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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建 李登建,山东邹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滨州市作协主席,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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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之殇(散文)
2017-01-22 00:00:00

一年前我来过齐王村,那时这个村正与拆迁大队对抗。一边志在必得,一定要扫除障碍;一边寸土不弃,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双方互不相让,有几次拆迁大队的车辆冲向村子,想“抓”两个带头闹事的人,可根本进不了村,村民们上至七十多岁的白发老者,下至十来岁的孩子,手持铁锨、镢头、棍子、钢叉,列成方阵,横在路口……

这场胆大妄为的“抗迁事件”,竟再次为齐王村赢得“声誉”:“齐王人就是有种!”“齐王村老辈里就没熊过,人家心多齐!”齐王村是个独姓村庄,一个树墩上发的芽,上溯三百年都是一家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另外,与周边村子相比,齐王村小,如果不同心协力,会在村庄之间的“磨擦”中受欺负。久而久之,齐王形成了心齐的村风,这种村风可壮人的胆量。加上“法不责众”的观念好像深埋在这个村的土层下面,这又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胀大的胆里充气。历史上,齐王村有过不少壮举,也有一些野蛮行为。比如,打日本鬼子那会儿,齐王是有名的“堡垒村”,男女老少上阵杀敌,全村没出一个汉奸。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攻打县城,国民党依仗坚固的城墙,机枪架在高处,把解放军“封”在围子沟里。县城边上的齐王人急了眼,各家各户献木箱,几百只箱子装满土摞起来,耸立起一道巍巍长城,帮解放军一举端掉了敌人的老窝。而改革开放之初,他们也曾抱成一团,顽固地抵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政策的落实……

“抗迁事件”越闹越大,惊动了省里,省委省政府作出批示:拆迁要尊重村民的意愿,条件不成熟不可强行,齐王村得以保留下来。邻村在自责中更倍加羡慕齐王,因为他们都离开祖辈居住的宅院,搬进了悬在半空中的楼阁。物业费头三年免交,一入冬房间就通了暖气,“康乐中心”棋盘、牌桌、乒乓球案子一应俱全,可有了玩的场所的他们却没心情玩——心里不踏实,睡觉都感到那楼在晃悠。还有咋想咋觉别扭的:老邻居见不着面了,叔叔大爷家相隔很远,连村名也没有了,用不了多少年,没有人还记得出生在哪座老屋,是从哪条小胡同走出来的……

老实说,我也是一个“坚定”的田园守望者,我承认我的观念跟不上形势,我总以为,农村城镇化的宏伟蓝图固然好,但得一步步地来,不能搞造城运动。像我们鲁北这般发展水平的地区,现阶段农民主要还是从地里刨食,要是他们丢掉土地,“裸身”进城,去当什么市民,去住远离了庄稼地的楼房,就等于断了“根”;他们就不是去“享福”,而是没有活路了。为什么相当数量的新社区居民并未产生改天换地的喜悦,恐怕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齐王乡亲们取得胜利,我也颇为振奋。

爱人学校放了暑假,她提出回老家一趟,去齐王看看二姑,并且要住一晚上。在长辈中,岳母常跟我们住在一起,老家就剩二姑这一个亲人了。我乐得陪同。这肯定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袅袅炊烟在树梢缠绕,夜幕徐徐地垂落,牛羊鸡鸭鸣叫、孩子吵闹的“华彩”奏过,村子静谧、安详,月光流淌、荡漾的声音细碎、轻柔。人们吃罢饭,三三两两到场院乘凉,汉子们脱下汗衫,搭在肩头,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年景;老奶奶款款地摇着蒲扇,漏风的嘴颠三倒四地讲穆桂英的故事,小孙子不时就某个细节追根问底,好奇地眨着眼睛的还有只只飞来的萤虫……哎呀,你这怀旧症可真够重的,想到哪里去了,那是哪年哪月啊,村庄早已不同于从前,低矮的草屋换成了高大的瓦房,街道铺了沥青或者干脆抹水泥,天刚擦黑路灯就被星星点亮,银粉似的灯光洒在角角落落,投在墙壁上的树影像苍鹰阔大的翅膀,李苦禅的水墨画一样好看。但无论夜晚多么明亮,村子还是古朴、温馨的,泥土气息仍然那么浓浓地弥漫着,哪一家偶尔响起的狗叫仍然像男中音歌唱那么动听……

但是,来到齐王,我才发现我过于浪漫、幼稚——哪里还有那个红瓦白墙、绿荫匝地的齐王村,眼前裸露着一片砖石瓦砾的废墟,破碎、尖利的阳光在上面闪烁,刺得人眼睛生疼。那断壁的“茬口”多么鲜呀,看出这是新房屋被硬硬地推倒的,可以想见一身蛮力的推土机是怎样地在这里横冲直撞。而水泥制件在铲刀下的坼裂声,又给这钢铁巨兽的胴体注入了兴奋剂,它们“杀”红了眼,如入无人之境……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面对这破败景象,我愕然,我要寻个究竟。这时,一辆小推车从公路对面过来了,推车人是一位老者,车上装着两只塑料水桶。他还住在这里,是去公路东边的一个村庄推水回来。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才看见废墟中“埋”着一座没被推倒的宅院。不,这样的宅院还有十三座,它们零星地分散在四处,以至于不是老人指点,我都没注意到它们。

老人看上去有六十岁左右的年纪,泥疙瘩脸,笨嘴笨舌(土腔土调),但却很健谈,或许是一肚子的冤屈没处泄,知道我们是来看二姑,而二姑恰好也是这没搬走的十三家中的一家——他们属同一阵营——没等我问,就向我倾倒苦水:“这一年,俺村可真是见鬼了……”

以心齐闻名的齐王村,在拆迁动员阶段,众人一心,一致对外,使得对方束手无策。可是后来村里却出现了分化。全村四百多户人家,一批一批地陆续搬进社区安置房。

第一批是书记、村长、会计及其近亲。对这批人的率先搬走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领导的觉悟高,带头执行上级的决定;另一种则是,村里几十年没有本明白帐,公家的钱就装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或者说他们的口袋就是公家的保险柜,捞足了,不愁今后交不起物业费;他们的兄弟叔侄,都在拆迁补偿中多揣了金元宝,还不欢欢喜喜去住新楼吗?第二批百分之九十是年轻人,这是个“大头”,人数不少。如果说“一等人”(村人称村干部“一等人”)的搬走,除了激起一股愤怒的情绪,并未影响村里的秩序的话,他们的“倒戈”却使齐王村乱了套,甚至一个家庭内四分五裂。老子习惯住平房,进出方便,儿子却喜欢新楼的干净、亮堂,咱也过过城里人的日子!老子很固执:你们经事少,咱老百姓丢啥也不能丢了地呀;儿子不耐烦:脑瓜咋就像老榆木疙瘩?啥时代了,有钱啥买不来?老子要打儿子,可是儿子胳膊铁棍一样撼不动;现如今都是老子依从儿子了,老子还在怄气,儿子已开始往楼房里搬家具……

这一批搬走,村子伤了元气,街道显出空荡、冷清,而拆迁大队蹲在村头的推土机、铲车,趁机迅速扑向腾空的房屋。墙倒顶塌,天颤地摇,鸡飞狗跳。六神无主的人们奔向老族长家,可昔日咳嗽一声村子就平静下来的老族长也无能为力,他再威严、再光火的叫喊都被轻易地覆盖,人们已经听不见。倔强的老人也绝望了,一个月色凄迷的夜晚,他备了丰盛的供品来到祠堂,跪在先人画像前:“列祖列宗,我没有把齐王村带好,齐王村算是完了……”然后吊死在门外那棵一千多岁的老槐树上。

要在以往,老族长“驾崩”,齐王村钟表会停摆,然而一切都今非昔比,他的死并没有挡住大家上楼的脚步,“五七”还没有过,坟上的花圈还没褪掉颜色,子孙们又搬走一批。这一批系经人“策反”搬走的——有人悄悄而公开地游说,唾沫星儿迸上天,最有鼓动性、最撩人心的其实是贴近地皮的一句话:搬得早先挑房,再不搬好楼层都被挑没了!傻瓜才还犹豫、观望呢,赶紧搬呀!而这个“说客”据后来人们认定,是拆迁大队收买的“汉奸”,拆迁大队私下对他承诺:你带走十户奖励你两万元;带走五十户奖励一套楼房——这是块多么馋人的肥肉!

像旱季杏花河里的水时断时续、稀稀拉拉地搬走的这一批,则很蹊跷:不知受谁的指派,三五愣头青在大街上、胡同里,拉着长笛,呜呜地开快车。慌忙躲闪,卷起的尘土还是扑你一脸。血性旺的汉子就喝斥他们。双方争吵。撸胳膊攥拳,推推挡挡。好,罪名有了:妨碍公务。带走,关在一个大屋里。也不打,也不骂,只“观赏”你从早到晚做一项“游戏”——剥蒜皮(这座房子对面的酱菜厂张着一张喜食“光腚蒜”的大口)。一天不放你,两天不放你,手指甲磨光了仍不放。而你一答应签搬迁协议,“专车”马上送你回来。在老百姓心中,被“抓进去”可不是好名声,爹娘连惊带吓犯了病,妻、儿哭哭啼啼。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签字画押……

最后剩下了十三户。这十三户个个是死心眼、死硬到底、撞到南墙上不回头的主儿。有的多年盯着村里的账,村里的账目至今没给村民一个交代,搬进社区,原来的村就不存在了,这个账目不掰扯清楚,不搬!有的质问:我的宅基地大小、房屋新旧程度和村长侄子家一模一样,为啥他的拆迁补偿费是三十五万,才给我二十八万,不公平,不搬!有的去省国土资源局上访,知道了拆迁大队急着“撵”他们搬迁是因为齐王村的地实际已经被开发商“圈”走,齐王村实际已经没有地了(暗箱操作不露痕迹,村人还都蒙在鼓里呢),没了地又没有工作,拆迁费够吃多久?而开发商有几个不偷工减料,恨不能拿秫秸杆当钢筋用?盖的楼房顶多二十年的寿命,等楼不能住了咋办?这个“头”不能认,认了这个“头”,将来死了都没葬身的地方!还有的“邪种”、“精神病患者”则是为了争口气,这不过是由一句话引起来的——省里的批示下到县里,县里责承开发区处理,开发区一个头头来到齐王村,摇晃着两张纸:你们看见这是什么了吗?你们那么能,窜到省城,可批示还不是落到我手里?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咹——?这话刺激了他们,偏不听你这土皇帝的,看看你土皇帝的手到底能不能遮住天!当然其中也有刁蛮之徒,狮子大开口,满天要价,不满足我,不搬……

绝大多数搬出村子,拆迁大队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掐”了他们的电、水。这一带是退海之地,地下水苦咸,虽然家家自己打了小压井,但抽上来的水只能洗衣、洗菜,吃水得到二里路以外的油棉厂去推。才两天,油棉厂保安就“奉命”阻止他们进厂推水。他们又跑远路请亲友帮忙,“推一趟水半上午,耽误多少工夫?这是赶尽杀绝啊……”

天近正午,太阳毒得很,老人额头冒了一层油。他喘口气,还要说下去,我打断了他。他的话虽未必都真实可信,没有夸张、水分,但我也听出了个大概。我问过二姑家在哪里——格局的改变,我不能找准二姑的家了——劝他回家休息。

二姑家前后左右的宅院扒得乱七八糟。房屋站着时身体伸向空中,疏疏朗朗,一旦散瘫下来,满地狼藉。路边、土坯堆上的野蒿已有半人高,其疯长之势,腾起一股步步迫近、围而剿之的凶焰。进得家门亦叫我感慨,二姑一向爱整洁,过去院子都是打扫得一尘不染,各样家什摆放井井有条,然而眼下,条筐、扫把、塑料瓶子、破酒盒子随地扔,自行车歪在一边。“哪还有心收拾?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二姑迎出屋门。西墙根倒是对称排着两个大铁笼子,里面各锁着一只大狼狗,都竖起了警觉的耳朵。可惜这一般是村支书家才有的“宠物”,“虎踞”于二姑这个平民百姓的贫寒之家显得很不协调,何况二姑夫还是个摔不破的药罐子。“要这个干什么?比人吃东西都多!”妻子嗔怪道。“它们可是大功臣……俺这十三家家家都养。”不想,二姑却挺看重它们。我明白,他们养狗是对付拆迁大队的,拆迁大队不是隔三差五来做有关传谣、串联、破坏拆迁的“调查”吗?遇到紧急情况,把它们放出来,它们真就能上前替你解围。而狼狗犯了法,又不会被抓去剥蒜。退一步讲,有狗在,有狗的吼叫,对于孤单无助的弱者,或许就是最有力的声援。

刚过去一年,二姑很见衰老,再不是手执狼牙棒(自制的)、精神抖擞地站在与拆迁大队对峙的行列里的那个人,背驼得厉害,头发白如霜雪,两眼无光,话也极少,只是一声连一声地叹息。二姑父说,二姑的这种状况是从老族长的死变得明显的。二姑特别敬重老族长,老族长是她的亲叔公,公公去世早,是叔公带领全家度过灾荒年月;晚年作为族里的长者,又以仁爱之心凝聚着族人,上上下下和和睦睦。但齐王村这位最后的德高望重的长辈却死了,她感情上哪能经受得住!我想,长辈去世的悲痛把二姑罩在了一团阴影里,但她精神崩溃恐怕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原因。

说话间,表弟小旺收工回家。他挓挲着两只沾满泥土的手,夸耀在别人丢弃的院子里垦荒,垦出了两块地,种了绿豆、玉米。这个表弟身上还有太多传统农民的东西,不会做生意,前几年也曾到城里租了个铺面,卖不锈钢餐具,没挣到钱;改开小饭馆,不到半年又开不下去;学着哥哥搞电焊吧,也因揽不到活宣告关门。“咱不是做买卖的料,还是得老老实实种咱的地。”“夜走麦城”的经历,让他脸羞得通红。个头矮小、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情又很单纯的缘故,我一直把他当小孩子看待,没想到他敢于坚定地“抗迁”,看来他已经长大了(这里面肯定也有二姑他们当“后台”的因素)。我有意避开他们还能坚持多久的话题不谈——谈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是残忍的——而提出看看他的“发电机”。他领我到了外面。屋顶上铁架支着两块深灰色的板子,“这就是太阳板……”他告诉我,他们十三家家家买了这种太阳板,通过太阳板产生太阳能,再通过逆变器转化为电,可供照明和看电视。“晴天还行,怕阴雨天,阴雨天电供不上,冰箱就淌水,好歹俺冰箱里也没啥东西存。”表弟咧了咧嘴。

晚上吃过饭,趁妻子他们拉家常,我一个人到“街”上转悠。我不奢望找回旧时乡村的那种亲切感觉了,是想感受感受这个变成一堆废墟的村庄,日后为它写一篇墓志铭。但路却不时被建筑垃圾堵住,我不得不放弃串遍“全村”的念头,驻足在一块完好地倒地的墙体平面上。四周空旷,散住的十三户人家灯光多是微弱的,彼此间距又大,恍惚中,残垣断壁高高低低,像一个大坟场,隐约晃动着鬼影。我急忙往回返,仍未碰见一个人,大门都紧闭——再不像过去家家大门敞着,院子里的灯光哗哗地涌到街上——不一会儿,也许要节约用电,有的人家早早地熄了灯,村子里更黑。南面就是县城,东面是开发区,灯的海,灯的山。咫尺之间,这里却是暗夜的深渊。“一个缺少灯光的村庄。”这句话在我心里盘来旋去。

我有一个朋友是省报的“名记”,他曾深入采访一家“钉子户”,在“钉子户”家住了三天。正值深冬,那户人家被断水、断电、断暖,冷得像冰窖,暗得像地狱。朋友第一天还觉“新鲜”,第二天咬着牙硬撑,第三天夜里没到天亮就“逃跑”了。他用了“可怕”二字概括这次的体验,“更可怕的是凝滞在这户人家那冷和暗的气氛,缺少生活的快乐的那种‘冷’和‘暗’”。我也曾接触过一个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得到合理赔偿的“钉子户”,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今生再不当‘钉子户’!‘钉子户’太不好当了,能揉搓死你,争取到的赔偿金与精神上的损失远远不成正比。”此刻,夜色刚刚把我裹紧,我就“深刻”地理解了这两个人的话。假如让我在这里住十天、一个月?不寒而栗。然而,这十三户人家,我的乡亲,却选择了这种生活,一天天、一月月地忍受煎熬,度日如年,也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

小旺还在客厅里等着我,他慷慨地打开了大灯(平时只用25瓦的小灯泡)。慢慢喝着茶,我继续向他了解关于搬迁的事,他几乎是又从头到尾地给我讲了一遍抗迁事件的全过程,讲他们在村头列出的与拆迁大队对峙的长阵有二百多米,讲去省城上访租了两辆大巴车。他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可是当说到他们十三户时,却嘟嘟囔囔:“当然,俺也有办法……一户交一万块钱,这一是外出上访要用钱,二是也可防备再有人溜号。”

“你们十三户不是都铁了心了吗?”

“这也很难说……人心隔肚皮……”

“对呀,这一万块钱还真不是一把锁,如果谁给他‘报销’这个钱,或者给他一万五、两万,不是就能把他买过去吗?”我最近关注各地拆迁的报道,学到“暗补”一词,暗补可能就包括这种情况。

“这就是人不如狗的地方,人的头脑太活络,说不准哪会儿就变。”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一提这事我脑瓜儿就要炸裂。”小旺皱着眉,说这是叫他、叫他们十三户最头疼的问题。一方面这十三户常偷偷聚在一块,凑凑情况,商量对策,互相鼓劲;另一方面,他们又你猜疑我,我猜疑你,谁也不相信谁,谁都在琢磨别人背地里得了好处,会当“叛徒”。他走到竖在山墙上的一架梯子旁,指着上面的“睁眼子”说:“这就是个瞭望孔,从孔里可以观察东面两家的动静,我不干活时就爬上去往外看……院子里墙上抽掉了两块砖,那个瞭望孔可盯南面……他们也是这样,不对外声张罢了。”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前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别人全搬走了,剩下我一人孤零零地呆在这儿。我吓醒了,醒来眼里还满是泪。”小旺两手捂住颜面,好像怕泪水再流出来。

我有点不知所措,唯有点头表示同情。

小旺点燃一支烟,吐出一道长长的烟缕,他是为缓和气氛,但接下来的谈话却依然很沉重。他说拆迁大队把这里拆除、挖槽的工程包给了齐王人,你不搬,承包人不能开工,就对你生怨起恨,原先很好的街坊关系都弄僵了。又说舆论方面的压力,过去人们都称赞他们坚持正义,好样的,可渐渐地,老觉得有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钉子户”、“刺儿头”、“刁民”……小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我还从没见过这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孩子”有这种脸色——我注意到今天从见面起他就没真正快活地笑过——他曾嘲谑自己是头猪托生的,头一着枕头就打呼噜,这半年却常常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以前我不抽烟……可离不开它了,一天三盒都不够……”他大吸一口——他哪里是在吸,是吞!

我好像不认识面前这个“孩子”,我说不清他是怎么“成熟”起来,性格又是怎么被扭曲了的。

第二天早晨我破例起得很早,打算到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年不见牛乳似的露水濡染的原野了。可是出门却看见一家门口停着两辆车体上有“拆迁大队”字样的卡车,一些穿迷彩服的青年在往车上搬东西,好像是在搬家。

隔不多远,站着一伙旁观的人,表弟小旺也在里面,他们在议论什么。我凑过去,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一家的主人就是昨天我在街上遇到的那个推水的老汉,他当时对“汉奸”“叛徒”可是一副痛恨至极的表情啊!

“这家为什么突然搬走?”

“……”表弟他们都不回答我的问话。

一进齐王回放

虽已满头华发,依然对“年”存着一份浪漫情怀——除夕夜守岁守到“春晚”落幕,年五更又起来放鞭炮。但是接下来干什么呢?我已跟自己订了规约,过五十岁不再东跑西颠串门拜年。其实在城市里也不兴这个,一个楼道里住着也多不来往。睡回笼觉吗?不少人都是吃了饺子再躺下蒙头大睡,但那岂不浪费、辜负了这一年一度的“狂欢时节”?

站在窗前往外看,天已大亮,小区里却仍清寂无人。不远处的楼群纵向里在比着高矮,横向却彼此孤立,仿佛被钢筋水泥包裹起来,变成了一些冷血动物。在城里过年真没趣,哪像在农村,农村里大年初一这一天可不得了,夜色还很浓,家家的大门就敞开了(看谁开得早),除了辈分高的老人端坐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给磕头外,其余无不争先恐后出去拜年。同族同辈的男子仨一伙,五一帮,呼呼啦啦,拜了这家拜那家,一家也不落,小胡同里的脚步声隆隆响。姑娘们则穿戴一新,花枝招展,你推我拥,一群群地呆在街头巷尾,谈论谁系了一条米黄色纱巾,谁别了一只火蝴蝶发卡。村南村北的孩子们都跑到了街心空场子里,追逐打闹,有的大嚼着糖葫芦,有的扯着一嘟噜气球,有的手捏鞭炮点燃后迅速扔向远处……满村里是问候声、祝福声、欢笑声,满村里是成团成簇、滚来滚去的彩浪。至于中午饭桌上的大鱼大肉、酒香果甜,猜拳行令的吆吆喝喝以及饭后那出自编自演、台上台下乐弯了腰的大戏就更不用说了……

“咱们回老家过这个大年初一!”想到这些,我竟兴奋得不能自已。可回哪个老家呢?我的父母已故去多年,而老岳母还健在,去就去她老人家那儿。这正中妻子下怀。

车轮在柏油路上又蹦又跳,出了市区,驶入乡野,眼前无限开阔,天上没有一缕云丝,金色的太阳光芒万丈;还没长出庄稼的土地无遮无拦平展展铺开,可以任目光小马驹似的在上面撒欢。两边不断有村庄掠过,隔得远的仿佛丹青妙手无意间遗落的淡墨;路近旁的,红瓦白墙,明快而素雅;而村头那片片掉光了叶子的小树林,枝条舒展,疏朗有致,静静地闪着银亮的光泽,无声地透出生命的力量。这是乡野的诗意。这诗意是繁富、拥挤、喧嚣而又冷漠的城市所缺少的。

到岳母家不足一个小时的车程,行车很少,柏油路的亮带子飘飘荡荡,一下子把我们甩了过来。刚到村头,就见篮球场上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拜完年后聚到了这里——中间穿着绿绸子裤、红绸子袄、头上插着花,脸上抹了胭脂的女子们在扭秧歌;另一头,是十几个擂鼓敲锣打镲镲的汉子,都撑起架子来,很卖力的样子,说是为下午、晚上的演出做预演,实际上是满心的欢喜实在憋不住了。可惜我们不能留恋这里,看了一眼赶紧上车、离开。

接到我们来过年的电话,内弟、妻妹还有也是本村的一个表兄弟,早就在家里摆上瓜子、洗好水果、沏了茶等候了。岳母、妻妹她们到厨房去忙菜,内弟和在某单位当头儿的老安表弟陪着我说话。这个老安绰号“嘴儿”,不知是天生还是后天练就的,他特能侃。打开话匣子,天文地理、炒股足球,雅的俗的、荤的素的,一箩筐一箩筐地来。我领教过,和他拉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这样的嘴儿在大年初一正派上用场,但我还不能坐下来当他的听众,妻子要和我趁吃饭前的空儿去看望二姑。

二姑的村子在县城北面三里路外,村名齐王。妻子说,这个村名有来历,老辈里还传下来一个“传说”呢。无法考证哪年哪月,一天,昏天黑地,大雨如注,一块硕大无朋的石头随着雨流落在地上,小山一样挡在街当央,人们出门遇到了麻烦。这块石头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搬不动,全村人一齐动手,才把它抛进水湾里。这个传说还有一个“翻版”:四周还是大荒洼的时候,一群狼来村头寻食,一个人出来被狼吃掉了,两个人出来被狼咬伤,全村人都出来,狼群溃散而去。这之后,村子便改名为“齐王”。这是教人懂得,只要心齐、合力,就什么都不怕;它也鼓舞着村人千百年来手挽着手往前走……就是过年办玩儿,这个村的踩高跷、划旱船、舞双龙、耍狮子,在十里八乡也最叫好,这还是得益于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说来惭愧,我不常陪妻子回她老家,对这一带的村庄不熟,这个齐王有点意思,不觉对它生了一种敬意。

可是,进了村,走在街上,我们却感到不大对头:村子里冷冷清清,或者说死气沉沉,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家家大门上都没贴红艳春联,倒是每座院子的墙上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是用红漆刷的,“拆”字上还打了红×,显得异常刺眼。

一只狗朝着我的车头惊恐地扑咬起来,很是奇怪。

左拐右拐,找到了二姑的家门。二姑父和他的儿子小旺正偎着炭炉子烤火,二姑却不在家,说是到村南头“放哨”去了。

“放什么哨?”我不解。

“还不是怕他们到村里来抓人吗?”

表弟去喊二姑。寒暄过,二姑父说:“村子里乱腾坏了,年不像年、节不像节的……”原来,自去年初秋,一股“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的风吹到这里,跟着风跑的人就鼓动农民由分散的村庄迁往统一规划的社区。他们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各村宣传拆迁政策,一名机关干部包几个拆迁户,拆迁有经济补偿,早拆迁的还发奖金。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民生工程”,有些村民却不买帐。在别的村子,不买帐也不要紧,你能“抗”得住?还不是一个一个被“瓦解”,陆陆续续搬走?只有这个齐王村不好对付,他们结盟成伙,口径统一,都死活不搬迁,并与拆迁大队发生了严重冲突。

那天,齐王村的拆迁动员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一大早,高音喇叭就可着嗓门叫开了,满天空是它绽放的美丽花朵;大胖子队长的主题讲话洋洋数万言,还不断地挥动着手臂做手势,很给力。社区建设,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灿烂前景,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齐王的村民们却无一人应和。下午,心急的队员们就开始往墙上刷那“拆”字,孰先孰后排好了顺序。好像是第三天,一队推土机、铲车就意气风发、胜券在握地开过来。然而它们开到村头却被挡住了去路——齐王人已经在进村的两个路口用煤气罐垒起了高高的堤坝,爆破手就在“堤坝”旁边待命,推土机、铲车再向前一步就是他点火引爆的命令。

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对垒是多么尖锐。一边是逢山山躲、遇河河退、无坚不摧、铁履带能碾平一切的拆迁大队,一边是同仇敌忾、寸土不让、宁可搭上性命也要保住家园的村民。两强相争鱼死网破,情势紧张到一触即发。如果那推土机、铲车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加大马力一拱;如果那一手放在煤气罐阀门上、一手持打火机的村民急了眼、发了疯……这里顷刻会化为一片弹坑、火海——多么可怕!还好,第一次,拆迁大队很大度,仍然以思想攻势为主。对峙到晚上,夜色轻轻地把矛盾模糊、化解了。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次日黎明时分,四五卡车身穿迷彩服的青年,悄悄摸进齐王村。这次来主要目标是把带头闹事的(已连夜打出一批黑名单)抓起来。打蛇打七寸,把他们的组织者打掉,拆迁工作就可顺利进行了。不料,村头的一户人家,男子闹肚子上茅厕,意外地发现了“敌情”。他来不及系腰带,提着裤就到外面喊人。说来真玄乎,“迷彩服”们也下车了,村民们也在街上列成方阵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在一起,手里紧紧握住铁锨、锄头、棍子、钢叉,严阵以待。那边的警犬虎视眈眈,这边的家狗也横眉冷对。而年轻村民则爬到墙头、屋脊上,抢占“制高点”,砖块、瓦片就在脚下……

从此,齐王村设了“岗哨”——是老头儿、老太太们义务担当的,随时注意村外的动静。

有些问题我不明白,问二姑父:“住新楼房不也很好吗?”

“咱也不是不想像人家那样住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新楼房,可咱住不起啊!”二姑父苦笑着,“听说住楼房得交不少物业管理费,咱又没工作,地里那点收入也就够填饱肚皮的。再说咱那锄镰锨镢、犁铧耢耙往哪里放?干草秸柴禾棒往哪里堆?楼上有猪狗牛羊的房间吗?……咱庄稼人就是土命,就像庄稼棵儿,根得扎在土里,吊在半空的高楼上,和土隔开,还不蔫球了、死球了?!”

我还以为二姑父会说住楼不习惯,像装在罐头瓶子里,闷得慌,哪里比得上平房小院,四敞大亮,进出方便呢。看来我并不了解农民,要不就是这些他们已顾不上计较。为了生存,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以改变。

“俺们到省里上访,人家省领导也知道俺条件达不到这一步,让停止拆迁,可下边一帮狗娘养的却不按政府说的办,还是逼着搬。”泄愤使二姑父用上了粗话。

“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低价把咱的地弄到手,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他们才有大吃大喝的钱,一个个才吃得那么肥……”

我想起去年春天到沾化县去,这里新建起一个旅游景点,邀我们去看看、玩玩,顺便给他们写篇文章,吹一吹。我们去了二十多个人,乡里的接待很排场,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乡经济很发达,富得流油。乡长是我在大学教学时的学生,我问他:“旅游收入很可观吗?”他说不能指望;“企业搞得很好?”答也不咋样;“农业呢?”他反问我:“现在有谁还靠农业?”“那你们的优势是……?”“房地产开发呀……”

是这样!怪不得社会上议论纷纷:市里没钱花了就盖楼,县里没钱花了也盖楼……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幌子,另搞一套,不把子孙后代的家当糟蹋光不罢休……

可我立刻在心里否定了这一点,群众带着情绪说的事情很难说多么靠谱儿。我宁愿相信这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像他们讲的那样,一些人就认定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当然不能不说这个认识也有失偏颇。我对社会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搞不清城市化是否在本质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就是落后的,该淘汰。单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城市也未必绝对的好看,农村就丑陋;田园是另一种美,如果真要“彻底消灭农村”,地球上没有了草房,一色的高楼大厦,那会是多么单调!

二姑父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很费力,接下来的话简直含混成呻吟了:“老百姓盖座屋容易吗,那是一辈子的血汗啊,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造孽啊!”

确实,有的地方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简单粗暴、不够人性化的问题,这也是隐患爆发的诱因。

这时,二姑回来了,妻子上前扶她,攥住她的手:“呀,您手这么凉!……大年下放什么哨啊,外面冰天雪地的!”

“越是过节越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性嘛……”二姑倒挺幽默,她经历过“文革”,说这种语言是很熟练的。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去年春节海南某地就爆过一则“奇闻”:一群捡垃圾的外地人,搭帐篷,钉板房,居住在市郊,逐渐形成了一座“垃圾村”。规模大了,有碍观瞻了,有关部门就责令他们迁走。他们无处可去,赖着不动,有关部门也拿他们没办法,时间长了他们也觉着人家认可了,没事了。可是春节他们回故乡过完年回来,却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这里已被夷为平地,板房、帐篷不翼而飞!

好久没见二姑了,算起来她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这两年侍候姑父,吃苦受累加忧愁,过去很结实的身子骨显出了单薄,走路见了迟缓。但耳朵还很好使,在院子里就听到我们的谈话,进屋后她制止了二姑父,这不仅因为二姑父说话不利落,还因为他有病出不了门,对外面的事只是“转述”,而她是亲身参加了“战斗”的。不错,她说得更具体,而且说起来情绪激动,仿佛一个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流过鲜血的战士,脸上跳荡着自豪的神采。说着说着,她停下,到里屋取出一样东西:长棍子一头套着铁筒,铁筒上裹满了“乱刺”——焊上去的一根根两寸长的钢钉,她叫它狼牙棒。她握着木柄,做了个用力往下劈的动作——这家伙如果落在人身上,一下就让你血肉模糊!

我很难想象,像二姑这样一位年迈体衰的老人,竟然也手持这样的武器,斗志昂扬地站在了那与拆迁大队对抗的队列前面!

全然不避我,还带着些许显摆的意味,表弟小旺也拿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架自制的小钢炮,炮筒有大半米长,茶碗口那么粗,“炮弹”是苹果大小的礼花弹。他拎出了一塑料兜礼花弹让我看。他说这种“炮弹”的杀伤力很可以,在第三次冲突中,他们(说不准是谁)发射的礼花弹,有一枚炸掉了一个“迷彩服”的半截小腿。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我意识深处,和平岁月里,武器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所陌生的。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武器的制作并不复杂,它的产生并不困难。就像水洼里必然有鱼,如果敌意、仇恨在滋长,武器就会杂草一样丛生、蔓延。可能我的脸变了色,我劝他们赶紧把小钢炮和狼牙棒销毁,暗藏它们犯法,后患无穷。二姑和小旺却满不在乎:在俺们村,家家都有几件,平日搁起来,不得已的时候才拿出来自卫用。

所幸,齐王人制造武器没有白费原料,拆迁大队没再发动强攻。虽然难说下一步会怎么样,但至少现在双方暂时处于相持状态。

“大年初一,咱不说这个了……”二姑把她过年备下的“好东西”全搬出来,苹果、桔子、花生、核桃,一股脑儿拥到我们面前,催促我们快吃。她却一点不动,坐在一旁,拿慈祥的目光抚摸我们。这位善良的老人脸上始终挂着笑,是因为见到了久别的大侄女?是还沉浸在他们“抗迁斗争”的胜利(权且叫作胜利)中?抑或是对明天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幻想?但我总觉得她笑得不那么自然,很勉强,或者说虚假,是装给我们看的。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很简单:这般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日子是二姑他们要的“年”吗?

我不敢看她的笑脸!

……

出了二姑家,穿过街巷回来,那一个个的大红“拆”字又尖利地扎进眼窝,难受得我受不了。我别过头,不看它们,我厌恶它们,是它们夺走了人们年节的欢乐。可这些“拆”字却老在我眼前晃,忽忽悠悠,铺天盖地。它们的后面是强悍威猛、张牙舞爪的推土机、铲车,再后面是迎着它们举起的森林一样的木棍、铁锨、钢叉。它们混杂交错在一起,我的眼里、心里乱极了。我担心双方的冲突再度激化、升级。我同情村民们的遭遇,他们是弱者;我又为狼牙棒、礼花弹的出现深深忧虑。农村的城市化也许是大势所趋,谁阻挡都是愚蠢、徒劳的,这道理我也懂;可乡村家园美丽不再的命运又叫我无比的痛惜……这些东西纠缠着我,过年的兴味早跑得无踪无影了……

废墟上的祭奠

世事难料。由于上面一再强调农村城镇化建设不能操之过急、房地产产业陷入困境、高污染高能耗的小型企业被关闭和限制上马诸多原因,昨天还轰轰烈烈的城区开发,骤然冷下来。大张旗鼓进村,驻扎三年,宣称不啃下这块硬骨头不罢休的拆迁工作组,在一个无人注意的黄昏,不声不响地撤出了齐王。

村里还有十二户人家没有搬走,他们一直“抗”着不搬,开始是留恋故土,对村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拆迁补偿中的不公平现象不满,逐渐清楚小腿拧不过大腿,早晚得搬,但还想“杠”一“杠”,多争取点好处。没想到一夜之间起了变化,工作组不跟你“杠”了。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工作组急于把他们“赶”上楼,用尽招数,硬的不奏效来软的,上门拜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苦苦央告,有求于人矮一头。现在不再需要你这块地,与你没关系了,路上碰见不一定还认得你。而那些村民,当初好像正义在胸,或者有什么把柄握在手里,底气十足,固守一隅,现在失去了主动权,要回过头来向工作组妥协,可一时还顾惜脸面,弯不下腰。

时间的脚步是向前走的,这一页已经掀过去。

十二户人家就这样被“晾”在那里,像抛上岸的鱼,瞪着呆呆的白眼。

工作组撤了,他们的战果——铲车、推土机运足了劲,不分昼夜,左冲右突,推倒一个“旧世界”,制造的那片废墟却还在。这片废墟摊在这里已经两年多,两年多时间没有被运走,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阳光下,成为方圆百里硕大无朋的垃圾堆,很是破坏乡村大地的和谐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脸上抹了一道黑。

巨大的垃圾堆还在这里存放多久,它将给十二户人家带来怎样的不便,抑或说怎样堵在他们的胸口,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好像完全可以不与理会。人们的兴致在又有了好戏看,“你们不是胃口大吗?这回噎着了吧!”“咱多亏没死心眼,抗到底啊!”宴席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话题,酒喝得嗞嗞响,好像他们与这十二户人家并非同祖同宗。

废墟上的十二户人家,日子越发黯淡。

作为十二户之一,二姑家尤其惨。她家在村子中间,四面废墟无边,要将这孤零零的小岛吞没似的。出门三步本是邻居的屋山,拆除过程中可能铲车心一软,手一松,没把它连根拔掉,半截残存的墙壁向上龇着尖利的犬牙,晚上看了吓人,白天看了更糟心。往外走的路,前几年刚铺过柏油,宽阔平坦,可被左右倒塌的砖石瓦砾、水泥块挤得弯弯曲曲,细如麻绳,行人跳着走尚可,车是进不去的。原本最热闹的地方变得最偏僻了,这对多数时间歪在床上、顶多到大门口坐一会儿的二姑父倒没什么影响,对读二年级的小孙女却关系极大,她放了学不愿回家,回家就哭闹:咱家门前为什么没有玩跳房游戏的场子?伙伴们都不来找我玩耍了!

废墟,门前永远不凋的“风景”。被其所困,二姑心里也窝着火,可又不好发作。每天吃过早饭,白发的二姑带着这样的心情,拖着锨镢,去她开垦的荒地里侍弄庄稼。虽然老两口由儿子轮流管吃住,但自己口袋里也得能摸到几个零花钱呀。就在小儿子小旺开垦的地块之外又垦了两块,好歹不少废弃的院落可垦。二姑年轻时当过妇女队长,泼辣能干,担水栽地瓜秧,带领“娘子军”喊着号子和男劳力竞赛,那齐刷刷甩动胳膊的“雁阵”委实生动了乡野;休息时男人们头枕着田埂打盹儿,她们又在大树下唱起了歌。几十年过去,如今上了年纪的她也没改好凑场的脾气,走东家,串西家,老姐妹们拉起呱来忘了回家做饭。可是眼下,她一个人呆在这里,一个人撒种,一个人锄草,一个人浇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直到收工,她使劲扑打身上的草屑,很响地咯出从鼻孔钻进嘴里的土,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话闷在肚子里不发霉长毛吗?她就朝着鸡鸭说出来——北邻三间房子因为与她家的墙靠得很近,推土机没将其推倒,只拆走了屋顶上的木头,二姑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在里面养鸡鸭。一天要给鸡鸭拌三次食,这也是二姑给它们开会的时间,二姑要在这里发表演讲。这时候她是那么兴奋,嘴唇翕动频率特快,挥锨抡镢的劳作没有减轻的烦恼得到了释放。鸡鸭们也情绪高涨,亲热地围着她,为她喝彩。但二姑和鸡鸭们说了些什么,她临走又特别嘱咐“小芦花”一些什么,是夸它的花衣服真漂亮,还是劝它别太文静,得学会抢食,别人听不懂,她在这里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和人说话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亲友到她家来串门——二姑他们铺下摊子,抖起劲儿,漫无边际地闲扯,可扯来扯去还是扯到拆迁的话题上。照例要历数一下那伙人的“丑行”——这是二姑用的一个词,二姑为人耿直,眼里揉不进沙子,她对那伙人简直恨到了骨头里——他们说到,这次搬迁国家给了一大笔土地赔偿金,党员干部们竟背着群众,先偷偷地分了一部分钱。在接下来的补偿中,又多吃多占。近年,在少数村庄,贿选现象非常突出,“两委”班子换届,经济实力雄厚的人拿钱买选票,往往能达到目的。“略逊一筹”的落选者也不是吃素的,拉开了斗一斗的架势。“和为贵”,当选人为求“安定”,便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有些时候他们要在一定范围内平衡利益分割,就像有一头牛,你抢走前腿,他夺得后腿,我留下牛头。而能够进入这个圈子的,一般是在村里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员干部们。在这类村子,党员干部似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

“真给共产党丢人!”二姑痛骂着,嘴角挑起一丝不齿的意味,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只不过年事渐高,很少过组织生活,她好像有点“落伍”了。

骂一阵,还有一个“节目”不能落掉:他们要摆一摆住楼的一百个不好,不搬迁的一百个好。“住楼花销多大呀,光那暖气,一年就交3600块!”二姑扳着手指算账,她家点铁炉子过冬,买了900块钱的煤还没烧完。还有,那暖气说停就停,不管来不来倒春寒;铁炉子生到啥时候咱自家说了算,还能在上面烧水做饭。

“咱庄稼人能享用起暖气?儿子娶媳妇得花钱,盖屋得花钱,不知道节省咋能行!”有人附和她。

“两泡尿就是一个馍馍,你不心疼?”二姑这话,是说楼上厕所里安的都是马桶,解手后得放水冲;冲一次,“哗——”流出一条河的水;“哗——”又流出一条河的水。这水是要交钱的,两条河水的钱还不买一个馍馍吗?这是她列出的等式。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孩子们不会过日子,把老祖宗的话都忘了……”又有人接过二姑的话茬。

她们还说到,楼上地面铺了地板,那地板光滑是光滑,可你“泥腿子”踩上去,一脚一个泥印,有功夫不够替它擦腚了;是墙太薄还是门不严实,这个房间说话那个房间听得真真切切,儿子儿媳“亲热”都做了贼似的,怕隔墙有耳;没有地种,吃了饭到楼下打扑克、下棋,要不就是晒太阳,可真够舒服的,你以为你掉进蜜罐子里了,哼,有你叫苦的那一天!……

在这帮人中,二姑是唱主角的,她话最多,言辞最激烈。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她虽然嘴还很硬,心里却发虚了。这不仅是因为,她哪能不明白,早晨点火总是灌一屋子黑烟、呛得人咳出炭末儿的铁炉子,哪里比得上人家那无烟无尘却暖暖和和的暖气?那地板再不耐脏,也不像她脚底,土下面还是土啊!更重要的是,二姑慢慢意识到了,再怎么说,齐王村已经合并到一个叫“同悦”的社区里了,它不会回到从前了,原来的齐王村死了!守着这个死去的村庄,还能呆多久?

二姑的话突然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声调也低下去,低得几乎你听不清:“混一天是一天吧,咱也老了,老了……”

光阴如梭,转眼春节又至。过了腊月初八,人们着手忙年;过了二十三,年味就浓得空气都稠了。不用说白天大集上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你呼我唤声沸成一锅粥儿,爆竹说不准就在哪个角落炸开。先是零零星星,继而此起彼伏;这里引燃一串,那里爆响一片。好不容易等到除夕夜,夜幕一落,约好了似的,东西南北各处的礼花腾空而起,抛出千百束赤橙黄绿青蓝紫,整个天空摇成一个大花筒。人们观赏、欢呼,仰疼了脖子,仍沉醉其中。不过这是在新区,是那些住上新楼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做生意赚了钱、很快做了“市民”的人,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庆祝新的生活。而这边,齐王村的废墟上却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好像忘记了还有“年”这个节日,没贴春联,不放花,出奇的寂寥,就连平日在废墟上乱蹦乱窜吱吱叫的刺猬、田鼠、黄鼠狼都没有声息。除夕的夜本来就格外黑,死寂又让这黑重了很多。但一年了,总得供养供养鬼神和祖先,二姑父生病后,表弟不信这一套,这事都是由二姑干。她掌着一支小小的蜡烛,到东屋、南屋,老枣树下,小水井旁,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摆放供品,烧香磕头。供了天神地神家诸留神,她又打开大门,面对着大片废墟跪下来,把三炷香插进土里,点着一叠纸钱。想到这个给千里逃荒跋涉而来的祖先以落脚之地、让他们扎下根,这个为一辈一辈人遮雨挡风、御寒祛暑的美好家园就要消失,她突然心生悲凉,泪流满面:“齐王啊,齐王啊……”她喉头哽咽,说不下去。凝成铅块的夜被火焰烧塌,一块一块砸到二姑飘飘的白发上,她却一点也没觉着疼……

第二天,大年初一,二姑情绪还没缓过来,害了病似的,懒得起床。大门却被叩开,齐王村来了好多人。这多是上了年纪的人——过去的老街坊、老邻居,他们来给二姑这十二户人家拜年。拜完年,他们没有赶回新区,而是各自奔向原来的宅子,在原来院子、屋子的空地上,走走,站站,瞅瞅,想想,一副寻找什么的样子。寻找什么呢?是遗留在这里的那摞脚印,是回荡在屋顶的那串笑声,是麦杆豆秧混合的气味,是土炕煨热的那个梦,还是……?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仍然转来转去,苦苦觅求。可最终好像也没有找到,往昔熟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无踪无影。他们一个个神情沮丧,喟叹不止,傍晌午了,才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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