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有些冷。

太阳出来了，只是黄黄的一张蛋饼，在东天上无力地悬着。北风嗖嗖刮着，树枝瑟瑟抖着，路上行人匆匆走着。

妻子说，这样的天气，那修鞋的老汉不会摆摊了。她把那装着高跟皮鞋的塑料袋使劲甩来甩去，似乎要把它抛出去。这双皮鞋的后跟磨坏了，妻子说过好几次，要钉个后掌。

其实我们并不是专为修鞋而去的，像这样的天气，老汉不可能在那里修鞋。妻子是想利用周末去逛商店，让我陪着，顺便把鞋子捎带着，碰着就修，碰不着就拉倒。

便道上残存的积雪有些软，踩在上面噗噗的响。转过路口，把目光投向医学院的门口，我眼睛突然一亮，见一个老人坐在那里，他的面前摆放着修鞋的机器。

这段路，我们过去经常走，早就知道医学院门口对过有个修鞋的摊点。可我从未仔细打量过这个修鞋的老汉。

老汉大约六十多岁，裹一件灰色羽绒服，显得有些臃肿。满脸皱纹，下巴处抹着一丛黑黑的胡子茬，斑白的两鬓从瓜皮帽下露出来。两只龟裂的手掌捧着一个塑料水杯，那水杯口还微微冒着热气。两个脏兮兮的小马扎在他前面摆着。马扎的旁边放着一双修好的女士红皮鞋。

妻子把鞋子递过去。

老汉拿起鞋子，像医生仔细端详病人一样，前前后后瞧着。他用一块较干净的抹布擦拭着鞋子的后跟处，神态庄重。他那穿着大头皮鞋的右脚似乎在得意地抖着。

 我想，这可能是他今天接手的第一桩买卖。他正为自己坚守有所获而高兴。

我们没有讲价钱，按照以往的经验，钉两个后掌不会超过五元钱。

从他娴熟的动作可以看出手艺很高：木锉蹭蹭地响，锤子梆梆地敲，骨节粗大的双手有序地忙活。闲不住的还有他的嘴。

 他说，要不是等着来拿鞋的那个小姑娘，今天他就不来了，下雪前的那天下午，有个小姑娘把那双红皮鞋放在这里。

我为他的守信而赞叹，正待褒奖他一番。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这场雪下的好呀！”我有点吃惊，心想，任何一个在街头摆摊的生意人都不喜欢下雪的。这个老汉可真是个古怪人。

他说：“咱这地方，去年秋冬连旱，麦苗儿都快枯死了，这场雪给老百姓省下多少心事啊！”

“大叔，你家里还种地呀！”妻子插了一句。

“俺没有地，十年前工厂倒闭，靠修鞋吃饭呢！”他呵呵笑了起来。

“你这种忧民思想还蛮高尚咧。”我说。

“庄稼欠收了，粮食就贵了，咱城里老百姓可就吃不起白面馒头啦”

“下雪，你的生意就清淡了，你还盼着下雪。”

“下雪，我受几天的罪，庄稼可是得到好处了呀。”

听了这句话，我对面前的这位老汉肃然起敬。一位普普通通的老汉，心里装着不是自己的生意，而是想着他人，这是难得的一种境界，不料这样的忧患意识竟来自这么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我有了跟这老汉继续攀谈的雅兴。

“平时，你的生意很好吧？”

“前几年这里的学生没搬走的时候，来修鞋的挨号，这两年不行啦。”

我知道，医学院的教学区搬到沿海的另一座城市，这里只剩下一个空壳。

说到这个话题，老汉显然有些生气，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般。一个好端端的学校被人家抢走了，要是某书记早来几年，这个大学也不会跑了。你想几万人的大学生从全国各地拿来钱在咱这里花销，多带劲啊。

这件事，我早有耳闻。这样敏感的话题也不是在大街上随便说的，况且我对这件事的了解也是道听途说。修鞋老汉因常年在此，对这里的学生有了感情，说话带个情绪，发发牢骚，也情有可原了。

虽然他的话里带着火药味，手中的活儿却没受到影响，他把两块小皮子钉好以后，就拿些皮子屑一点一点塞到鞋后跟的细缝里，捏上502胶，抹得很仔细。之后，放在脸前吹了吹，又用两手使劲捏了捏，轻松地舒了口气，像完成了一件工艺品一般。

“多少钱？”

“七块！”

妻子瞪大了眼睛，“七块？！”

我安慰说：“这么冷的天，多收两块也是应该的。”

老汉狡黠的笑了笑，冲我说：“大侄子，看来你不懂，七块有七块的修法，五块有五块的修法，俺心里有数啊！”

我赶忙付了钱，妻子把鞋子放进塑料包里。我们走了。

当我走出十几米远，回头再望老汉时，他又捧起水杯，一口一口喝着。那双红皮鞋已变成了两个小红点。

阳光变得强烈了，金色镀在他的身上，像一尊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