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来过齐王村，那时这个村正与拆迁大队对抗。一边志在必得，一定要扫除障碍；一边寸土不弃，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双方互不相让，有几次拆迁大队的车辆冲向村子，想“抓”两个带头闹事的人，可根本进不了村，村民们上至七十多岁的白发老者，下至十来岁的孩子，手持铁锨、镢头、棍子、钢叉，列成方阵，横在路口……

这场胆大妄为的“抗迁事件”，竟再次为齐王村赢得“声誉”：“齐王人就是有种！”“齐王村老辈里就没熊过，人家心多齐！”齐王村是个独姓村庄，一个树墩上发的芽，上溯三百年都是一家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另外，与周边村子相比，齐王村小，如果不同心协力，会在村庄之间的“磨擦”中受欺负。久而久之，齐王形成了心齐的村风，这种村风可壮人的胆量。加上“法不责众”的观念好像深埋在这个村的土层下面，这又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胀大的胆里充气。历史上，齐王村有过不少壮举，也有一些野蛮行为。比如，打日本鬼子那会儿，齐王是有名的“堡垒村”，男女老少上阵杀敌，全村没出一个汉奸。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攻打县城，国民党依仗坚固的城墙，机枪架在高处，把解放军“封”在围子沟里。县城边上的齐王人急了眼，各家各户献木箱，几百只箱子装满土摞起来，耸立起一道巍巍长城，帮解放军一举端掉了敌人的老窝。而改革开放之初，他们也曾抱成一团，顽固地抵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政策的落实……

“抗迁事件”越闹越大，惊动了省里，省委省政府作出批示：拆迁要尊重村民的意愿，条件不成熟不可强行，齐王村得以保留下来。邻村在自责中更倍加羡慕齐王，因为他们都离开祖辈居住的宅院，搬进了悬在半空中的楼阁。物业费头三年免交，一入冬房间就通了暖气，“康乐中心”棋盘、牌桌、乒乓球案子一应俱全，可有了玩的场所的他们却没心情玩——心里不踏实，睡觉都感到那楼在晃悠。还有咋想咋觉别扭的：老邻居见不着面了，叔叔大爷家相隔很远，连村名也没有了，用不了多少年，没有人还记得出生在哪座老屋，是从哪条小胡同走出来的……

老实说，我也是一个“坚定”的田园守望者，我承认我的观念跟不上形势，我总以为，农村城镇化的宏伟蓝图固然好，但得一步步地来，不能搞造城运动。像我们鲁北这般发展水平的地区，现阶段农民主要还是从地里刨食，要是他们丢掉土地，“裸身”进城，去当什么市民，去住远离了庄稼地的楼房，就等于断了“根”；他们就不是去“享福”，而是没有活路了。为什么相当数量的新社区居民并未产生改天换地的喜悦，恐怕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齐王乡亲们取得胜利，我也颇为振奋。

爱人学校放了暑假，她提出回老家一趟，去齐王看看二姑，并且要住一晚上。在长辈中，岳母常跟我们住在一起，老家就剩二姑这一个亲人了。我乐得陪同。这肯定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夜晚，袅袅炊烟在树梢缠绕，夜幕徐徐地垂落，牛羊鸡鸭鸣叫、孩子吵闹的“华彩”奏过，村子静谧、安详，月光流淌、荡漾的声音细碎、轻柔。人们吃罢饭，三三两两到场院乘凉，汉子们脱下汗衫，搭在肩头，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年景；老奶奶款款地摇着蒲扇，漏风的嘴颠三倒四地讲穆桂英的故事，小孙子不时就某个细节追根问底，好奇地眨着眼睛的还有只只飞来的萤虫……哎呀，你这怀旧症可真够重的，想到哪里去了，那是哪年哪月啊，村庄早已不同于从前，低矮的草屋换成了高大的瓦房，街道铺了沥青或者干脆抹水泥，天刚擦黑路灯就被星星点亮，银粉似的灯光洒在角角落落，投在墙壁上的树影像苍鹰阔大的翅膀，李苦禅的水墨画一样好看。但无论夜晚多么明亮，村子还是古朴、温馨的，泥土气息仍然那么浓浓地弥漫着，哪一家偶尔响起的狗叫仍然像男中音歌唱那么动听……

但是，来到齐王，我才发现我过于浪漫、幼稚——哪里还有那个红瓦白墙、绿荫匝地的齐王村，眼前裸露着一片砖石瓦砾的废墟，破碎、尖利的阳光在上面闪烁，刺得人眼睛生疼。那断壁的“茬口”多么鲜呀，看出这是新房屋被硬硬地推倒的，可以想见一身蛮力的推土机是怎样地在这里横冲直撞。而水泥制件在铲刀下的坼裂声，又给这钢铁巨兽的胴体注入了兴奋剂，它们“杀”红了眼，如入无人之境……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面对这破败景象，我愕然，我要寻个究竟。这时，一辆小推车从公路对面过来了，推车人是一位老者，车上装着两只塑料水桶。他还住在这里，是去公路东边的一个村庄推水回来。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才看见废墟中“埋”着一座没被推倒的宅院。不，这样的宅院还有十三座，它们零星地分散在四处，以至于不是老人指点，我都没注意到它们。

老人看上去有六十岁左右的年纪，泥疙瘩脸，笨嘴笨舌（土腔土调），但却很健谈，或许是一肚子的冤屈没处泄，知道我们是来看二姑，而二姑恰好也是这没搬走的十三家中的一家——他们属同一阵营——没等我问，就向我倾倒苦水：“这一年，俺村可真是见鬼了……”

以心齐闻名的齐王村，在拆迁动员阶段，众人一心，一致对外，使得对方束手无策。可是后来村里却出现了分化。全村四百多户人家，一批一批地陆续搬进社区安置房。

第一批是书记、村长、会计及其近亲。对这批人的率先搬走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当领导的觉悟高，带头执行上级的决定；另一种则是，村里几十年没有本明白帐，公家的钱就装在他们自己的口袋里，或者说他们的口袋就是公家的保险柜，捞足了，不愁今后交不起物业费；他们的兄弟叔侄，都在拆迁补偿中多揣了金元宝，还不欢欢喜喜去住新楼吗？第二批百分之九十是年轻人，这是个“大头”，人数不少。如果说“一等人”（村人称村干部“一等人”）的搬走，除了激起一股愤怒的情绪，并未影响村里的秩序的话，他们的“倒戈”却使齐王村乱了套，甚至一个家庭内四分五裂。老子习惯住平房，进出方便，儿子却喜欢新楼的干净、亮堂，咱也过过城里人的日子！老子很固执：你们经事少，咱老百姓丢啥也不能丢了地呀；儿子不耐烦：脑瓜咋就像老榆木疙瘩？啥时代了，有钱啥买不来？老子要打儿子，可是儿子胳膊铁棍一样撼不动；现如今都是老子依从儿子了，老子还在怄气，儿子已开始往楼房里搬家具……

这一批搬走，村子伤了元气，街道显出空荡、冷清，而拆迁大队蹲在村头的推土机、铲车，趁机迅速扑向腾空的房屋。墙倒顶塌，天颤地摇，鸡飞狗跳。六神无主的人们奔向老族长家，可昔日咳嗽一声村子就平静下来的老族长也无能为力，他再威严、再光火的叫喊都被轻易地覆盖，人们已经听不见。倔强的老人也绝望了，一个月色凄迷的夜晚，他备了丰盛的供品来到祠堂，跪在先人画像前：“列祖列宗，我没有把齐王村带好，齐王村算是完了……”然后吊死在门外那棵一千多岁的老槐树上。

要在以往，老族长“驾崩”，齐王村钟表会停摆，然而一切都今非昔比，他的死并没有挡住大家上楼的脚步，“五七”还没有过，坟上的花圈还没褪掉颜色，子孙们又搬走一批。这一批系经人“策反”搬走的——有人悄悄而公开地游说，唾沫星儿迸上天，最有鼓动性、最撩人心的其实是贴近地皮的一句话：搬得早先挑房，再不搬好楼层都被挑没了！傻瓜才还犹豫、观望呢，赶紧搬呀！而这个“说客”据后来人们认定，是拆迁大队收买的“汉奸”，拆迁大队私下对他承诺：你带走十户奖励你两万元；带走五十户奖励一套楼房——这是块多么馋人的肥肉！

像旱季杏花河里的水时断时续、稀稀拉拉地搬走的这一批，则很蹊跷：不知受谁的指派，三五愣头青在大街上、胡同里，拉着长笛，呜呜地开快车。慌忙躲闪，卷起的尘土还是扑你一脸。血性旺的汉子就喝斥他们。双方争吵。撸胳膊攥拳，推推挡挡。好，罪名有了：妨碍公务。带走，关在一个大屋里。也不打，也不骂，只“观赏”你从早到晚做一项“游戏”——剥蒜皮（这座房子对面的酱菜厂张着一张喜食“光腚蒜”的大口）。一天不放你，两天不放你，手指甲磨光了仍不放。而你一答应签搬迁协议，“专车”马上送你回来。在老百姓心中，被“抓进去”可不是好名声，爹娘连惊带吓犯了病，妻、儿哭哭啼啼。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签字画押……

最后剩下了十三户。这十三户个个是死心眼、死硬到底、撞到南墙上不回头的主儿。有的多年盯着村里的账，村里的账目至今没给村民一个交代，搬进社区，原来的村就不存在了，这个账目不掰扯清楚，不搬！有的质问：我的宅基地大小、房屋新旧程度和村长侄子家一模一样，为啥他的拆迁补偿费是三十五万，才给我二十八万，不公平，不搬！有的去省国土资源局上访，知道了拆迁大队急着“撵”他们搬迁是因为齐王村的地实际已经被开发商“圈”走，齐王村实际已经没有地了（暗箱操作不露痕迹，村人还都蒙在鼓里呢），没了地又没有工作，拆迁费够吃多久？而开发商有几个不偷工减料，恨不能拿秫秸杆当钢筋用？盖的楼房顶多二十年的寿命，等楼不能住了咋办？这个“头”不能认，认了这个“头”，将来死了都没葬身的地方！还有的“邪种”、“精神病患者”则是为了争口气，这不过是由一句话引起来的——省里的批示下到县里，县里责承开发区处理，开发区一个头头来到齐王村，摇晃着两张纸：你们看见这是什么了吗？你们那么能，窜到省城，可批示还不是落到我手里？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咹——？这话刺激了他们，偏不听你这土皇帝的，看看你土皇帝的手到底能不能遮住天！当然其中也有刁蛮之徒，狮子大开口，满天要价，不满足我，不搬……

绝大多数搬出村子，拆迁大队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掐”了他们的电、水。这一带是退海之地，地下水苦咸，虽然家家自己打了小压井，但抽上来的水只能洗衣、洗菜，吃水得到二里路以外的油棉厂去推。才两天，油棉厂保安就“奉命”阻止他们进厂推水。他们又跑远路请亲友帮忙，“推一趟水半上午，耽误多少工夫？这是赶尽杀绝啊……”

天近正午，太阳毒得很，老人额头冒了一层油。他喘口气，还要说下去，我打断了他。他的话虽未必都真实可信，没有夸张、水分，但我也听出了个大概。我问过二姑家在哪里——格局的改变，我不能找准二姑的家了——劝他回家休息。

二姑家前后左右的宅院扒得乱七八糟。房屋站着时身体伸向空中，疏疏朗朗，一旦散瘫下来，满地狼藉。路边、土坯堆上的野蒿已有半人高，其疯长之势，腾起一股步步迫近、围而剿之的凶焰。进得家门亦叫我感慨，二姑一向爱整洁，过去院子都是打扫得一尘不染，各样家什摆放井井有条，然而眼下，条筐、扫把、塑料瓶子、破酒盒子随地扔，自行车歪在一边。“哪还有心收拾？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二姑迎出屋门。西墙根倒是对称排着两个大铁笼子，里面各锁着一只大狼狗，都竖起了警觉的耳朵。可惜这一般是村支书家才有的“宠物”，“虎踞”于二姑这个平民百姓的贫寒之家显得很不协调，何况二姑夫还是个摔不破的药罐子。“要这个干什么？比人吃东西都多！”妻子嗔怪道。“它们可是大功臣……俺这十三家家家都养。”不想，二姑却挺看重它们。我明白，他们养狗是对付拆迁大队的，拆迁大队不是隔三差五来做有关传谣、串联、破坏拆迁的“调查”吗？遇到紧急情况，把它们放出来，它们真就能上前替你解围。而狼狗犯了法，又不会被抓去剥蒜。退一步讲，有狗在，有狗的吼叫，对于孤单无助的弱者，或许就是最有力的声援。

刚过去一年，二姑很见衰老，再不是手执狼牙棒（自制的）、精神抖擞地站在与拆迁大队对峙的行列里的那个人，背驼得厉害，头发白如霜雪，两眼无光，话也极少，只是一声连一声地叹息。二姑父说，二姑的这种状况是从老族长的死变得明显的。二姑特别敬重老族长，老族长是她的亲叔公，公公去世早，是叔公带领全家度过灾荒年月；晚年作为族里的长者，又以仁爱之心凝聚着族人，上上下下和和睦睦。但齐王村这位最后的德高望重的长辈却死了，她感情上哪能经受得住！我想，长辈去世的悲痛把二姑罩在了一团阴影里，但她精神崩溃恐怕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原因。

说话间，表弟小旺收工回家。他挓挲着两只沾满泥土的手，夸耀在别人丢弃的院子里垦荒，垦出了两块地，种了绿豆、玉米。这个表弟身上还有太多传统农民的东西，不会做生意，前几年也曾到城里租了个铺面，卖不锈钢餐具，没挣到钱；改开小饭馆，不到半年又开不下去；学着哥哥搞电焊吧，也因揽不到活宣告关门。“咱不是做买卖的料，还是得老老实实种咱的地。”“夜走麦城”的经历，让他脸羞得通红。个头矮小、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情又很单纯的缘故，我一直把他当小孩子看待，没想到他敢于坚定地“抗迁”，看来他已经长大了（这里面肯定也有二姑他们当“后台”的因素）。我有意避开他们还能坚持多久的话题不谈——谈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是残忍的——而提出看看他的“发电机”。他领我到了外面。屋顶上铁架支着两块深灰色的板子，“这就是太阳板……”他告诉我，他们十三家家家买了这种太阳板，通过太阳板产生太阳能，再通过逆变器转化为电，可供照明和看电视。“晴天还行，怕阴雨天，阴雨天电供不上，冰箱就淌水，好歹俺冰箱里也没啥东西存。”表弟咧了咧嘴。

晚上吃过饭，趁妻子他们拉家常，我一个人到“街”上转悠。我不奢望找回旧时乡村的那种亲切感觉了，是想感受感受这个变成一堆废墟的村庄，日后为它写一篇墓志铭。但路却不时被建筑垃圾堵住，我不得不放弃串遍“全村”的念头，驻足在一块完好地倒地的墙体平面上。四周空旷，散住的十三户人家灯光多是微弱的，彼此间距又大，恍惚中，残垣断壁高高低低，像一个大坟场，隐约晃动着鬼影。我急忙往回返，仍未碰见一个人，大门都紧闭——再不像过去家家大门敞着，院子里的灯光哗哗地涌到街上——不一会儿，也许要节约用电，有的人家早早地熄了灯，村子里更黑。南面就是县城，东面是开发区，灯的海，灯的山。咫尺之间，这里却是暗夜的深渊。“一个缺少灯光的村庄。”这句话在我心里盘来旋去。

我有一个朋友是省报的“名记”，他曾深入采访一家“钉子户”，在“钉子户”家住了三天。正值深冬，那户人家被断水、断电、断暖，冷得像冰窖，暗得像地狱。朋友第一天还觉“新鲜”，第二天咬着牙硬撑，第三天夜里没到天亮就“逃跑”了。他用了“可怕”二字概括这次的体验，“更可怕的是凝滞在这户人家那冷和暗的气氛，缺少生活的快乐的那种‘冷’和‘暗’”。我也曾接触过一个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得到合理赔偿的“钉子户”，他咬牙切齿地发誓：“今生再不当‘钉子户’！‘钉子户’太不好当了，能揉搓死你，争取到的赔偿金与精神上的损失远远不成正比。”此刻，夜色刚刚把我裹紧，我就“深刻”地理解了这两个人的话。假如让我在这里住十天、一个月？不寒而栗。然而，这十三户人家，我的乡亲，却选择了这种生活，一天天、一月月地忍受煎熬，度日如年，也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

小旺还在客厅里等着我，他慷慨地打开了大灯（平时只用25瓦的小灯泡）。慢慢喝着茶，我继续向他了解关于搬迁的事，他几乎是又从头到尾地给我讲了一遍抗迁事件的全过程，讲他们在村头列出的与拆迁大队对峙的长阵有二百多米，讲去省城上访租了两辆大巴车。他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地讲，可是当说到他们十三户时，却嘟嘟囔囔：“当然，俺也有办法……一户交一万块钱，这一是外出上访要用钱，二是也可防备再有人溜号。”

“你们十三户不是都铁了心了吗？”

“这也很难说……人心隔肚皮……”

“对呀，这一万块钱还真不是一把锁，如果谁给他‘报销’这个钱，或者给他一万五、两万，不是就能把他买过去吗？”我最近关注各地拆迁的报道，学到“暗补”一词，暗补可能就包括这种情况。

“这就是人不如狗的地方，人的头脑太活络，说不准哪会儿就变。”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一提这事我脑瓜儿就要炸裂。”小旺皱着眉，说这是叫他、叫他们十三户最头疼的问题。一方面这十三户常偷偷聚在一块，凑凑情况，商量对策，互相鼓劲；另一方面，他们又你猜疑我，我猜疑你，谁也不相信谁，谁都在琢磨别人背地里得了好处，会当“叛徒”。他走到竖在山墙上的一架梯子旁，指着上面的“睁眼子”说：“这就是个瞭望孔，从孔里可以观察东面两家的动静，我不干活时就爬上去往外看……院子里墙上抽掉了两块砖，那个瞭望孔可盯南面……他们也是这样，不对外声张罢了。”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前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别人全搬走了，剩下我一人孤零零地呆在这儿。我吓醒了，醒来眼里还满是泪。”小旺两手捂住颜面，好像怕泪水再流出来。

我有点不知所措，唯有点头表示同情。

小旺点燃一支烟，吐出一道长长的烟缕，他是为缓和气氛，但接下来的谈话却依然很沉重。他说拆迁大队把这里拆除、挖槽的工程包给了齐王人，你不搬，承包人不能开工，就对你生怨起恨，原先很好的街坊关系都弄僵了。又说舆论方面的压力，过去人们都称赞他们坚持正义，好样的，可渐渐地，老觉得有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钉子户”、“刺儿头”、“刁民”……小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我还从没见过这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孩子”有这种脸色——我注意到今天从见面起他就没真正快活地笑过——他曾嘲谑自己是头猪托生的，头一着枕头就打呼噜，这半年却常常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以前我不抽烟……可离不开它了，一天三盒都不够……”他大吸一口——他哪里是在吸，是吞！

我好像不认识面前这个“孩子”，我说不清他是怎么“成熟”起来，性格又是怎么被扭曲了的。

第二天早晨我破例起得很早，打算到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年不见牛乳似的露水濡染的原野了。可是出门却看见一家门口停着两辆车体上有“拆迁大队”字样的卡车，一些穿迷彩服的青年在往车上搬东西，好像是在搬家。

隔不多远，站着一伙旁观的人，表弟小旺也在里面，他们在议论什么。我凑过去，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一家的主人就是昨天我在街上遇到的那个推水的老汉，他当时对“汉奸”“叛徒”可是一副痛恨至极的表情啊！

“这家为什么突然搬走？”

“……”表弟他们都不回答我的问话。

一进齐王回放

虽已满头华发，依然对“年”存着一份浪漫情怀——除夕夜守岁守到“春晚”落幕，年五更又起来放鞭炮。但是接下来干什么呢？我已跟自己订了规约，过五十岁不再东跑西颠串门拜年。其实在城市里也不兴这个，一个楼道里住着也多不来往。睡回笼觉吗？不少人都是吃了饺子再躺下蒙头大睡，但那岂不浪费、辜负了这一年一度的“狂欢时节”？

站在窗前往外看，天已大亮，小区里却仍清寂无人。不远处的楼群纵向里在比着高矮，横向却彼此孤立，仿佛被钢筋水泥包裹起来，变成了一些冷血动物。在城里过年真没趣，哪像在农村，农村里大年初一这一天可不得了，夜色还很浓，家家的大门就敞开了（看谁开得早），除了辈分高的老人端坐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给磕头外，其余无不争先恐后出去拜年。同族同辈的男子仨一伙，五一帮，呼呼啦啦，拜了这家拜那家，一家也不落，小胡同里的脚步声隆隆响。姑娘们则穿戴一新，花枝招展，你推我拥，一群群地呆在街头巷尾，谈论谁系了一条米黄色纱巾，谁别了一只火蝴蝶发卡。村南村北的孩子们都跑到了街心空场子里，追逐打闹，有的大嚼着糖葫芦，有的扯着一嘟噜气球，有的手捏鞭炮点燃后迅速扔向远处……满村里是问候声、祝福声、欢笑声，满村里是成团成簇、滚来滚去的彩浪。至于中午饭桌上的大鱼大肉、酒香果甜，猜拳行令的吆吆喝喝以及饭后那出自编自演、台上台下乐弯了腰的大戏就更不用说了……

“咱们回老家过这个大年初一！”想到这些，我竟兴奋得不能自已。可回哪个老家呢？我的父母已故去多年，而老岳母还健在，去就去她老人家那儿。这正中妻子下怀。

车轮在柏油路上又蹦又跳，出了市区，驶入乡野，眼前无限开阔，天上没有一缕云丝，金色的太阳光芒万丈；还没长出庄稼的土地无遮无拦平展展铺开，可以任目光小马驹似的在上面撒欢。两边不断有村庄掠过，隔得远的仿佛丹青妙手无意间遗落的淡墨；路近旁的，红瓦白墙，明快而素雅；而村头那片片掉光了叶子的小树林，枝条舒展，疏朗有致，静静地闪着银亮的光泽，无声地透出生命的力量。这是乡野的诗意。这诗意是繁富、拥挤、喧嚣而又冷漠的城市所缺少的。

到岳母家不足一个小时的车程，行车很少，柏油路的亮带子飘飘荡荡，一下子把我们甩了过来。刚到村头，就见篮球场上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拜完年后聚到了这里——中间穿着绿绸子裤、红绸子袄、头上插着花，脸上抹了胭脂的女子们在扭秧歌；另一头，是十几个擂鼓敲锣打镲镲的汉子，都撑起架子来，很卖力的样子，说是为下午、晚上的演出做预演，实际上是满心的欢喜实在憋不住了。可惜我们不能留恋这里，看了一眼赶紧上车、离开。

接到我们来过年的电话，内弟、妻妹还有也是本村的一个表兄弟，早就在家里摆上瓜子、洗好水果、沏了茶等候了。岳母、妻妹她们到厨房去忙菜，内弟和在某单位当头儿的老安表弟陪着我说话。这个老安绰号“嘴儿”，不知是天生还是后天练就的，他特能侃。打开话匣子，天文地理、炒股足球，雅的俗的、荤的素的，一箩筐一箩筐地来。我领教过，和他拉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这样的嘴儿在大年初一正派上用场，但我还不能坐下来当他的听众，妻子要和我趁吃饭前的空儿去看望二姑。

二姑的村子在县城北面三里路外，村名齐王。妻子说，这个村名有来历，老辈里还传下来一个“传说”呢。无法考证哪年哪月，一天，昏天黑地，大雨如注，一块硕大无朋的石头随着雨流落在地上，小山一样挡在街当央，人们出门遇到了麻烦。这块石头一个人搬不动，两个人搬不动，全村人一齐动手，才把它抛进水湾里。这个传说还有一个“翻版”：四周还是大荒洼的时候，一群狼来村头寻食，一个人出来被狼吃掉了，两个人出来被狼咬伤，全村人都出来，狼群溃散而去。这之后，村子便改名为“齐王”。这是教人懂得，只要心齐、合力，就什么都不怕；它也鼓舞着村人千百年来手挽着手往前走……就是过年办玩儿，这个村的踩高跷、划旱船、舞双龙、耍狮子，在十里八乡也最叫好，这还是得益于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说来惭愧，我不常陪妻子回她老家，对这一带的村庄不熟，这个齐王有点意思，不觉对它生了一种敬意。

可是，进了村，走在街上，我们却感到不大对头：村子里冷冷清清，或者说死气沉沉，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家家大门上都没贴红艳春联，倒是每座院子的墙上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是用红漆刷的，“拆”字上还打了红×，显得异常刺眼。

一只狗朝着我的车头惊恐地扑咬起来，很是奇怪。

左拐右拐，找到了二姑的家门。二姑父和他的儿子小旺正偎着炭炉子烤火，二姑却不在家，说是到村南头“放哨”去了。

“放什么哨？”我不解。

“还不是怕他们到村里来抓人吗？”

表弟去喊二姑。寒暄过，二姑父说：“村子里乱腾坏了，年不像年、节不像节的……”原来，自去年初秋，一股“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的风吹到这里，跟着风跑的人就鼓动农民由分散的村庄迁往统一规划的社区。他们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到各村宣传拆迁政策，一名机关干部包几个拆迁户，拆迁有经济补偿，早拆迁的还发奖金。可没想到这么好的“民生工程”，有些村民却不买帐。在别的村子，不买帐也不要紧，你能“抗”得住？还不是一个一个被“瓦解”，陆陆续续搬走？只有这个齐王村不好对付，他们结盟成伙，口径统一，都死活不搬迁，并与拆迁大队发生了严重冲突。

那天，齐王村的拆迁动员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一大早，高音喇叭就可着嗓门叫开了，满天空是它绽放的美丽花朵；大胖子队长的主题讲话洋洋数万言，还不断地挥动着手臂做手势，很给力。社区建设，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灿烂前景，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齐王的村民们却无一人应和。下午，心急的队员们就开始往墙上刷那“拆”字，孰先孰后排好了顺序。好像是第三天，一队推土机、铲车就意气风发、胜券在握地开过来。然而它们开到村头却被挡住了去路——齐王人已经在进村的两个路口用煤气罐垒起了高高的堤坝，爆破手就在“堤坝”旁边待命，推土机、铲车再向前一步就是他点火引爆的命令。

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对垒是多么尖锐。一边是逢山山躲、遇河河退、无坚不摧、铁履带能碾平一切的拆迁大队，一边是同仇敌忾、寸土不让、宁可搭上性命也要保住家园的村民。两强相争鱼死网破，情势紧张到一触即发。如果那推土机、铲车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加大马力一拱；如果那一手放在煤气罐阀门上、一手持打火机的村民急了眼、发了疯……这里顷刻会化为一片弹坑、火海——多么可怕！还好，第一次，拆迁大队很大度，仍然以思想攻势为主。对峙到晚上，夜色轻轻地把矛盾模糊、化解了。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次日黎明时分，四五卡车身穿迷彩服的青年，悄悄摸进齐王村。这次来主要目标是把带头闹事的（已连夜打出一批黑名单）抓起来。打蛇打七寸，把他们的组织者打掉，拆迁工作就可顺利进行了。不料，村头的一户人家，男子闹肚子上茅厕，意外地发现了“敌情”。他来不及系腰带，提着裤就到外面喊人。说来真玄乎，“迷彩服”们也下车了，村民们也在街上列成方阵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在一起，手里紧紧握住铁锨、锄头、棍子、钢叉，严阵以待。那边的警犬虎视眈眈，这边的家狗也横眉冷对。而年轻村民则爬到墙头、屋脊上，抢占“制高点”，砖块、瓦片就在脚下……

从此，齐王村设了“岗哨”——是老头儿、老太太们义务担当的，随时注意村外的动静。

有些问题我不明白，问二姑父：“住新楼房不也很好吗？”

“咱也不是不想像人家那样住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新楼房，可咱住不起啊！”二姑父苦笑着，“听说住楼房得交不少物业管理费，咱又没工作，地里那点收入也就够填饱肚皮的。再说咱那锄镰锨镢、犁铧耢耙往哪里放？干草秸柴禾棒往哪里堆？楼上有猪狗牛羊的房间吗？……咱庄稼人就是土命，就像庄稼棵儿，根得扎在土里，吊在半空的高楼上，和土隔开，还不蔫球了、死球了？！”

我还以为二姑父会说住楼不习惯，像装在罐头瓶子里，闷得慌，哪里比得上平房小院，四敞大亮，进出方便呢。看来我并不了解农民，要不就是这些他们已顾不上计较。为了生存，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以改变。

“俺们到省里上访，人家省领导也知道俺条件达不到这一步，让停止拆迁，可下边一帮狗娘养的却不按政府说的办，还是逼着搬。”泄愤使二姑父用上了粗话。

“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低价把咱的地弄到手，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他们才有大吃大喝的钱，一个个才吃得那么肥……”

我想起去年春天到沾化县去，这里新建起一个旅游景点，邀我们去看看、玩玩，顺便给他们写篇文章，吹一吹。我们去了二十多个人，乡里的接待很排场，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乡经济很发达，富得流油。乡长是我在大学教学时的学生，我问他：“旅游收入很可观吗？”他说不能指望；“企业搞得很好？”答也不咋样；“农业呢？”他反问我：“现在有谁还靠农业？”“那你们的优势是……？”“房地产开发呀……”

是这样！怪不得社会上议论纷纷：市里没钱花了就盖楼，县里没钱花了也盖楼……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幌子，另搞一套，不把子孙后代的家当糟蹋光不罢休……

可我立刻在心里否定了这一点，群众带着情绪说的事情很难说多么靠谱儿。我宁愿相信这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像他们讲的那样，一些人就认定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当然不能不说这个认识也有失偏颇。我对社会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搞不清城市化是否在本质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就是落后的，该淘汰。单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城市也未必绝对的好看，农村就丑陋；田园是另一种美，如果真要“彻底消灭农村”，地球上没有了草房，一色的高楼大厦，那会是多么单调！

二姑父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很费力，接下来的话简直含混成呻吟了：“老百姓盖座屋容易吗，那是一辈子的血汗啊，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造孽啊！”

确实，有的地方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简单粗暴、不够人性化的问题，这也是隐患爆发的诱因。

这时，二姑回来了，妻子上前扶她，攥住她的手：“呀，您手这么凉！……大年下放什么哨啊，外面冰天雪地的！”

“越是过节越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性嘛……”二姑倒挺幽默，她经历过“文革”，说这种语言是很熟练的。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去年春节海南某地就爆过一则“奇闻”：一群捡垃圾的外地人，搭帐篷，钉板房，居住在市郊，逐渐形成了一座“垃圾村”。规模大了，有碍观瞻了，有关部门就责令他们迁走。他们无处可去，赖着不动，有关部门也拿他们没办法，时间长了他们也觉着人家认可了，没事了。可是春节他们回故乡过完年回来，却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这里已被夷为平地，板房、帐篷不翼而飞！

好久没见二姑了，算起来她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这两年侍候姑父，吃苦受累加忧愁，过去很结实的身子骨显出了单薄，走路见了迟缓。但耳朵还很好使，在院子里就听到我们的谈话，进屋后她制止了二姑父，这不仅因为二姑父说话不利落，还因为他有病出不了门，对外面的事只是“转述”，而她是亲身参加了“战斗”的。不错，她说得更具体，而且说起来情绪激动，仿佛一个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流过鲜血的战士，脸上跳荡着自豪的神采。说着说着，她停下，到里屋取出一样东西：长棍子一头套着铁筒，铁筒上裹满了“乱刺”——焊上去的一根根两寸长的钢钉，她叫它狼牙棒。她握着木柄，做了个用力往下劈的动作——这家伙如果落在人身上，一下就让你血肉模糊！

我很难想象，像二姑这样一位年迈体衰的老人，竟然也手持这样的武器，斗志昂扬地站在了那与拆迁大队对抗的队列前面！

全然不避我，还带着些许显摆的意味，表弟小旺也拿出了他的武器。那是一架自制的小钢炮，炮筒有大半米长，茶碗口那么粗，“炮弹”是苹果大小的礼花弹。他拎出了一塑料兜礼花弹让我看。他说这种“炮弹”的杀伤力很可以，在第三次冲突中，他们（说不准是谁）发射的礼花弹，有一枚炸掉了一个“迷彩服”的半截小腿。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我意识深处，和平岁月里，武器离我们很遥远，是我们所陌生的。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武器的制作并不复杂，它的产生并不困难。就像水洼里必然有鱼，如果敌意、仇恨在滋长，武器就会杂草一样丛生、蔓延。可能我的脸变了色，我劝他们赶紧把小钢炮和狼牙棒销毁，暗藏它们犯法，后患无穷。二姑和小旺却满不在乎：在俺们村，家家都有几件，平日搁起来，不得已的时候才拿出来自卫用。

所幸，齐王人制造武器没有白费原料，拆迁大队没再发动强攻。虽然难说下一步会怎么样，但至少现在双方暂时处于相持状态。

“大年初一，咱不说这个了……”二姑把她过年备下的“好东西”全搬出来，苹果、桔子、花生、核桃，一股脑儿拥到我们面前，催促我们快吃。她却一点不动，坐在一旁，拿慈祥的目光抚摸我们。这位善良的老人脸上始终挂着笑，是因为见到了久别的大侄女？是还沉浸在他们“抗迁斗争”的胜利（权且叫作胜利）中？抑或是对明天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幻想？但我总觉得她笑得不那么自然，很勉强，或者说虚假，是装给我们看的。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很简单：这般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日子是二姑他们要的“年”吗？

我不敢看她的笑脸！

……

出了二姑家，穿过街巷回来，那一个个的大红“拆”字又尖利地扎进眼窝，难受得我受不了。我别过头，不看它们，我厌恶它们，是它们夺走了人们年节的欢乐。可这些“拆”字却老在我眼前晃，忽忽悠悠，铺天盖地。它们的后面是强悍威猛、张牙舞爪的推土机、铲车，再后面是迎着它们举起的森林一样的木棍、铁锨、钢叉。它们混杂交错在一起，我的眼里、心里乱极了。我担心双方的冲突再度激化、升级。我同情村民们的遭遇，他们是弱者；我又为狼牙棒、礼花弹的出现深深忧虑。农村的城市化也许是大势所趋，谁阻挡都是愚蠢、徒劳的，这道理我也懂；可乡村家园美丽不再的命运又叫我无比的痛惜……这些东西纠缠着我，过年的兴味早跑得无踪无影了……

废墟上的祭奠

世事难料。由于上面一再强调农村城镇化建设不能操之过急、房地产产业陷入困境、高污染高能耗的小型企业被关闭和限制上马诸多原因，昨天还轰轰烈烈的城区开发，骤然冷下来。大张旗鼓进村，驻扎三年，宣称不啃下这块硬骨头不罢休的拆迁工作组，在一个无人注意的黄昏，不声不响地撤出了齐王。

村里还有十二户人家没有搬走，他们一直“抗”着不搬，开始是留恋故土，对村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拆迁补偿中的不公平现象不满，逐渐清楚小腿拧不过大腿，早晚得搬，但还想“杠”一“杠”，多争取点好处。没想到一夜之间起了变化，工作组不跟你“杠”了。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工作组急于把他们“赶”上楼，用尽招数，硬的不奏效来软的，上门拜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苦苦央告，有求于人矮一头。现在不再需要你这块地，与你没关系了，路上碰见不一定还认得你。而那些村民，当初好像正义在胸，或者有什么把柄握在手里，底气十足，固守一隅，现在失去了主动权，要回过头来向工作组妥协，可一时还顾惜脸面，弯不下腰。

时间的脚步是向前走的，这一页已经掀过去。

十二户人家就这样被“晾”在那里，像抛上岸的鱼，瞪着呆呆的白眼。

工作组撤了，他们的战果——铲车、推土机运足了劲，不分昼夜，左冲右突，推倒一个“旧世界”，制造的那片废墟却还在。这片废墟摊在这里已经两年多，两年多时间没有被运走，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阳光下，成为方圆百里硕大无朋的垃圾堆，很是破坏乡村大地的和谐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脸上抹了一道黑。

巨大的垃圾堆还在这里存放多久，它将给十二户人家带来怎样的不便，抑或说怎样堵在他们的胸口，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好像完全可以不与理会。人们的兴致在又有了好戏看，“你们不是胃口大吗？这回噎着了吧！”“咱多亏没死心眼，抗到底啊！”宴席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话题，酒喝得嗞嗞响，好像他们与这十二户人家并非同祖同宗。

废墟上的十二户人家，日子越发黯淡。

作为十二户之一，二姑家尤其惨。她家在村子中间，四面废墟无边，要将这孤零零的小岛吞没似的。出门三步本是邻居的屋山，拆除过程中可能铲车心一软，手一松，没把它连根拔掉，半截残存的墙壁向上龇着尖利的犬牙，晚上看了吓人，白天看了更糟心。往外走的路，前几年刚铺过柏油，宽阔平坦，可被左右倒塌的砖石瓦砾、水泥块挤得弯弯曲曲，细如麻绳，行人跳着走尚可，车是进不去的。原本最热闹的地方变得最偏僻了，这对多数时间歪在床上、顶多到大门口坐一会儿的二姑父倒没什么影响，对读二年级的小孙女却关系极大，她放了学不愿回家，回家就哭闹：咱家门前为什么没有玩跳房游戏的场子？伙伴们都不来找我玩耍了！

废墟，门前永远不凋的“风景”。被其所困，二姑心里也窝着火，可又不好发作。每天吃过早饭，白发的二姑带着这样的心情，拖着锨镢，去她开垦的荒地里侍弄庄稼。虽然老两口由儿子轮流管吃住，但自己口袋里也得能摸到几个零花钱呀。就在小儿子小旺开垦的地块之外又垦了两块，好歹不少废弃的院落可垦。二姑年轻时当过妇女队长，泼辣能干，担水栽地瓜秧，带领“娘子军”喊着号子和男劳力竞赛，那齐刷刷甩动胳膊的“雁阵”委实生动了乡野；休息时男人们头枕着田埂打盹儿，她们又在大树下唱起了歌。几十年过去，如今上了年纪的她也没改好凑场的脾气，走东家，串西家，老姐妹们拉起呱来忘了回家做饭。可是眼下，她一个人呆在这里，一个人撒种，一个人锄草，一个人浇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直到收工，她使劲扑打身上的草屑，很响地咯出从鼻孔钻进嘴里的土，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话闷在肚子里不发霉长毛吗？她就朝着鸡鸭说出来——北邻三间房子因为与她家的墙靠得很近，推土机没将其推倒，只拆走了屋顶上的木头，二姑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在里面养鸡鸭。一天要给鸡鸭拌三次食，这也是二姑给它们开会的时间，二姑要在这里发表演讲。这时候她是那么兴奋，嘴唇翕动频率特快，挥锨抡镢的劳作没有减轻的烦恼得到了释放。鸡鸭们也情绪高涨，亲热地围着她，为她喝彩。但二姑和鸡鸭们说了些什么，她临走又特别嘱咐“小芦花”一些什么，是夸它的花衣服真漂亮，还是劝它别太文静，得学会抢食，别人听不懂，她在这里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和人说话的时候——偶尔也会有亲友到她家来串门——二姑他们铺下摊子，抖起劲儿，漫无边际地闲扯，可扯来扯去还是扯到拆迁的话题上。照例要历数一下那伙人的“丑行”——这是二姑用的一个词，二姑为人耿直，眼里揉不进沙子，她对那伙人简直恨到了骨头里——他们说到，这次搬迁国家给了一大笔土地赔偿金，党员干部们竟背着群众，先偷偷地分了一部分钱。在接下来的补偿中，又多吃多占。近年，在少数村庄，贿选现象非常突出，“两委”班子换届，经济实力雄厚的人拿钱买选票，往往能达到目的。“略逊一筹”的落选者也不是吃素的，拉开了斗一斗的架势。“和为贵”，当选人为求“安定”，便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有些时候他们要在一定范围内平衡利益分割，就像有一头牛，你抢走前腿，他夺得后腿，我留下牛头。而能够进入这个圈子的，一般是在村里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员干部们。在这类村子，党员干部似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

“真给共产党丢人！”二姑痛骂着，嘴角挑起一丝不齿的意味，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只不过年事渐高，很少过组织生活，她好像有点“落伍”了。

骂一阵，还有一个“节目”不能落掉：他们要摆一摆住楼的一百个不好，不搬迁的一百个好。“住楼花销多大呀，光那暖气，一年就交3600块！”二姑扳着手指算账，她家点铁炉子过冬，买了900块钱的煤还没烧完。还有，那暖气说停就停，不管来不来倒春寒；铁炉子生到啥时候咱自家说了算，还能在上面烧水做饭。

“咱庄稼人能享用起暖气？儿子娶媳妇得花钱，盖屋得花钱，不知道节省咋能行！”有人附和她。

“两泡尿就是一个馍馍，你不心疼？”二姑这话，是说楼上厕所里安的都是马桶，解手后得放水冲；冲一次，“哗——”流出一条河的水；“哗——”又流出一条河的水。这水是要交钱的，两条河水的钱还不买一个馍馍吗？这是她列出的等式。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孩子们不会过日子，把老祖宗的话都忘了……”又有人接过二姑的话茬。

她们还说到，楼上地面铺了地板，那地板光滑是光滑，可你“泥腿子”踩上去，一脚一个泥印，有功夫不够替它擦腚了；是墙太薄还是门不严实，这个房间说话那个房间听得真真切切，儿子儿媳“亲热”都做了贼似的，怕隔墙有耳；没有地种，吃了饭到楼下打扑克、下棋，要不就是晒太阳，可真够舒服的，你以为你掉进蜜罐子里了，哼，有你叫苦的那一天！……

在这帮人中，二姑是唱主角的，她话最多，言辞最激烈。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她虽然嘴还很硬，心里却发虚了。这不仅是因为，她哪能不明白，早晨点火总是灌一屋子黑烟、呛得人咳出炭末儿的铁炉子，哪里比得上人家那无烟无尘却暖暖和和的暖气？那地板再不耐脏，也不像她脚底，土下面还是土啊！更重要的是，二姑慢慢意识到了，再怎么说，齐王村已经合并到一个叫“同悦”的社区里了，它不会回到从前了，原来的齐王村死了！守着这个死去的村庄，还能呆多久？

二姑的话突然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声调也低下去，低得几乎你听不清：“混一天是一天吧，咱也老了，老了……”

光阴如梭，转眼春节又至。过了腊月初八，人们着手忙年；过了二十三，年味就浓得空气都稠了。不用说白天大集上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你呼我唤声沸成一锅粥儿，爆竹说不准就在哪个角落炸开。先是零零星星，继而此起彼伏；这里引燃一串，那里爆响一片。好不容易等到除夕夜，夜幕一落，约好了似的，东西南北各处的礼花腾空而起，抛出千百束赤橙黄绿青蓝紫，整个天空摇成一个大花筒。人们观赏、欢呼，仰疼了脖子，仍沉醉其中。不过这是在新区，是那些住上新楼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做生意赚了钱、很快做了“市民”的人，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庆祝新的生活。而这边，齐王村的废墟上却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好像忘记了还有“年”这个节日，没贴春联，不放花，出奇的寂寥，就连平日在废墟上乱蹦乱窜吱吱叫的刺猬、田鼠、黄鼠狼都没有声息。除夕的夜本来就格外黑，死寂又让这黑重了很多。但一年了，总得供养供养鬼神和祖先，二姑父生病后，表弟不信这一套，这事都是由二姑干。她掌着一支小小的蜡烛，到东屋、南屋，老枣树下，小水井旁，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摆放供品，烧香磕头。供了天神地神家诸留神，她又打开大门，面对着大片废墟跪下来，把三炷香插进土里，点着一叠纸钱。想到这个给千里逃荒跋涉而来的祖先以落脚之地、让他们扎下根，这个为一辈一辈人遮雨挡风、御寒祛暑的美好家园就要消失，她突然心生悲凉，泪流满面：“齐王啊，齐王啊……”她喉头哽咽，说不下去。凝成铅块的夜被火焰烧塌，一块一块砸到二姑飘飘的白发上，她却一点也没觉着疼……

第二天，大年初一，二姑情绪还没缓过来，害了病似的，懒得起床。大门却被叩开，齐王村来了好多人。这多是上了年纪的人——过去的老街坊、老邻居，他们来给二姑这十二户人家拜年。拜完年，他们没有赶回新区，而是各自奔向原来的宅子，在原来院子、屋子的空地上，走走，站站，瞅瞅，想想，一副寻找什么的样子。寻找什么呢？是遗留在这里的那摞脚印，是回荡在屋顶的那串笑声，是麦杆豆秧混合的气味，是土炕煨热的那个梦，还是……？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仍然转来转去，苦苦觅求。可最终好像也没有找到，往昔熟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无踪无影。他们一个个神情沮丧，喟叹不止，傍晌午了，才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