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亲

    在我的童年，在鲁北的乡村，流行着说“娃娃亲”的习俗。就是在一个人还处于“娃娃”时期，就由父母或媒妁之人代为订下婚姻之事。很不幸，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我就被一段“娃娃亲”绑缚和困扰了我的少女时代。

   据母亲说是她托的我们村的一个不太专业的“媒汉”让他给我找个婆家。在我10岁的时候，“媒汉”进了我家的家门，对母亲说，在与我们村相邻不足2里地的村庄里，有一户与我家“门当户对”的人家，有一男娃与我年龄相仿。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男娃的叔叔在公社里上班，吃商品粮，与我父亲一样。当时我父亲在县城上班，这在当时的乡村是令人高看一眼的。母亲喜出望外地说，“那还等什么，快帮着张罗张罗吧。”过了几日，“媒汉”再次登我家的门时，手里拿了张红纸，说是男娃家的“号”，上面写着男娃家家长们的姓名和字号，据说，他用这张红纸来换我们家的一张红纸，也就是我家家长们的姓名和字号。这叫做“换号”，只要是换了号，这件亲事就算是订下了。   

    当我从母亲有意无意地话语里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我既羞辱又气愤，感觉自己成了一件被签了订单的货物，临时寄存在家中，随时都会被人领走，那张红纸就是贴在我额头上的标签和订单。我大哭大闹了一场，大骂那个“媒汉”。当时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骂人是似乎与生俱来的天性，特别爱骂也热别会骂，我施展出我最拿手的骂人本领，把媒汉的宗族八辈都骂了个遍，但是骂人这项技能，最大的功效是解了自己的气，对整个事情的进展产生不了多少影响。况且小孩子的哭闹对于大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根本引不起大人们的重视，更不会改变母亲的决定，亲依然是订下了。 

    此后，这件事便像往清澈洁净的湖水中投入了一颗沾染着污泥的土块，我幼小纯净的心灵被搅浑了。跟母亲在一起纳鞋底的好事的婶子大娘们，总是会说起邻村的这个人家，说他们有几个弟兄，分别都干些什么，给我下订单的那家排行第二，他的三兄弟在公社里的供销社上班，为人如何如何。更可气的是那些整日坐在我家门过道里纳鞋底的婶子大娘们见到我就取笑我，说，“你娘给你找了那么好的婆家，离家这么近，以后回娘家可就方便了，做了好吃的可别忘了给我们这些婶子大娘们带回点来呀！”“就是呀，以后找找你那的在供销社上班的三叔，我们去买东西就不用排队了”“最好是不带布票也能扯上花布”她们七嘴八舌的说笑简直把我臊透了。我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把身上的书包望地上狠狠一摔，就翻天覆地扒翻，坐钟后面，抽屉里层，柜子上方、橱子深处，甚至土炕上的席子下我都翻遍了，却始终没有找到那张用毛笔写着黑字的红纸。只要能找到，我一定要把它撕个稀巴烂，再狠狠跺上几脚。对于天天在我家门过道里说笑的婶子大娘们我不敢骂，我只能把所有的气都撒在那个缺了八辈大德的媒汉身上。我每天放学上学都从他家门口走，见了这个人我恨不得去撞他个大马趴，但是我又没有那个胆量，只能翻着白眼冲着他吐唾沫，嘴里再嘀咕几句难听的话。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到乡里上了中学，再不从他的家门口走了为止。 

     可是更倒霉的日子却在后面。13岁时，我小学毕业到乡中学读书，每天骑着自行车上学，在上学和放学的途中，经常会碰上那位在供销社上班的所谓“三叔”，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们就指着那个人说，“快看，那就是你的三叔”我便气的满脸通红的大骂“他是你的三叔，谁稀罕就是谁的三叔”。从此我就把所有的恨转移到那个穿着干净的制服，骑着崭新凤凰自行车的三叔身上。见到那个人我就翻白眼，吐唾沫，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 

     当时，农村里的人对娃娃亲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几乎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订着“娃娃亲”，所以只要订了亲就是公开的。我们附近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乡里上中学，我班里就有那个男娃村里的同学，他们见了我的面都冲着我喊一个人的名字，于是我知道了那个男娃的名字，听起来还挺响亮的一个名字，但是我却对那三个字充满了厌恶。初二那年，最尴尬的事情终于来了，那个叫着响亮名字的男娃也上初中了，就在我班的隔壁教室。在同学们课后的一片叫嚷中，我终于见到那个让我恨得牙根痒痒的男孩子。其实，他长得并不难看，眉清目秀的小圆脸，白白嫩嫩的皮肤，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如果不是因为这倒霉的娃娃亲，我想他真是一个不错的小男孩。可是我当时的心里充满了憎恨和厌恶。我憎恨我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别人的“媳妇”，我憎恨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尴尬，我憎恨那个多事的媒汉，我憎恨那些浪言浪语的邻居和同学。反正我对这个属于我的小男孩充满了憎恶。低着头躲避和大声的叫骂是我当时的生活状态。 

     年龄稍大了些，懂的事情多了一点，我想我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件事情了。要不我真的快疯了，在学校里天天与人干架，天天与人骂的脸红脖子粗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我向母亲提出，抓紧让那个媒汉把那个红纸拿走，把我们家的红纸拿回来，解除这项婚约，否则我就不去上学了。母亲真的没有想到，别人家的孩子都能接受的事情怎么到了我这里就不行了呢？她对我说，“这门亲事是我托人家给说的，我什么也不图人家的，就图离家近，走动起来方便。你要是有本事自己考出去那我就不勉强你，如果考不出去，你就得依了。” 

    考出去，在当时的农村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候，一个村能考一两个中专生就是村里的稀奇事，考大学更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既然母亲这样说，那我只能靠我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件事情了。一个人一旦明确了一个目标，有了清晰的目的，就会发出惊人的力量。我初一时的学习成绩严重偏科，语文和英语很好，但是数学却是一窍不通。学习成绩中下游，要想考出去，同学和老师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想我还是留一年级吧，于是，初二我上了两年。在后一年我完全是靠自学的，我利用课余的时间把代数和物理从头仔细地又自学了一遍，公式完全靠背，例题一道道的做，别人打闹的时间我自己在暗暗地学习，早已经忘记那个已经跟我在一个班的男娃娃。同学们的讥笑我已经听不见了，也不怎么恨这个男同学了，因为，我早就认为他已经与我无关了。那张红纸对于我来说也已经失效了，我的心里只有努力学习，考出去，远走高飞，不再见到这群让我苦恼的人和事。  

    一张中专录取通知书，使那段荒唐的娃娃亲自动解除。我最恨的媒汉和那张写着毛笔字的红纸成了我最应该感激的人和物。那段没有实现了的“娃娃亲”也成为了深藏于我心中不能忘却的记忆。这件事情使我懂得了：你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是你能改变你自己，只有自己改变了，属于你的世界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青杨梅）2015年12月

本文获得滨州市短文学“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有奖征文三等奖

收入滨州市技师学院文学专刊《青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