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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德银 田德银 ,山东邹平人。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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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忆往事
2019-04-14 09:30:42

清明时节忆往事

——纪念建国七十周年征文

 

田德银

 

近十几年,每逢清明,我都回农村老家给先人们上坟。村西北角的墓地里,先后埋葬着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我父亲。墓地离村子500米左右,原是一片盐碱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划为公墓,四十年间,先后已有大小不一的上百个坟头了。除了每年祭祖的几个节点墓地有些人气之外,平时荒草覆径,人迹罕至。有时老远远看见谁家新坟上飘摇的白幡和花圈,我的头皮就一阵阵发紧。

去年,我老家的乡镇落实农村公墓改造计划。政府拨款,各村委承办,在坟地旁边建造高规格陵园,实施墓地整体搬迁。墓地建成,最前面是告别厅,是举行仪式的地方,从外面看,青瓦盖顶,翘檐飞甍,有庙堂之肃穆。大厅后是一排排横成行纵成列的大理石墓穴。墓穴旁植松柏,松柏高低相间。几条笔直的青砖小径南北东西纵横。最北面是一道高高山墙,引用陶渊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寓意,上书大字“托体山阿”。以往杂乱的坟头不见了,如今先人们也住上了“小洋房”。原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墓地,变成了花团锦簇绿树成荫的花园。我们家为先人们选了相邻的三棺墓穴,去年农历六月初一凌晨三时,在上坟祭祖的日子前我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完成了墓地搬迁。

今年清明,有个感触令我难以释怀。现在国家富强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步步推进,农民们过上了好日子,就连那些先人们,生前无论贫富,现在也都被搬到坚固的“新房”里了。我爷爷奶奶、姥爷姥娘,他们在生前受苦受累,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的钱也盖不起三间瓦屋,现在“乔迁新居”,如果地下有知,他们将作何感想?

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健在时住的是什么房子呢?一些记忆碎片,开始在我脑海里拼凑、整合,渐渐还原出一些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面貌来。

我爷爷是1900年出生。时间记得如此确凿是因为村里一块石碑,石碑是田氏祖茔谱系碑,刻于1900年。当时我爷爷刚出生不久,因为他是田氏家谱中辈最小的一个,又是该辈中排行最大的一个。刻上他的名字意味着田氏在传宗接代中又有了新一辈。我出生时,爷爷就六十多岁了。记忆中他夏天穿着白色粗布衣衫,青色大裆裤,冬天他常穿肥大棉袄棉裤,腰间时常用布条束住,腿腕上绑腿绳。他是个小炉匠,常给乡亲们焗盆子焗碗,他的院子里经常升起小火炉,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爷爷有个嗜好就是抽烟,抽旱烟。他腰里别着杆光滑烟枪,木质杆玉石嘴,枪杆吊着束口布荷包。他抽烟时就把烟枪塞进荷包中挖几下,待玉石嘴里装满了烟末,就用拇指按实,叼在嘴里,拿出火镰火石火绳,双手并用,猛烈碰撞几下,蹦出火星,引燃火绳。待火绳冒出青烟,亮出火光,就把烟嘴凑上去,美美地吸起来。那时的火柴叫洋火,一般人家舍不得用。现在想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有的人家还用最原始的火镰生火做饭,可见农村当时有多么贫穷。有时在夏夜纳凉时,他给我们拉呱,讲薛礼征东,讲“大八义”“小八义”的故事。

爷爷有痨病,喉咙里有个风箱,一年到头都是哼哼哼地喘气。我还清晰记得他提着瓦罐,手提井绳哼哼着到村西头甜水井打水的情景。有一次我跟爷爷去打水,爷俩用木棍抬着瓦罐,路滑,我摔倒,瓦罐摔裂了。爷爷没训我,捡起罐片,扔到路边的水沟里。以后爷爷自己用洋铁片扣了个铁桶。每年秋风一起,他就窝在屋里不出门了。他住着一个平顶的小西屋,北边是两扇透风的木门,南面是一个木格子小窗。冬天在木门外用葵花杆捆成栅栏,上绷塑料布挡风。木格窗用毛边纸封住,大风天呼呼响。即便晴天,屋内也阴沉昏暗,窗台上一盏煤油灯白天时常亮着。我记得每逢雨季来临前,父亲就要给爷爷的屋顶刮上一遍黄泥。我们兄弟帮着母亲在下面和泥,黄泥麦穣相和,搅拌均匀;我父亲在房顶用扁担勾住下面盛泥的布兜,一点一点把泥巴拔上去,倒在屋顶,用抹子摊匀。记得有一次我爬着梯子上了房顶,伸手可以摘到枣叶和枣花。父亲为了防止枣枝扫屋顶,用刀砍过一段树枝。如今老枣树依然春夏茂盛如初、秋季硕果累累,而那座小西屋早已坍塌,我的爷爷和父亲都已谢世多年了。有时我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跟树相比到底谁长寿呢?

我的姥爷跟我是同村,他少年落下腿疾,中年丧妻,一人生活。我因兄妹多,从小就跟姥爷做伴。他因无牵挂,在生产队时,就当仓库保管员,有时住饲养棚。每逢麦收秋收,庄稼上了场,他就吃住在场院里。姥爷家在村南头,住的也是三间土坯西屋。因年久失修,多处漏雨,我的父母便谋划给姥爷盖几间正房。地基用的石头是生产队派牛车从南山里拉来的;墙体用土是乡亲们用小推车一车一车推来的;房屋木料是姥爷家院子里成材的榆树、槐树和从集市买来的檩条拼凑而成。三间屋子要用两架横梁,这可愁坏了我的父亲。我记得他从15里地以外的辛寨集上买了一根粗柳木,用小推车推回来的。另一架是锯掉了院子里长得特别旺相的两棵枣树,用两个大螺栓拼接而成的一架枣木梁。建房顶时,村里的木工瓦匠都来了。中午吃饭,一溜门板上摆满了饭菜,帮工们虽然吃掺了玉米面的卷子,吃得仍津津有味。门窗是父亲自己做的,他在大队木工组待了一年,学了不少木工知识。木工组解散后他买了些工具,自己鼓捣了不少家具。现在他去世13年了,老家里仍有他做的笨重桌椅。

姥爷于2003年去世。去世前,他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多年。他的老房子荒芜多年,后来有个看中那块地基的村民需要建房,父母就低价把姥爷的宅基地卖了。现在回老家时,我走到姥爷住过的地方还想着老宅的样子。院西头外面有口水井,天刚亮就听见井边洋铁桶碰撞的响声;井边傍个湾,每逢夏夜,蛙声一片。

我们兄妹在父母的关照下渐渐长大了。父母也开始为我们将来谋划。按农村的说法是,为儿子盖好房娶上妻算是当爹娘的完成任务。当时我们兄妹四人,哥哥参军入伍,我高中毕业当了民办教师,弟妹还在高中和初中读书。父母考虑到房屋不够住了。如果兄弟三个都“混”不出去,至少要给儿们“巴结”三套婚房。父母没大本事,就靠种地为生,上有老下有小,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一家七八张嘴吃饭,哪有闲钱建房?看着儿女们一个劲地蹿个儿,父母真是喜上眉头,愁上心头啊!最后还是咬着牙,盖房!在1980年至2004年这二十多年时间里,经父母操办而盖起的房屋就有四座。一座是姥爷家的三间北屋。第二座是我老家的三间西屋。第三座是老家西边的五间正房。我结婚的婚房就在这正房的西头两间,我儿子也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在这些年里,哥哥和三弟先后考取了军校,都在城里娶妻生子。为了回老家过年过节居住方便,父母又在正房的两面为我们各建了两间偏房,安上门窗,置好家居,等这些“游子们”回家过年。之后,我考上师范,转为公办教师,几年后我也把家属接到城里居住。老家里平时就剩下父母二人了。过年过节,兄弟们挈妇将雏从四面八方回老家看望二老。看着子孙们一个个有出息,父母亲是自豪的。自豪之余,他们又萌生了建房的念头。老家的房屋确实落伍了,在邻居们华屋映衬下,我们的土屋显得破旧寒酸。于是在2004年,两副60多岁的肩膀又一次挑起了建造“华屋”的重担。父母在我们的帮衬下,花上了所有积蓄建房。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操心、劳神、招工、进料、看场,每一个环节都细细打理,经过一年多的辛劳,终于建成了一座气派的华屋。记得有一次我回老家,正赶上建房,父亲在尚未建好的房屋后面支了个窝棚,夜里在外面看材料设备。那天夜里,秋雨绵绵,淅淅沥沥。外面漆黑一团,风声夹着雨声,不绝于耳。我在窝棚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不到半夜,父亲披着雨衣来了,说要替我值班,他已经在外面睡习惯了。我怎么能让老父亲睡在外面呢。见我坚守,他围着房屋转了一圈,检查没什么问题,就回去了。雨夜里,他的脚步声被风声和雨声吞没了。

新房建起还不到两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建好的华屋还没来的及享受一下就走了。父亲去世时,本家里有个族人建议在老宅子里设灵堂,我母亲不同意。她说:我父亲受了一辈子累,盖了好几套房子,抚养了四个子女都有出息,一定让他在新宅子风风光光地走。

之后十多年,我们兄妹四人在各自岗位上打拼,都小有成就,在城里也都买了称心的楼房。每逢冬季,我们都轮着把老母亲接到身边过冬。开春后,母亲愿意回老家居住,她忘不下那些老姊妹们。她说:趁着身体硬朗,给你们守着家。家没了,根就断了;娘不在了,心就散了。现在政策好了,土地都流转出去了,有承包费,我还每月领着养老钱,你们几个也每月给我零花钱。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听说政府最近还要给每户装暖气,以后天再冷,咱也不怕了;还听说,上面要改建那些农村的土坯屋,免费给他们换砖瓦房,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你们在外面好好地干事,不贪财贪色,遵纪守法,干出个名堂,比守在娘的身边强得多啊!

有这样通情达理的母亲,我们还能说啥呢?每次回老家跟母亲交流,我内心都会受到触动,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我现在似乎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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