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往里走了几步，天色就暗下来。路也变得狭窄，就像一条淤塞的河道。同时闻到发霉的气味，一阵浓一阵淡，空气很污浊。我屏住呼吸往前走，好歹，离婶子家很近了。

这条胡同里还有婶子一户人家。中温大爷嫌老宅天井小，在村头生产队废弃的打麦场上盖了新房。登常哥的儿子在县城上班，孙子从一落地到读初中都要人照看，登常哥和老伴也习惯了住儿子那里。广德奶奶去世后，大门被一条白纸封住，好像就再没打开过。赵老五在南方打工，一去不返，锁锈成了铁疙瘩，可惜了那座二层小楼……婶子家北面胡同头上一家，是登望。登望的姐夫在村里当支部书记，登望翻盖北屋，地基向西扩出两米多，把胡同占为己有，这样胡同就被截断了，他的大门则建在了宅院东北角，朝北开，面向大街——他离开了这条胡同。

那年我回老家，听说婶子正为这事找村干部评理，因为这等于堵了她家的路，还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但早年叔叔患精神病，不被当一个人看，虽说他已去世多年，村人歧视的目光却仍压得那么低，个头高大的堂弟也没能顶起这个家。可想婶子能找出什么结果，书记说他小舅子占胡同是按新村规划来的（也许真有这么一个规划），一句话就把婶子挡在门外。知道我回来，婶子很希望我出面替她出口气，她以为我是吃“皇粮”的。她眼里含着泪，几乎是乞求我。我的心拧绞着，我不敢看婶子的眼睛。但我清楚一个文人在那帮人的天秤上有多重，他们过年过节都到我居住的城市看望村里一个当了局长的年轻人，路过我家门，却从没到我家坐过。当然从内心说我也看不起他们，就是在本村街上相遇，我也缺少接他们话茬的兴趣。我没有照婶子的愿望去做，没有帮她打通那道权力和野蛮筑成的墙，自此，她出门就不能往北走了，她家的天地少了一面。

在乡村，这种走不通的胡同叫死胡同。

二

小胡同的早晨好像总是从这眼水井开始。天刚蒙蒙亮，汉子们要出工，出工前，得先来挑水，把水缸挑满，主妇这一天就无忧无虑了。担杖钩子摇晃水桶的声音，水桶碰井口石沿的声音，水面被水桶“荡”得哗哗响的声音，以及担着水走和空着桶来的人的相互问候，闹醒小胡同。一个儿童背着书包上学，他是以井上的音响为闹钟的，这个儿童就是当年的我。

水井在登常哥家门口的一侧，这里有一块凹进去的空地，砌了井台，用的全是青龙山上的大青石，平整又不至于打滑，但仍被祖祖辈辈的脚掌磨得发了亮。这口井的水碧绿澄净，刷水缸的时候，缸底只几颗细细的沙粒儿。都说它是村里最好的一口井，这并无科学证据，但有一点却是确实的：有一年大旱，村里东西南北各个角落的井都枯了，唯独这口井里水还不见少。这成为我们胡同引为骄傲的事。

别的胡同的人也来挑水，甚至大街以北的人也来，但这多是小伙子，奇怪的是他们多半是晌午头来。晌午头，登常哥大门前有一块阴凉地，姑娘们凑在一起做针线活，有说有笑，大概这就是“磁场”。这帮姑娘中有一个叫梨花的，眉眼俊秀，体态丰盈，两条又长又粗的大辫子垂到腰间。天天在坡里干活，太阳却晒不黑她红里透白的肌肤；薅草拔禾，细嫩的手也磨不糙。村里好几个小伙子暗恋着她，中午以挑水为由看她一眼，胆大的放下水桶过来搭讪，粘着不走。梨花姐姐也明白这些帅气小伙的心思，可是她却嫁给了一个黑牛粪一样的汉子，正应了那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话。“黑”在乡村不是贬义词，问题是他的黑并非来自阳光，他在城里蹲办公室，与阳光隔着一道墙。懂了点世事的我很为梨花姐姐惋惜，可大人们却都说这桩婚姻美满，羡慕她有福气。梨花姐姐哭过两回，不久就又笑成了一树梨花，并且一口气为他生了三个小黑猪崽一样的胖娃。

嫁闺女，娶媳妇，再就是淘井，这可说是小胡同里的节日。水井两三年淘一回，不淘泉子不旺。年纪大的长辈商定了淘井的日子，这天，吃过午饭，全胡同的人，男男女女，都聚在井台子周围。井口上搭起木架，顶端装上滑轮。铁塔汉子顶子叔往腿上搓两把白酒，下井挖淤泥，其他人在上面等候。“上——”井下传出吆喝声，人们忙用齐了力拉动绳索，一筐淤泥被吊上来。“下——”上面的人大声喊，随着滑轮一阵哗啦啦响，空筐又系到井里。“上——”“下——”，两只筐倒替着进出井口，隆隆的脚步滚动如雷。顶子叔在井下撑不住了，山子叔又下去换他，墩子哥已做好“接班”的准备。一筐筐淤泥倒在井台旁边，老人和孩子们拿着棍子扒开，“哟，一枝玉簪！”——这是登常嫂去年打水掉下去的。“嗬，赵宗宝的钢笔！”——当时宗宝叔捞了三四个晌午头也没捞上来……一件一件，谁丢的归谁，这些丢失的“宝贝”重新回到主人手里，自是又有一份欢喜。而淘完井好长一段时间，人们的心情还清亮亮的，水格外甜不用说，大家见了面脸上都挂着笑，就连为了争自留地地边打仗的中树大娘和广财奶奶，从一前一后拉滑轮那天起言归于好了。

然而现在，这口井却废了。县里一家私营企业，制造大量含有重金属和化合物的污水，汩汩地往河里排，往地下注，方圆百里水被污染，人们不得不花钱买从远处运来的桶装水吃。“这不是富人发财，让咱穷人买单吗？”怨声载道。但这怨声太微弱了，传不到县长耳朵里，或者县长听而不闻，总之污水照排不误。井水不能吃，当然也就不再淘井，眼睁睁看着这口井一天天淤死。井口上压了一块石板，井台子成了堆放柴草的地方。这堆柴草好像也没人来取（如今做饭、取暖都不烧这个了），且越垛越高，从外面看底部落了厚厚的碎屑，里面恐怕早已腐烂成泥。

我路过水井，突然听到一声闷声闷气的长叹。附近并没有人呀，这叹息从哪里来？难道是这口沉寂的水井发出来的？

三

村子里有好多条胡同，但它们不是我的，我在那些胡同里被大孩子打破过头，伤痕和恐惧感都很深。而在我们这条胡同，我却仿佛一只小船漂荡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自由自在。

下午放了学，我冲出学校大门，飞也似地穿过一条条胡同，跑到我们胡同口，才放慢脚步。

阳光已从墙壁爬上屋脊，胡同地面呈现暗红色，像一张涂了颜色的彩纸。我一个人趴在上面，拿一截树枝子，在这张彩纸上写字、画小人。我能画到暗红色里掺进灰色。我从小喜欢独处，耐得住寂寞，我是个孤僻的孩子——多少年来，这片暗红色嵌在我的脑海，是我记忆的底色。

少不了到奶奶家（就是现在的婶子家）打个逛，奶奶总是跟那群鸡说话，絮絮叨叨，她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无趣地离开。

赵家爷爷还坐在胡同中段、他家门前的石头上，一动不动。

这个老头儿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这个架子好像镀了铜。他一年前就不能下地劳作，不能再接受烈日的暴晒，可是脸、身子都没有变白，似乎阳光沉积下来的黑色素太多太多，短时间内无法祛除，或者它们已经浇铸在他的体内，永远不能改变。他一个人无声地坐在这里，闭着眼睛，气息微弱，仿佛睡着了，但偶尔爆发的吭吭的剧烈咳嗽，还透露出早年这是个烈性汉子。赵家爷爷的“凶”在全村都数得着，女人们习惯拿他的名字吓唬孩子，一说他来了，正哭闹的孩子立刻噤声。但没有让人把他当坏蛋看，反而留下美名的是他干起活来也凶，锄高粱地，砍玉米棵，他光着膀子，嗷嗷叫着，挥锄抡锨，横冲直撞，像一头凶猛的豹子，所向披靡。

他是胡同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了，他那一代人一个个地都“走”了。从泥土里来，在泥土里滚成一块土坷垃，又化为泥土。这条胡同就是在他这代人的手上兴旺起来的，一座一座宅院连成片，向南、向北各延伸出一段。“走西口”回来的六爷，没用两年，在原来一个闲园子里盖起五间北屋，拉一圈院墙，有了自己的家。中兴大爷完成了父辈的梦想，把小柴门改成了大车门，宽宽敞敞，大马车都能赶进去。

我蹑手蹑脚从赵家爷爷身边绕过去，可是每次绕过后，我又忍不住好奇地回头看他——现在想来，那绝不是点缀胡同的一块皱、瘦、漏、透的太湖石，那是耸立在胡同里的一座纪念碑！

我真后悔没有在他面前停下来，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孤独和痛苦，体会不到一头在田野里奔走一生，老来却无力下田耕作的老牛的悲哀。我有所注意，坐在这里的赵家爷爷，对我们小孩子是闭着眼默不作声的，而有大人经过，他却又“活”了过来，含糊不清地问地里的庄稼熟了没有，继而瞪圆了两眼，挣扎、叫喊，要求再派给他活，骂儿子不扶他下地。可是农忙时节，谁有空闲和耐心安慰他？只有那根拐棍在墙根忠实地陪伴他。闹腾半天，情绪渐渐平静，用回味、咀嚼以往在田野里拼杀的畅快来打发时光，一点点地忍受胡同里寂寥的煎熬。等到广财奶奶背着一捆柴回来，中瑞大爷推着草车子回来，王瘸子一拐一拐地赶着牲口回来（这是大伙儿收工的先头），胡同里牛、马、羊、猪的合唱奏响序曲，他又开始狂躁、吵闹、大骂，不过这时他是骂他自己，骂自己这一天白活了，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大东洼的红高粱一茬接一茬，小胡同里后继有人。赵家爷爷他们的身影隐于胡同深处，顶子叔这一代又出挑了一个个好汉。高粱棵子在风中晃动，大东洼弥漫着一派阳刚之气；汉子们从小胡同走出来，脚下卷起一股雄风，他们个个强壮如牛，个个是顶呱呱的庄稼把式……

四

屋山墙从中间往下表皮大片大片脱落，露出一层一层的黄泥土坯。上半截残存的白灰墙，像一块被烧毁、边缘参差破碎的幕布垂挂下来——画家把油彩调好，蘸上油画刀，唰唰几下，就出了这个效果。又加入些许熟褐，用刀尖在画布右上角斜着往下勾了一笔，使墙上那条裂缝豁然在目。他退到远处端详，再走过来，随意往上点油彩，并不抹平，油彩就那么厚厚地堆着，却明显增强了破败墙壁的质感。在我印象中，油画笔触是粗放的，这次我改变了旧有的看法，你瞧，红砖门把子上岁月之虫咬噬出的小洞和门槛朽烂的痕迹，画家都通过调配不同颜色，把它们表现得非常逼真。“运用色彩的高手！”我赞叹。他不以为然地一笑。我也清楚这不是他的代表作，这幅画比起他的其他作品色彩并不丰富，它的主调是发暗的土黄色，恍一看就像一堆黄泥，只有天空是靛蓝加白色调出来的明丽。

这是实写我的旧居的一幅油画——近年我深深思念故乡，受杨朔启发，想请一位画家依据照片画出我的旧居，挂在墙上，天天看。画家王黎明先生刚刚获了巴黎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金奖，我便“瞄”上了他。

经了名家之手，描摹我旧居的这幅油画，实际已成为一幅再现乡村凋敝面貌（也可说是古村落的一个缩影）的艺术作品。市里正搞《记住乡愁》的画展，特意要去，在色彩纷呈、争奇斗艳的展厅里展览一周。

闲暇时我便瞅这幅画，伫立在它面前，我却不是在作一般的艺术欣赏，而是像看到离别三十多年、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亲人，亲切，又心疼。有一天深夜睡不着，爬起来看它，望着那老态龙钟的土屋，那门框上发了白的对联，我眼里不知不觉蓄满泪水。其实，这还不是我家宅院最后的状貌，哥哥另立门户，姐姐妹妹们陆续出嫁，母亲、父亲先后去世，没人住的宅院没了生气，雨浸雪压，北屋屋顶塌了一角，墙壁跟着坍圮，院墙的一头也断开一个缺口。但这个沦为废园子的旧宅院对我的意义却丝毫没有减少，只要回故乡，别的不做，我第一件事是从缺口进去，在里面呆半天。一院子杂草，半人多高，蓬蓬勃勃，恣意蔓延，显然这里已被它们主宰；葛藤也不示弱，由着性儿疯长乱爬，打结织网，叫你下不去脚，迈不动腿（院子里那棵正值壮年的枣树却死了，据说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春天，万物生发，它却没再抽芽）。我依次走进小南屋、饭棚、茅房，窗台上的灰尘全面覆盖了旧报纸、旧书；电灯线结了比它还长的蛛网。我不敢喘气，近于窒息，但我却迟迟不肯离去。而后来我再来旧宅院，发现哥哥为了防止别人乱进，在缺口挡上了一捆荆棘。我再不能到里面摸摸那一草一木，嗅一嗅那尘土的气息，我只能踮起脚，仰疼脖颈，向里张望，久久注视北屋最终倒塌后遗留的废墟，西墙根敞棚下面那只三根腿的矮凳……

旧宅院尘封着我们全家多少艰难而快乐的时光！父母一结婚爷爷奶奶就把他们“赶”出来，住进胡同南头爷爷的哥哥、我无后的三爷留下来的这所院子。虽然家徒四壁，年轻的父亲母亲却兴奋不已。他们的六个孩子相继出生，又不断给这个家增添新的希望。哥哥十七八岁的时候，到五十里路以外的坡庄油棉厂干临时工，扛棉包，腰被压成九十度弯，挣来的钱全部寄回家。一个月四十元，父亲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从邮局取出，一路紧紧攥着，手心汗水淋淋。第二年冬天，哥哥跟着顶子叔他们远行百里去麻大湖运苇子，回来在天井里支起杆子，打箔、打帘子。这活儿第一步是把苇草根部的泥清洗掉，盆子里的水结了冰碴儿，哥哥两只红萝卜似的手上冻裂的口子张着大嘴。每隔一个集空，大家约好，一辆辆小推车推着苇箔、帘子，到集上卖了换回粮食。混在他们中间，哥哥努力做出一个大人的样子，他的身量还没发好，但他要像一根柱子一样，和父亲并立在屋檐下。踩着哥哥的脚印姐姐走来了，姐姐在家里贡献最大，索取最少，为了这个家，她甚至没有上学读书。母亲下地劳动，六七岁的姐姐照看着我和妹妹。十一二岁出没于大东洼，打猪草、砍柴。十四五岁就到生产队挣工分，由梨花姐姐她们带着在棉田里打药治虫。矮小的姐姐背着很重的一管子药水，在田垄里来来回回，身子一溜歪斜，肩膀上勒出血印。那时候农药都是剧毒的，药液通过汗腺被吸收，时间长了人会中毒，姐姐每年夏天都中毒一次。那一年姐姐在公社医院昏迷了好几天还不睁眼，吓得母亲跑到会仙山庙里去求菩萨保佑……

南屋窗前有一棵枣树，树冠遮住小半个天井，秋天结一树玛瑙似的红枣，晚上映亮了天空，院子里像掌着灯笼。母亲又在饭棚墙边栽了一棵榆树，树身子很快高过墙头，把一团绿荫洒在胡同里。

那个年代有一个口号“先治坡，后治窝”，这个口号对父亲影响最深。父亲很少待在家里，我记忆里没有父亲和我们玩耍、疼爱我们的细节，倒是因为老是等他（他收工后迟迟不回家），家里早饭吃得晚，害得我上学常常迟到。母亲不满父亲不顾家，没少和他吵架。父亲是生产队长，相当于部队的连、排长，是冲锋陷阵的角色。说起来父亲并不人高马大，脾气也不粗蛮，也没有三兄六弟帮衬（仅有的一个弟弟还患精神病），可他从互助组长干到生产队长、村长，直到年老“退休”。他是凭啥让那一个个牤牛犟驴似的汉子服气的？他有“杀手锏”，比如割麦子，众人来到地头，父亲喊一声“开镰了！”插镰就割，你一眨眼的功夫他先割下去两三丈远了；你就不能迟缓，而你刚割到两三丈远，他已经“拱”到地半截腰了，使你始终只能紧紧跟随，手忙脚乱，腾不出嘴来指手画脚，说东道西。

早早晚晚，霜前雨后，父亲多半是在田野里转悠，站在堰脊上思量。但我想，在那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沟沟坎坎上，他脑子里除了琢磨那块玉米地该追肥了，那块谷子地该松土了，不可能不装着小胡同里他的宅院，恐怕这是最让他头疼的事情。在乡村，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能耐，重要的一条是看他的宅院，有了钱就盖房子，把宅院拾掇得招人艳羡。然而我家，哥哥结婚，父亲倾其所有，在村外给他们小两口盖了七间北屋，之后家里多年缓不过劲来。我和二妹读大学，三妹读中学，都要花费，都是在敲他的骨髓。恰恰这时村里兴起一股盖屋热，这家大厦檐屋矗起，那家二层小楼完工，胡同里就是我家还住在低矮的土屋里。父亲一向要面子呀，他的脸面往哪里搁？再借钱吧，父亲已经步入暮年；就这样认输？这又不是他的性格。愁苦、焦虑、无奈、不甘，但父亲终于有了办法：他今年攒钱，给北屋穿上“小红马褂”（屋顶中间铺麦草，四周镶红瓦）；明年攒钱，屋顶全换成大红瓦；后年攒钱，棰地面、吊顶棚……年年宅院焕然一新，年年脸上有光彩。特别是白石灰泥墙，一两年就来一遍，小胡同里数我们家的墙壁白，好像这样就能跟人家的大厦檐屋、二层小楼抗衡了。我和妹妹背后笑：父亲怎么越老越像阿Ｑ了？可我们不说破，全由着父亲。父亲未必不明白，只是他只有这么做，他还有另外的招数吗？

可怜我的父亲，用一层薄薄的灰泥维护着他的自尊！

晚年父亲多是住在我和妹妹家，我的楼房一百八十九平米，四室三厅两卫，亮亮堂堂。单独给父亲一个房间，可父亲并不说好，他还是老念叨他的老屋。病重之后，他要我们一定把他送回老家，送回小胡同那个凝结着他的心血，又让他忍受屈辱的小院……

五

婶子家很冷清，院子里家什凌乱地扔着，没有收拾。屋内靠墙生着炉子，但烧的砟子里掺土太多，炉火半死不活，仅仅发红而已，散不出多少热量，坐在正堂沙发上就觉得清冷。清冷使这个空间不大的屋子显得空荡荡。

婶子正偎在炉前烤火，见我来，站起身：“别给我带礼物了，人回来我就高兴。”

趁婶子刷那只满是黄渍的茶杯，我从背后打量她，婶子头发全白了，但身子骨还算硬朗。

生前患精神病的叔叔苦了婶子一辈子。婶子一辈子在村子里挺不直腰，本指望儿子长大后能好起来，可是父贵子亦荣，父窝囊子也难有出息。对于穷苦人来说，处境、命运改变太难了。堂弟到了成婚的年龄，没有一个媒婆上门，婶子到处求人，于二姑从北乡里给寻摸了一个姑娘。人很老实，但患有家族遗传性糖尿病，过门没几年就发现并发症，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挡住死。

堂弟哪还有能力续弦？可天上有时也掉馅饼，一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女人流浪到这里，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根底，她经过两个光棍汉家，后来在堂弟家住下不走了。这可能是个遭受过很多磨难，看透了人世的苦命人，她认定堂弟，不是因为堂弟富，倒是因为堂弟穷，穷人跟穷人，踏实。堂弟给这个女人换了一身新衣裳，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干净、利索，能吃苦，一心一意地和堂弟过起了日子。可旧愁消了新愁又添，堂弟前妻生的儿子，现已二十多岁，却不愿务农——这是一股风气，村里的年轻人谁还种地？就连女孩子都成群结伴到城里去打工，大东洼里的地都地荒了。而且不种地，他们的肌肉都在萎缩，像顶子叔那样的铁塔大汉早没有了——好歹进了一家乡镇企业，母亲的基因却过早地在他身上暴露出来，显出了一副病态，女孩子没有愿意靠近他的，堂弟为儿子的婚事愁得睡不着觉。看看婶子这个家，在泥坑里挣扎，哪年哪月能拽出来啊！婶子命苦。

“也没有啥好吃的给你。”婶子很不好意思，催我喝口热水，驱驱寒。我每年春节都回来看她，是她盼望的。她已经七十多岁，也“熬”成族里的长辈了，可是由于家境窘困的原因，一些晚辈眼里却没有她，过年拜年都“忘”了到她这条胡同里来。现在拜年人们都去拜那些有钱的人，辈分未必高，也不一定年长，你有钱，家里就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而我婶子的小胡同却门可罗雀。

人心不古！村里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人情淡薄如纸，街坊邻居之间，过去盖屋垒墙，都是你帮我我帮你，现在不行了，是用人就得动钱；比如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李小喜拉民间借贷，“抠”走他四大爷的钱，不想资金链断裂，四大爷大半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四大爷受不了，把自己“挂”在了树杈上。再比如，不少长者老来无人管，你不能干活了，白吃饭了，就成了“一害”，儿媳妇恨不能把你“晾”起来，儿子也和媳妇一个腔调，真是“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我和婶子唠了一会儿嗑儿，虽然已是腊月二十八了，马上就要过年了，她脸上漾着喜气，但某一瞬间仍露出忧郁的“地子”。她还是忘不了那件事，说自书记的小舅子堵住胡同，截断她家的路，风水就坏了，日子咋过也不见好。“这条胡同里是没法住了！”她声音很小，也许她自知说这话也没有用，只是发发穷恨，她能到哪里去？无处可去。我低头不语，我愧对婶子。

堂弟赶年集倒腾青菜赚点钱，很晚了还没回家，我没见上他。从婶子家出来，一股冷风直扑我胸口，我打了个寒战。一路上我脚步沉重，忧心忡忡：不同于原来“死胡同”的含义，这条百年老胡同正在慢慢死去。而更为可怕的是，死去的还不止这条百年胡同。它们都死了，这块土地上还能剩下什么？真的就留不住它们了？我四顾茫然。

不远处，好像就在北面的大街上，噼噼啪啪炸响一串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