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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淑静 作者:韩淑静,网名梧桐夜雨,中学一级教师,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评论家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山东教育》、《山东文学》《中华诗词》《诗词月刊》《当代散文》《校园文艺》、《滨州工人》、《鲁北晚报》、《鲁中晚报》、《渤海晨刊》《董乡文学》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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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平哥
2017-02-10 00:00:00

在广袤的鲁北平原腹地,黄河绝不是一个干瘪的符号。她像一位奶水充盈的乳母滋养着身边的百草树木和古镇村庄,即使到了冰封的冬季,在冷峻的外表下,依然奔涌着心中的激情,释放着生命的力量。  北河村与清水沟村仅有一水之隔,那水沟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聚集了各村的民夫挖成的引黄灌溉渠。水沟就像早年时兴的汉奸头中分的那条白杠子一样,把北河村与清水沟村一分为二,清水沟的领地在沟渠东侧,北河村的领地在沟渠的西侧。因为地界清楚,两个村庄又有着婚嫁的姻缘关系,历来都和和气气地生活。  德平哥是北河村人,德平哥平时好喝两口小酒,即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也总是想方设法地去找点酒喝。平时怂得跌倒都爬不起来的德平哥,只要喝了酒就像沾了灵气的孙猴子一样长能耐,见到什么砸什么,就连娶进门不久的嫩葱一样的德平嫂子也遭到他的打骂。

初冬是乡村里最清闲的时候,那时节,棉花收好了,玉米早入了仓库,而小麦也挺着两寸多长的颈子在秋风里拼命地往地下扎根。忙碌了一年的村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家门口的工厂多起来,就业机会多了,人们再也闲不住。德平哥没有什么特长,又加上他已年过花甲,一副病病歪歪的酒糟身子,谁家愿意雇用他呢。  德平哥不恼也不急,每天早晨吃饱喝足后,便拿起那件破旧的黄大氅往身上一披,拎起一张磨秃了刃子的铁锨,拿一条蛇皮袋子掖在裤腰上,叼着根烟卷出门去了。  行走在田野中的德平哥,变成了快乐的德平哥。他慢悠悠地在沟畔田野间逡巡着,时不时地用眼睛瞟一下脚下的泥土。他最终在一个带着冰碴子的水湾边停下来,他放下铁锨,调整下呼吸,就奋力地在濡湿的地面上刨挖起来。刚刚结冰的河泥在铁锨的挖掘下发出快乐的嚓嚓声,就像刀刃切割微冻的肉块一样;而一锨的深度以下,就像发糕一样柔软了,那里藏着大大小小的金黄的泥鳅。这是一种让人快乐的收获,那些滑溜溜的小东西,感觉到气温偏低的时候,就钻进岸边的淤泥里。德平哥一铁锨挨着一铁锨地刨,他从不担心泥鳅会因此绝种。但这样的快乐维持不了多久,闻讯赶来的村民往往是男女老小齐上阵,不久就把发现泥鳅的地段挖个底朝天。  新翻过的泥地很快就凝结起来,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在这一场战争中,德平哥收获颇丰,也许能卖个百儿八十的,换几瓶酒是不成问题了。他喜滋滋地背起一天的收获,向藏在芦苇深处的村庄走去。  德平哥此后的日子就是在田野上度过的,没有泥鳅可挖,就去小沟岔边挖黄鳝,找不到黄鳝就去刨田鼠洞,他总是有办法买来香喷喷的白酒,过自由自在的神仙日子。

冬天越来越深沉了,大部分农家人都缩在火屋子里熬冬。德平哥依然在寒风中奔波,但上了大冻以后,这些活儿都做不成了。此后,他把目光转向了深埋在土地下的老树疙瘩。

在黄河滩区,有很多树种,杨树榆树柳树槐树,还有弯曲斜倚的枣树。主人家卖树的时候,常常用电锯子把树干齐着树根割断,把硕大的树根舍弃在泥土中。因为挖树根需要大量的人力,又挣不到多少钱,因此,树疙瘩成了公共物品,谁愿意挖走就挖走。德平哥就看中了这些被遗弃的树根。他骑着电三轮子,拿上铁锨洋镐等工具,领着德平嫂子到田野里去寻找树根。他们来到裸裎着断肢的树根面前,尝试着往下刨。一铁锨下去,一道白印子,土地早就冻住了。他脱下破旧的黄大氅,扔到身后的黄泥地上,拿起小铁镐,一下一下地挖起树坑来。人们都说,树冠有多大,树根就有多大。这话一点都不假。刨一个树根有时候需要两三天,而一个树疙瘩轻的也得二百多斤,重的竟然达到五六百斤。他们把挖出来的树疙瘩送到木板厂,按照七八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出去,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一个冬天德平哥能挣到两三千块钱呢。  “真是老了,不服不行了。”德平哥扶着酸软的腰慢腾腾地直起身子,他感到越来越难以胜任挖树疙瘩这个活计。他的手粗糙而开裂,因为铁镐的反冲击力,裂口上渗着鲜红的血珠子。他的胳膊像一段就要断掉的朽木,打着弯,麻木生疼,特别是半夜里醒来,那钻心的疼痛让他一次次想打退堂鼓,但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他又平静的吃饭,然后带着老婆向黄河滩上的树根群出发。若是有上好的枣木疙瘩、榆木疙瘩或者槐木疙瘩,他还能多挣些银子,有一些雕琢工艺品的买家会光顾他的小宅。数着油花花的票子,他能忘掉一切痛苦。  德平哥挥舞着手中的铁镐,像小伙子一样卖力气,也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找到年轻的感觉。他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着这些树疙瘩,他把它们身上的湿土轻轻地拂去,然后用手一遍遍地抚摸它们的断茎,把它们冰凉的汁液用手一点点地擦拭,就像给幼小的儿子擦掉唇边的鼻涕一样。  把树疙瘩挖出来,这只是一道工序,还有一道关口,就是把硕大的树疙瘩搬到三轮车上去。他们工作的地方大都远离人群,在这里除去呼啸的北风还是呼啸的北风,想找个人帮忙比到大海里捞一根针都难。  夫妇俩歇上几口气,才把那个大树疙瘩从深深地树坑里挪到平地上,又歇上几口气把树疙瘩挪到三轮车上。  夫妻俩坐在树坑边歇上半天把那口气喘匀溜,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披上各自的破外套,一个人慢吞吞开着电瓶车,一个人在车后躬身推着,往村子里走去。他们要想从黄河滩区回到村子里,必须翻越一道十几米高的防水大堤。堤坝的土坡很陡,前几年曾有一个村民不慎从土坡上连人带车滚下去丧送了性命。上坡的时候,常常是德平哥开着三轮,德平嫂子在后面奋力推车。但这一次树疙瘩实在太重,德平哥要求德平嫂子开车,他在后面推,他怕车子来到半坡上不得下不得才更作了难。  对于超载的三轮车,德平嫂子有点驾驭不了,她把车开得歪歪斜斜的,德平哥一边奋力推车,一边破口大骂,他嘴里的脏话像粪篓子一样,一筐一筐地往外倒。女人一脸紧张,竭力地把车开稳当。就要爬上坡顶了,德平嫂子长出了一口气,但车子却配合着这口气钉在坝口子上。德平哥拼尽全力在后面扛着电瓶车,身子几乎趴在了地上。他再也顾不得骂人,脸色灰白地奋力顶着车子,用尽全身的力气狠命一推,车子终于爬上去了。他的身子一仄歪,差一点摔倒在地,他的腰锐利地疼了一下,他差一点喊出疼来,他暴怒地骂着德平嫂子。  爬上堤坝的德平哥夫妇和三轮车都歇了下来。德平哥腰椎火辣辣地疼,他真想躺下来再也不走了,但他忍住了,眼里泛起了泪花花。他仄歪着身子勉强支撑着把车开到木材厂。攥着手里湿漉漉的钱,德平哥心里也湿漉漉的。他想哭,这是很多年没有的冲动了,他究竟为什么哭,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暗暗地流着泪,清水鼻涕一把一把地顺着鼻孔流下来,他顾不得擦一下,只是埋头把车开回家,然后他灰着脸,一头扎在把木板床上平躺下来。德平嫂子一句话也没有,拉过一床棉被盖在这个浑身泥土的男人的身上

三   

德平哥窝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他的腰部红肿了一大片,他咬着牙硬挺着。他拿出挖树疙瘩的钱交给德平嫂子,吩咐她到小诊所开一些止疼药和膏药。他就着半凉不热的水,大把地吞吃着止疼药,他希望自己尽快摆脱这个困境。  第三天,德平哥终于躺不住了,他慢腾腾地转了转身子,只要不是大的活动,腰椎骨就不像前两天那样火辣辣地疼了,他勉强穿起他的黄大氅,挪着沉重的脚步又走到寒风里去了。他想利用这几天,勘察一下哪里还有树根可挖。他裹紧大衣,小心地挪着步子,他的腰椎会不时地疼起来,他皱紧了眉头,咬着牙硬挺一会儿。这几天他走了不少地片,他还捎带着把寄存在地头的棉花柴子归拢了一下,打算等腰不那么疼了就拉回家,等春天烧饭用。  德平嫂子一脸忧郁地看着德平哥,她从德平哥睡梦里发出的呻吟声听出了这次扭伤的严重程度,她在儿子小波面前竭力掩饰德平哥的伤势,怕引起孩子的抱怨。那些忧虑只有她一个人来承担了,她愁苦的脸上增添了几道皱纹。卖树疙瘩的钱早就用光了,她不想跟孩子要钱花,只是忧郁地望着门外的白地发呆,冷风把她的叹息吹得很远。  在德平哥受伤的第十一天上,他再也爬不起来了。那天,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想爬起来,但钻心般的疼痛让他放弃挣扎。他就像一条被砸断骨头的赖皮狗一样,只是喉咙里发出着急的呜呜叫声,却无法翻身,无法像往常一样站起来。  他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他呜呜地哭起来,慌乱地喊着德平嫂子叫孩子跟他上医院。德平哥住进了市里最好的医院,被安置在特护病房里,他断裂的腰椎骨已经呈现扁平状,大夫说要是再不做手术,他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小波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他回到家从箱子底翻出平整的存折,这是他准备买楼房的首付款。上一代人在村子里盖一栋砖瓦房就解决问题了,而现在,同龄人手头稍微宽绰点的都在城镇上买了楼房,他也蠢蠢欲动。他跟媳妇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到二十万。小波媳妇黑着脸小声地嘟囔着,小波瞪起血红的眼珠子,暴怒地咒骂着她,小波媳妇也就不再吱声了。  德平哥的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德平哥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了两天。清醒过来的他老泪纵横,他坚决要求搬到普通病房——这些钱是他好几年也节省不下来的。  我见到德平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自家的床上,长时间卧床的德平哥一脸苍白,皱纹似乎平整了些。  “唉,”他叹了口气,这次可挖着贵树根了。  德平嫂子勉强笑着说:“这次可治着他了,以后再也不能喝酒抽烟了,医生还特意跟他说,要是不遵从这一条禁忌,钢架部位会诱发癌变。”  我不知道这条规定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小波和医生设的局。断掉烟酒的德平哥脾气变得狂躁不已,像一头困兽似的。但他起不得床,无法砸东西,就把怨气撒在女人身上。德平嫂子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咒骂,但她不恼怒,气得小波直翻白瞪眼,谁能跟一个病人计较呢。

前两天回家,我忽然在婆婆的院子看到了德平哥。进了门的德平哥手里拎着一个大号的塑料瓶,是民工们常拎着的那种盛饮用水的瓶子。德平哥嘿嘿地笑着,背着窗户坐下来。

坐在逆光里的德平哥,仰着一张古铜色的脸,就像一座古铜色的雕塑。

“德平哥,你的腰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见我提到了他受过伤的腰椎,德平哥仰起脸笑起来,反手拍了拍后腰眼子:

“这腰,没事了。背药筒子,耙地,一点事也没有。”他说话的声音若佛寺里敲响的洪钟一样,让人一点儿也看不出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一场腰椎之痛的老人,那伤腰似乎成了德平哥炫耀的资本。

一提到他的腰椎,德平哥打开了话匣子。他用近乎炫耀的口气说:“这腰椎,断了——我不知道呢,打发你嫂子给我买膏药贴一贴,又干了十天的活儿……后来实在爬不起来了,住进了医院,一检查,我的娘呀,这是想要我的命呀——花了五万多——”

德平哥的眼睛忽然黯淡下来,刚刚燃烧着的一股子豪气荡然无存了。

“我现在手头有钱了,村委让我维护村里的安全卫生,一个月给我五百。”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放出了光彩,“我跟你嫂子都领着养老金,合在一起,一个月八百多呢!”

“老哥也是吃工资的人了!”我打趣着他,他嘿嘿地笑起来。

“你嫂子种着二十多亩棉花呢,谁家的年轻人地不种了,你嫂子就要过来,她种!”

“二十亩棉花!”德平嫂满头的白发一下子飘在我的眼前,“这么多,怎么照顾过来!”

“她要种,随她去吧——不啦了,我还得打药去呢!”

德平哥拎着婆婆给他倒满热水的水瓶子,走出门去。我送到门外,看着恢复健康的德平哥走到院外的棉田里去。

在坐惯办公室的人的眼睛里,下地劳动是多么的苦,多么的不堪忍受的工作呀,而乐在其中的德平哥,却给我了另外的一种解读:劳动是快乐的,是能让他那样的不服输的人找到自信的载体!属于土地的德平哥用他的活法诠释着生命的意义,真的让我理解了那句话:每一种花草注定都会开花!

20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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