈的梦想,把小柴门改成了大车门,宽宽敞敞,大马车都能赶进去。

我蹑手蹑脚从赵家爷爷身边绕过去,可是每次绕过后,我又忍不住好奇地回头看他——现在想来,那绝不是点缀胡同的一块皱、瘦、漏、透的太湖石,那是耸立在胡同里的一座纪念碑!

我真后悔没有在他面前停下来,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孤独和痛苦,体会不到一头在田野里奔走一生,老来却无力下田耕作的老牛的悲哀。我有所注意,坐在这里的赵家爷爷,对我们小孩子是闭着眼默不作声的,而有大人经过,他却又“活”了过来,含糊不清地问地里的庄稼熟了没有,继而瞪圆了两眼,挣扎、叫喊,要求再派给他活,骂儿子不扶他下地。可是农忙时节,谁有空闲和耐心安慰他?只有那根拐棍在墙根忠实地陪伴他。闹腾半天,情绪渐渐平静,用回味、咀嚼以往在田野里拼杀的畅快来打发时光,一点点地忍受胡同里寂寥的煎熬。等到广财奶奶背着一捆柴回来,中瑞大爷推着草车子回来,王瘸子一拐一拐地赶着牲口回来(这是大伙儿收工的先头),胡同里牛、马、羊、猪的合唱奏响序曲,他又开始狂躁、吵闹、大骂,不过这时他是骂他自己,骂自己这一天白活了,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大东洼的红高粱一茬接一茬,小胡同里后继有人。赵家爷爷他们的身影隐于胡同深处,顶子叔这一代又出挑了一个个好汉。高粱棵子在风中晃动,大东洼弥漫着一派阳刚之气;汉子们从小胡同走出来,脚下卷起一股雄风,他们个个强壮如牛,个个是顶呱呱的庄稼把式……

屋山墙从中间往下表皮大片大片脱落,露出一层一层的黄泥土坯。上半截残存的白灰墙,像一块被烧毁、边缘参差破碎的幕布垂挂下来——画家把油彩调好,蘸上油画刀,唰唰几下,就出了这个效果。又加入些许熟褐,用刀尖在画布右上角斜着往下勾了一笔,使墙上那条裂缝豁然在目。他退到远处端详,再走过来,随意往上点油彩,并不抹平,油彩就那么厚厚地堆着,却明显增强了破败墙壁的质感。在我印象中,油画笔触是粗放的,这次我改变了旧有的看法,你瞧,红砖门把子上岁月之虫咬噬出的小洞和门槛朽烂的痕迹,画家都通过调配不同颜色,把它们表现得非常逼真。“运用色彩的高手!”我赞叹。他不以为然地一笑。我也清楚这不是他的代表作,这幅画比起他的其他作品色彩并不丰富,它的主调是发暗的土黄色,恍一看就像一堆黄泥,只有天空是靛蓝加白色调出来的明丽。

这是实写我的旧居的一幅油画——近年我深深思念故乡,受杨朔启发,想请一位画家依据照片画出我的旧居,挂在墙上,天天看。画家王黎明先生刚刚获了巴黎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金奖,我便“瞄”上了他。

经了名家之手,描摹我旧居的这幅油画,实际已成为一幅再现乡村凋敝面貌(也可说是古村落的一个缩影)的艺术作品。市里正搞《记住乡愁》的画展,特意要去,在色彩纷呈、争奇斗艳的展厅里展览一周。

闲暇时我便瞅这幅画,伫立在它面前,我却不是在作一般的艺术欣赏,而是像看到离别三十多年、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亲人,亲切,又心疼。有一天深夜睡不着,爬起来看它,望着那老态龙钟的土屋,那门框上发了白的对联,我眼里不知不觉蓄满泪水。其实,这还不是我家宅院最后的状貌,哥哥另立门户,姐姐妹妹们陆续出嫁,母亲、父亲先后去世,没人住的宅院没了生气,雨浸雪压,北屋屋顶塌了一角,墙壁跟着坍圮,院墙的一头也断开一个缺口。但这个沦为废园子的旧宅院对我的意义却丝毫没有减少,只要回故乡,别的不做,我第一件事是从缺口进去,在里面呆半天。一院子杂草,半人多高,蓬蓬勃勃,恣意蔓延,显然这里已被它们主宰;葛藤也不示弱,由着性儿疯长乱爬,打结织网,叫你下不去脚,迈不动腿(院子里那棵正值壮年的枣树却死了,据说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春天,万物生发,它却没再抽芽)。我依次走进小南屋、饭棚、茅房,窗台上的灰尘全面覆盖了旧报纸、旧书;电灯线结了比它还长的蛛网。我不敢喘气,近于窒息,但我却迟迟不肯离去。而后来我再来旧宅院,发现哥哥为了防止别人乱进,在缺口挡上了一捆荆棘。我再不能到里面摸摸那一草一木,嗅一嗅那尘土的气息,我只能踮起脚,仰疼脖颈,向里张望,久久注视北屋最终倒塌后遗留的废墟,西墙根敞棚下面那只三根腿的矮凳……

旧宅院尘封着我们全家多少艰难而快乐的时光!父母一结婚爷爷奶奶就把他们“赶”出来,住进胡同南头爷爷的哥哥、我无后的三爷留下来的这所院子。虽然家徒四壁,年轻的父亲母亲却兴奋不已。他们的六个孩子相继出生,又不断给这个家增添新的希望。哥哥十七八岁的时候,到五十里路以外的坡庄油棉厂干临时工,扛棉包,腰被压成九十度弯,挣来的钱全部寄回家。一个月四十元,父亲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从邮局取出,一路紧紧攥着,手心汗水淋淋。第二年冬天,哥哥跟着顶子叔他们远行百里去麻大湖运苇子,回来在天井里支起杆子,打箔、打帘子。这活儿第一步是把苇草根部的泥清洗掉,盆子里的水结了冰碴儿,哥哥两只红萝卜似的手上冻裂的口子张着大嘴。每隔一个集空,大家约好,一辆辆小推车推着苇箔、帘子,到集上卖了换回粮食。混在他们中间,哥哥努力做出一个大人的样子,他的身量还没发好,但他要像一根柱子一样,和父亲并立在屋檐下。踩着哥哥的脚印姐姐走来了,姐姐在家里贡献最大,索取最少,为了这个家,她甚至没有上学读书。母亲下地劳动,六七岁的姐姐照看着我和妹妹。十一二岁出没于大东洼,打猪草、砍柴。十四五岁就到生产队挣工分,由梨花姐姐她们带着在棉田里打药治虫。矮小的姐姐背着很重的一管子药水,在田垄里来来回回,身子一溜歪斜,肩膀上勒出血印。那时候农药都是剧毒的,药液通过汗腺被吸收,时间长了人会中毒,姐姐每年夏天都中毒一次。那一年姐姐在公社医院昏迷了好几天还不睁眼,吓得母亲跑到会仙山庙里去求菩萨保佑……

南屋窗前有一棵枣树,树冠遮住小半个天井,秋天结一树玛瑙似的红枣,晚上映亮了天空,院子里像掌着灯笼。母亲又在饭棚墙边栽了一棵榆树,树身子很快高过墙头,把一团绿荫洒在胡同里。

那个年代有一个口号“先治坡,后治窝”,这个口号对父亲影响最深。父亲很少待在家里,我记忆里没有父亲和我们玩耍、疼爱我们的细节,倒是因为老是等他(他收工后迟迟不回家),家里早饭吃得晚,害得我上学常常迟到。母亲不满父亲不顾家,没少和他吵架。父亲是生产队长,相当于部队的连、排长,是冲锋陷阵的角色。说起来父亲并不人高马大,脾气也不粗蛮,也没有三兄六弟帮衬(仅有的一个弟弟还患精神病),可他从互助组长干到生产队长、村长,直到年老“退休”。他是凭啥让那一个个牤牛犟驴似的汉子服气的?他有“杀手锏”,比如割麦子,众人来到地头,父亲喊一声“开镰了!”插镰就割,你一眨眼的功夫他先割下去两三丈远了;你就不能迟缓,而你刚割到两三丈远,他已经“拱”到地半截腰了,使你始终只能紧紧跟随,手忙脚乱,腾不出嘴来指手画脚,说东道西。

早早晚晚,霜前雨后,父亲多半是在田野里转悠,站在堰脊上思量。但我想,在那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沟沟坎坎上,他脑子里除了琢磨那块玉米地该追肥了,那块谷子地该松土了,不可能不装着小胡同里他的宅院,恐怕这是最让他头疼的事情。在乡村,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能耐,重要的一条是看他的宅院,有了钱就盖房子,把宅院拾掇得招人艳羡。然而我家,哥哥结婚,父亲倾其所有,在村外给他们小两口盖了七间北屋,之后家里多年缓不过劲来。我和二妹读大学,三妹读中学,都要花费,都是在敲他的骨髓。恰恰这时村里兴起一股盖屋热,这家大厦檐屋矗起,那家二层小楼完工,胡同里就是我家还住在低矮的土屋里。父亲一向要面子呀,他的脸面往哪里搁?再借钱吧,父亲已经步入暮年;就这样认输?这又不是他的性格。愁苦、焦虑、无奈、不甘,但父亲终于有了办法:他今年攒钱,给北屋穿上“小红马褂”(屋顶中间铺麦草,四周镶红瓦);明年攒钱,屋顶全换成大红瓦;后年攒钱,棰地面、吊顶棚……年年宅院焕然一新,年年脸上有光彩。特别是白石灰泥墙,一两年就来一遍,小胡同里数我们家的墙壁白,好像这样就能跟人家的大厦檐屋、二层小楼抗衡了。我和妹妹背后笑:父亲怎么越老越像阿Q了?可我们不说破,全由着父亲。父亲未必不明白,只是他只有这么做,他还有另外的招数吗?

可怜我的父亲,用一层薄薄的灰泥维护着他的自尊!

晚年父亲多是住在我和妹妹家,我的楼房一百八十九平米,四室三厅两卫,亮亮堂堂。单独给父亲一个房间,可父亲并不说好,他还是老念叨他的老屋。病重之后,他要我们一定把他送回老家,送回小胡同那个凝结着他的心血,又让他忍受屈辱的小院……

婶子家很冷清,院子里家什凌乱地扔着,没有收拾。屋内靠墙生着炉子,但烧的砟子里掺土太多,炉火半死不活,仅仅发红而已,散不出多少热量,坐在正堂沙发上就觉得清冷。清冷使这个空间不大的屋子显得空荡荡。

婶子正偎在炉前烤火,见我来,站起身:“别给我带礼物了,人回来我就高兴。”

趁婶子刷那只满是黄渍的茶杯,我从背后打量她,婶子头发全白了,但身子骨还算硬朗。

生前患精神病的叔叔苦了婶子一辈子。婶子一辈子在村子里挺不直腰,本指望儿子长大后能好起来,可是父贵子亦荣,父窝囊子也难有出息。对于穷苦人来说,处境、命运改变太难了。堂弟到了成婚的年龄,没有一个媒婆上门,婶子到处求人,于二姑从北乡里给寻摸了一个姑娘。人很老实,但患有家族遗传性糖尿病,过门没几年就发现并发症,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挡住死。

堂弟哪还有能力续弦?可天上有时也掉馅饼,一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女人流浪到这里,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根底,她经过两个光棍汉家,后来在堂弟家住下不走了。这可能是个遭受过很多磨难,看透了人世的苦命人,她认定堂弟,不是因为堂弟富,倒是因为堂弟穷,穷人跟穷人,踏实。堂弟给这个女人换了一身新衣裳,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干净、利索,能吃苦,一心一意地和堂弟过起了日子。可旧愁消了新愁又添,堂弟前妻生的儿子,现已二十多岁,却不愿务农——这是一股风气,村里的年轻人谁还种地?就连女孩子都成群结伴到城里去打工,大东洼里的地都地荒了。而且不种地,他们的肌肉都在萎缩,像顶子叔那样的铁塔大汉早没有了——好歹进了一家乡镇企业,母亲的基因却过早地在他身上暴露出来,显出了一副病态,女孩子没有愿意靠近他的,堂弟为儿子的婚事愁得睡不着觉。看看婶子这个家,在泥坑里挣扎,哪年哪月能拽出来啊!婶子命苦。

“也没有啥好吃的给你。”婶子很不好意思,催我喝口热水,驱驱寒。我每年春节都回来看她,是她盼望的。她已经七十多岁,也“熬”成族里的长辈了,可是由于家境窘困的原因,一些晚辈眼里却没有她,过年拜年都“忘”了到她这条胡同里来。现在拜年人们都去拜那些有钱的人,辈分未必高,也不一定年长,你有钱,家里就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而我婶子的小胡同却门可罗雀。

人心不古!村里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人情淡薄如纸,街坊邻居之间,过去盖屋垒墙,都是你帮我我帮你,现在不行了,是用人就得动钱;比如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李小喜拉民间借贷,“抠”走他四大爷的钱,不想资金链断裂,四大爷大半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四大爷受不了,把自己“挂”在了树杈上。再比如,不少长者老来无人管,你不能干活了,白吃饭了,就成了“一害”,儿媳妇恨不能把你“晾”起来,儿子也和媳妇一个腔调,真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我和婶子唠了一会儿嗑儿,虽然已是腊月二十八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她脸上漾着喜气,但某一瞬间仍露出忧郁的“地子”。她还是忘不了那件事,说自书记的小舅子堵住胡同,截断她家的路,风水就坏了,日子咋过也不见好。“这条胡同里是没法住了!”她声音很小,也许她自知说这话也没有用,只是发发穷恨,她能到哪里去?无处可去。我低头不语,我愧对婶子。

堂弟赶年集倒腾青菜赚点钱,很晚了还没回家,我没见上他。从婶子家出来,一股冷风直扑我胸口,我打了个寒战。一路上我脚步沉重,忧心忡忡:不同于原来“死胡同”的含义,这条百年老胡同正在慢慢死去。而更为可怕的是,死去的还不止这条百年胡同。它们都死了,这块土地上还能剩下什么?真的就留不住它们了?我四顾茫然。

不远处,好像就在北面的大街上,噼噼啪啪炸响一串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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