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十大工程”之一人民大会堂

无棣乡贤张镈的名字，常常与闻名海内外的北京友谊宾馆、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等这些代表中国建筑最高成就的建筑作品联系在一起。张镈之所以荣登“中国十大建筑设计大师”榜首，享有“中国建筑泰斗”之美誉，这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爱护不无关系。二人之间的建筑情缘，一直都令后人津津乐道。

总理“南开同学会”上的演讲，令张镈对中国共产党有了翻天覆地的认识

张镈夫妇在重庆（1937年）

1911年4月12日，张镈出生于广州两广总督署衙，同年底随其父两广总督张鸣歧流亡日本，1913年定居天津，十年后入天津南开读书，“1923年我正式考入天津有名的南开初中一年级，校长是张伯苓先生，已是当时的名教育家。周恩来总理幼时也在南中读过书，比我高十级左右。”（摘自《回到故乡——建筑师张镈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到故乡》）

周恩来总理是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的，1917年6月毕业。据此得知，张镈和总理虽为校友，然总理从南开毕业六年后张镈始入校，二人失之交臂。张镈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了天津南开中学，时任南开中学校长的张伯苓在重庆沙坪坝买800余亩地，建立了私立南渝中学。1938年年底，张伯苓在重庆朝天会馆组织了500多人参加的“南开同学会”，邀请南开校友、当时在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做形势报告。当天，作为南开校友的时任重庆基泰总所图房主任建筑师张镈亦被邀请参加“同学会”，并有幸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周恩来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及策略上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精确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有力地激发了学友们的爱国抗日热情。

周恩来精彩的演讲，令不问政治，只想求艺谋生的张镈茅塞顿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了翻天覆地的认识，并唤起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五十余年后，张镈感慨道：“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周恩来同志驻重庆，应邀为南开同学会做形势报告。我作为校友，参加了报告会。会前久闻大名，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共产、共妻、共一切的恶毒宣传，似乎共产党都是青面獠牙的残暴之徒，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现悉周先生生于1897年，当时尚不到41岁，身穿制服，风度翩翩，神采奕奕。来到会场，对到会的约五百同学介绍敌、友、我的前线交锋和后方准备情况。报告先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斗争形势上做叙述、对比。侃侃而谈，深入浅出，令人鼓舞。这是我到重庆以来，对抗战形势第一次的了解，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打消了不少唯武器论的偏激观点。若干年后才知道，真正在一线与日寇斗争的勇士是人民军队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神出鬼没的民兵与游击队。日寇之所以不能长驱直入，穷追到四川和西南三省，正是党的军队化整为零，到处困扰敌军所致。”（《回到故乡》）

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庆功宴，总理给张镈打“满分”

1951年3月，张镈毅然辞去香港基泰工程司的高薪要职，由香港回到北京，“只想为国家建设多做点贡献。”（《回到故乡》）1958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提出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并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经过层层筛选，“国庆十大工程”之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三个设计任务均由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的张镈担任总建筑设计师。

张镈主持设计的“国庆十大工程”之首的人民大会堂从规划、设计、供料、施工和全部基础市政工程，同时报竣并交付使用仅仅用在300天内完成，创造了奇迹。周恩来总理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说：“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大建筑，只有了10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它的精美程度，不仅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一流的。”

人民大会堂既是当代中国的建筑精品，同时又是令人瞩目的国家殿堂。当工程进入到万人大礼堂设计时，张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这偌大的空间，如何体现艺术风格。周恩来总理现场办公，谈了他的观点和看法，“人在大地上望天，并没有觉得天高。人站在海滩上望海，在天水相连之外，并没有觉得太深。为什么不可以从水天一色的诗句中找启发？接着说：‘穹窿顶可取，是否可在与四面墙身交接之处，作成大圆弧，使棚顶与墙身上下相接，浑然一体，无棱无角无界限，就可以冲淡又宽又高又大地感觉。’”（《回到故乡》）总理还说，“中外古今，一切精华皆为我用。”总理的建议和指示，给了张镈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为人民大会堂按时保质竣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总理对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极为关心，从最初的设计方案，到多次的讨论研究，到方案的最后确定，再到建设过程中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处理，他不仅总抓全局，而且往往亲自出谋划策，“大量事实说明，总理在规划设计、选材施工、定案等方面，都亲临一线，与大家共同商量、决定。这种精神，这种态度，让人感佩至深。……作为日理万机的总理，能对建设事业如此深入，是令人尊敬的。他老人家不愧为指挥全局，为人类造福的总建筑师。”（《回到故乡》）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在国务院举行的盛大庆功宴会上，总理特别邀请张镈到第一桌的主宾席上，并举杯向张镈祝贺：“我给你打个五分满分！”“这是对建设大会堂所有参与者、贡献者的最高奖赏。但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总理，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回到故乡》）

北京饭店东楼“风波”，总理指导张镈“亡羊补牢”

曾经被认为危及中南海的北京饭店新东楼

1972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关照下，“文命”中被打成了“特务”、残遭迫害的张镈再度受到重用，担任北京饭店扩建工程的总设计、总指挥，“我虽在病中，也不甘落后，在病榻上积极构思、勾画草图。……我为了不辜负总理的期望，仍在努力工作。”（《回到故乡》）

张镈设计的北京饭店东楼模型做好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建议，“北店扩建新楼超过百米也不算高。”“看来他并没有了解周总理原批示的55米之高度。听到这个指示之后，设计小组不少青年建筑师十分高兴，马上否定了原批准的方案，另起炉灶，设计新的超百米的新楼。……如何处理总理和李副总理之间的不同观点，实在是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在催交新方案模型之际，走了顺水推舟的道路。万万想不到，这个修改方案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安和麻烦。”（《回到故乡》）

当北京饭店东楼建设到第13层时，张镈被告知：“总理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不久，张镈又被告知：“总理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15标准层。”1973年10月30日凌晨一点，总理召见张镈时即说：“你好，我们有14年没见面了。”随后，落座谈心。“我万没想到总理并没有开门见山谈主题，而是首先问我先父的一生情况，并说他儿时就听说过两广总督的传闻，并没有因为他因黄花岗72烈士的殉难提出任何责难，相反还风趣地说他当年被刺的故事。说明总理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然后了解我的每一个家庭成员情况，还关心我在‘文革’中被抄家的经过和感观。我说，经过通读主席四卷，有些自知之明，还能三个正确对待。总理赞赏地说，就是要改造思想，一定要活到老，干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说家常就用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令我十分感动。”（《回到故乡》）。

转入正题后，总理对张镈说：“我已6天没睡觉了，内心很不安，在中南海就能观测到冒出来的北京饭店新楼。还是原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我先作检讨，未能严格遵照总理批准的55米高的方案执行决议，提高后又没有作请示报告，是有责任。……总理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还算亡羊补牢之举。”（《回到故乡》）此后，张镈和总理就如何弥补东楼的“缺欠”进行了多次交流和整改，最终妥善解决了楼高危及中南海的问题。总理说：“造成的浪费由我负责。”“总理这种身教、言教、以身示范的做法和严谨的作风，使我永生难忘。更说明总理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高度负责精神。”（《回到故乡》）

张镈扶病设计北京新图书馆，以慰总理遗愿

北京图书馆新馆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不久的1975年3月，周恩来提议并批准兴建北京新图书馆。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张镈参加了新图书馆的设计工作，“听到北图是总理的关心项目，迎刃而上。”（《回到故乡》）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清京师图书馆，随着馆藏的不断增加，馆舍几次扩展仍不够用。在总理关怀下，选定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址，总理指示：“建馆要有长远观点，要向一劳永逸方向考虑，书库的近、中期的发展更要作全面考虑，同意集思广益，搞好设计。”新馆的设计云集了当年各大建筑院校、建筑设计单位和著名设计师，共征集了114个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用了建设部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的方案，最后经过杨廷宝、戴念慈、张镈、吴良镛、黄远强等五位设计大师给予综合调整。

1976年1月9日清晨，当张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收听到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已经深入人心。全国各族人民有共同怀念、悼念的感情和悲痛是发自内心的。我更不例外。回忆1972年时，总理表达希望活到80岁，为党多做一些工作的愿望，再联系总理说北店一年不能建成就来不及了等话语，说明总理早知重病在身，但仍抱病处理国事，不但会见外宾，并以身作则，亲临指导做西华门屏风楼，尤其是想起在庆祝人民大会堂胜利建成，在庆功宴上高兴地说：‘打你五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耳边。更远一点是在1938年，总理留驻重庆，以南开中学同学会名义，为校友报告抗日战场的前后方景况，距今仅38年。思前想后，不胜唏嘘。”（《回到故乡》）

为了报总理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完成总理遗愿，张镈化悲痛为力量，日以继日地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方案，累倒在办公桌前，“当再复读总理对‘北图’的眉批‘一劳永逸’字句时，感到总理是在利用成语鼓励并号召我们要竭尽全力设计好建设工作。为了悼念总理，自认为最好以实际行动来做表示，更好地在五老小组中起到日议夜画，以缩短工作进程的作用。就在即将统一各方面意见之际，我因过度疲劳而晕倒在建设部设计院的图房之中。急诊后方知已戴上冠心病的帽子，血压偏高。参加四届人大时，会医检查说我仅有心肌劳损，不料发展的如此之快。但我并未休息，再接再厉，终于在1976年4月初完成任务，并在我院做出正式的北京图书馆新馆模型。”（《回到故乡》）

1999年7月1日，张镈在北京病故，遵其“叶落归根”的遗愿，其骨灰被安葬在他的故乡——无棣县车王镇段家村张氏族茔母亲墓室旁。

张镈之墓（左为其生母墓）

——无棣电视台  张海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