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中央决定，各地在外的公办教师回乡，转回本村，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1969年春天，母亲带着4个孩子回到老家，重新建房安家。转回家的头几年，全家户口都落到大队，成为农业户口，只有父亲一人在外。从未从事过农事的母亲和4个幼小的孩子无法耕种、收割，父亲工作忙，也不能常常回家。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异常艰辛，是在几位伯父与堂兄们的帮助下度过的。听母亲说，刚回去时，因多年不在老家，与老家人不熟悉，有些孩子欺生。母亲挨家挨户做工作，与家长交流与孩子们沟通，不多久大家就接受我们了。两年后等我出生、记事时，已经生活相处得很融洽了。几位堂兄几乎天天长在我家里，帮着干活，一起吃饭，像一家人似的。后来，母亲又帮着他们娶亲、生子，几位堂兄与我家感情深厚，直到现在关系都很亲密。

母亲带着五个孩子

母亲性格温和，待人真诚。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是豁达开朗、与世无争。教学之余，打理家庭，照顾子女，或许这也是母性使然吧。外面的世界疾风骤雨，她尽着自己的本能，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的村小学只有两个老师，母亲和一位民办教师。他们教着一到五年级的全部课程，20多个孩子，分到两间教室里。母亲带一到三年级，通常是给低年级的上课，高年级的写作业，轮番上下来，晚上再把作业带回家，在煤油灯下批改。一天下来，很是辛苦，下班后还得到村外的井口去担水，洗衣做饭，照料全家的生活。奶奶和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也得一同照顾着。

我不记得小学上了几年，从记事起，每天拿着父亲为我特制的一张很矮的小板凳，跟着妈妈去上学。因年龄小坐不住，经常上着课我就跑到讲台上，拽着妈妈衣角耍赖影响上课。后来就把我送到那个李老师的班里，那是一个很严肃的男老师，但是唱歌很好听，我在那里学会了人生第一首歌《泉水叮咚》。再稍大一点，就回到妈妈班里，跟着小朋友一块学写数字，写拼音。认识了“天安门”“红太阳”等字。记得，我站起来念“天安门”三个字时，那种自豪和骄傲油然而生，产生了想去北京看天安门的憧憬，这或许是我梦想的萌芽吧。

作者的母亲（左）与同事

  从那以后，父亲都是骑车亲自把她送到学校，大姐快出生的时候，也是父亲骑了一天的自行车把她接回家。一路的颠簸与劳累，回到家不久，大姐就出生了。

作者的母亲与大姐

  后来跟着驻村的父亲辗转十几个乡村教书、生活。以至于我们兄妹5人分别出生在不同的地方，直到我上小学时，才回到县城里安顿了下来。

湾头完小教师合影（作者母亲为第二排右一）

   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教师的地位较低，更别说为他们过节，也没有因为母亲的教师身份有丁点优越感。我们兄妹在家都是喊爹和娘，到了城里后，也一直没有改过来。有时候我埋怨，人家妈妈没工作的都叫妈，我们为什么不？母亲说，这么多年一直在村子里，不能搞特殊化。和群众一样，叫爹娘更亲切。是啊，现在我也能切身处地的理解了父母那代人的不容易，深深地感到只有爹娘这个称呼，才更加体现出深切的情感。

  母亲对我的启蒙教育，随着日常的琐碎，融入到我的整个生命中，反而很难找出有哪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因而漠视了母亲的付出和存在，以至于迟到了十多年的感恩无法送达。现在的我除了忏悔和祈求，遥远的天国，母亲也能过一个属于您的快乐的教师节，为您曾经奉献青春、挥洒激情，实现崇高理想的美好事业。

                                    作者的母亲赵秀贞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