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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国 赵兴国,男,汉族,中学教师。1972年1月,出生于山东滨州,喜读书写作,山东省作家协会成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滨州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滨州市阅读协会理事。于《山东文学》、《中国国家历史》、《当代小说》,《前卫文学》,《当代散文》、《山东教育》、《湘潭文学》,《金银滩文学》、《齐鲁晚报》、《青岛日报》、《青岛早报》、《滨州日报》等省市报刊杂志发表作品三十余万字,获国内省市级征文大赛奖项若干,作品入选2014年、2015年、2017年《齐鲁文学作品年选》。2018年8月获“山居田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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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爷爷和他的搪瓷缸子
2017-02-06 00:00:00

老三爷爷又推着他的爆花机出现在南场院里,伴随着一团团升起的白烟,接连不断的砰砰声给村子带来了欢乐。

乡村已经老得掉了牙,什么时候这个地方生根发芽,没有人清楚的记得了。春去秋来,一茬茬庄稼种了收收了种,一辈辈生灵也在这块土地上培育出一种独有的默契——单单只凭听声音,就能辨别出什么人,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咚咚锵咚咚锵的鼓声,这是谁家娶媳妇。屋里哇屋里哇的唢呐声,这是走了老人。清脆的啪啪啪木头梆子声,是何家集大普子的香油大果子(油条)来了。厚重的棒棒棒的梆子声,是刘六家老二的豆腐。咣咣咣的锣响,是皂户李家染坊来收布送布。如果是“砰”的一声,这就是爆棒子花的老三到了,在南场院里,一准儿能看到他。

黑色的雷锋式棉帽子,黑色的粗布棉袄棉裤,黑色的棉鞋,腰间胡乱捆着一条绳子。虽说是黑色,也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拆洗过,染过的家织布很多地方早就褪了色,黑里间杂着一块块的灰白。袖口领口油光锃亮的,臂弯屁股膝盖上补丁摞补丁。衣服外面的脸和手和衣服一样颜色,嘴巴上一把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在冬天的风里一抖一抖的,鼻涕冻结在上面,脏兮兮的。他手上戴着一副黑色的白手套,十个指头都破了洞,很是滑稽。不过人们不会在意那些,人们关注的,是他爆的棒子花很香。

农人的日子被贫穷这把锋利的锄头收拾地近乎残酷的简单。一年到头,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天到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穿衣,家织布。吃饭,窝头咸菜棒子茬儿粥。住的是土坯房,出行两条腿。最大的节日是过年,最惬意的事情,便是冬日里南墙根儿下在暖阳的拥抱里熏熏的嚼着耳听口传了不知几辈子的故事。曾经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带回来一部洋戏匣子。哎呦,可了不得啦,全村人跟过年似的,晚上乌压压满满坐了一场院,那场面,比大队书记开会气派多了,一个吱声儿的没有,都吃着手指单眼瞅着。也有婚丧嫁娶盖屋垒圈,但这些事情只不过好似盛开在田间的一株昙花,白驹过隙般一闪而过。摆在乡亲们面前的,依然是一大片一大片辛苦的日子,等着他们熬过去。

辛苦的日子教会乡下人用最小的付出,获取最丰厚的回报。我不认为这是小气,因为底层的人没有大方的资格。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最经济实惠的零食自然是棒子花了。棒子粒儿是自己地里长的,只要再往搪瓷缸子里扔进二分钱的加工费,就能得到一堆香喷喷的棒子花了。听说那个二分钱的钢镚儿现在能换好几块钱了,因为那个贰写错了,本来在下面的两短横跑长横上面去了。

搁钱的搪瓷缸子就放在风箱上,搪瓷脱落了很多,斑斑驳驳的。往缸子里放钱是随便自己放的,老人从来不看,临走的时候也不数,用一块手巾一裹了事。穷苦的生活会扭曲人们的道德,道德在饥饿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志者不受嗟来之食,廉者不饮盗泉之水。那是高高在上的彩虹,看得见,摸不着。乡亲们最关心的还是脚下的土地、囤里的粮食和口袋里的钞票,很多时候,会因为一点地边边沿沿儿斗的不可开交。然而,每当站在那个破旧搪瓷缸子前面的时候,看着手里的小钢镚儿“当”的一声投身到它的同胞兄弟中,心灵却忽然就变得圣洁起来。老人并没有看着,即便是投进一块小石子,也会同样发出“当”的一声。可此刻,这个斑斑驳驳的搪瓷缸子成了对人们的一份无比珍贵的尊重和任信,一股能让人挺直腰杆的气概把龌龊的私心扫荡一空。放钱的搪瓷缸子旁边还有一个大的,一样的破旧,是用来盛棒子粒儿的。两平满缸子棒子粒儿爆一锅,只能少,不能多,如果多了,爆出来不开口的“哑巴儿”也就多。你可以不给钱,但就是不能多。老人就是这样固执。而此时,固执的老人正在呼哒呼哒地拉动着风箱。

“呼哒”,“呼哒”,随着老人每一次拉动,风箱一口口的喘着粗气,从炉子里喷出一团团淡墨色的黑烟,那些是柴草的魂灵,轻悄悄的飘升起来,消散在冬日的风里。老人右手拉动风箱,左手转动着葫芦形状的小铁锅炉。大约有五六分钟的光景,老人停下拉风箱的手,迅速的转动几圈铁葫芦,低头看着摇把儿处的压力表。这时候,人们的心也悬到嗓子眼儿。老人把铁葫芦从架子上提下来,放到一个圆形的铁笼子前面,用撬棍把开口处扣好,嘴里喊着:“开了啊!”

砰——。”

巨响过后,一团白色的烟雾慢慢散开,铁笼子里多了一堆白色的棒子花。老人把爆好的棒子花从铁笼子里抖出来,装进主人家的口袋里,主人则慷慨地对周围的人说道:“抓一把,来,抓一把。”

老人的到来给南墙根儿底下晒老爷儿(太阳)的人们增添了新的话题。冬天,封了地以后,女人要么坐在炕头上摇动纺车嗡嗡嗡的纺线,要么纳鞋底、孩子们拖着清鼻涕在田野里疯跑、男人们则聚集在场院的南墙根儿下面晒老爷儿,东扯葫芦西扯瓢的聊天。那些了解一些老人历史的人此时便成了主角。

老人的故事很简单。他是一个光棍儿,他左手少了一根食指,他爆棒子花从来不看钱。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了。

乡下光棍儿的男人是一只没有褪去尾巴的蛤蟆,在其他成家男人裂开大嘴哇啦哇啦吵闹聒噪的时候,他能做的只有弯腰保持沉默。一堆男人在一起谈论的话题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转到女人的身上来,谁家媳妇奶子大,谁家老婆屁股宽,女人的每一个敏感部位都会引起一阵狡黠放肆暧昧的笑声。恰是这笑声,一下下撩拨着他的尾巴,使得他的腰身弯的更厉害。

“老三,给你说个媳妇吧?咋样?”有人调侃他。他咧咧嘴,笑了一下算是回应。

“老三,听说你领了一个娘们儿回来,是不是啊?”有人询问他。他咧咧嘴,笑了一下算是回应。不管人们说什么,他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一直用他少了一根手指的左手转动着小铁炉。

“呼哒……呼哒……”人们来了走,走了来。“呼哒……呼哒……”一声声巨响震颤在大平原的这一个角落。日头偏西了,晒老爷儿的人群也开始散去,只剩下一群孩子围着,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哑巴儿”。

“爷爷,你的手怎么了?”孩子们总是忍不住好奇的问。

见周围只有一群孩子,老人的腰杆好像直起来许多。

“被冰割掉了。”他说。

“冰?”孩子们眼里满满装的都是疑问。

“是啊,冰,那年春天,我到河南俺姐姐家去。你们知道吗?河南面滩里种地不交公粮提留款,咱们这面都吃不上饭了,俺娘让俺到姐姐家去。过河的时候,冰上还能走人,回来的时候就开了河了,场院大小的冰片啊,就在河里蹭蹭的走。我临下河喝了一斤老白干,要不然不能下,会冻死的。然后扛着一袋子玉米面蹚水过河,快要上岸的时候,脚冻麻了,打了一个趔趄,面袋子就从肩上掉下来,我用手一抓,手被冰划破了。当时还不知道呢,回来后就烂,化脓,后来就到医院里锯掉了,当时好像没花钱,公社里报销。”老人断断续续的说了这样一些。孩子们则用惊奇的眼睛一遍又一遍的看他的手。他的食指是齐根截掉的,像是树上剪去一根枝杈,时间久了,被树皮包起来,形成一个鼓鼓的包包。老人自己看自己那个包包的时候,眼里似乎闪着一丝亮光,仿佛那是一个亮晶晶的勋章。

当炊烟笼罩了村庄的屋顶,暮霭里响起母亲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之时,老人便开始收拾东西了。他也要回家去了,虽然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那一个村的,只知道他叫老三,是一个光棍,左手没有一根食指,并且从来不看人们是不是真的往缸子里放钱。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爷爷,你不怕有人偷你的钱吗?”

老人说:“人欺不算欺,天欺过不滴。”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他可能是用那种方式表达一种属于他自己独有的性格,抑或是给自己打造一个标签,就像现在年轻人所热衷的“耍酷”。现在,当我看到有人对着阳光翻来覆去审查一张纸币的真伪的时候,当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为拆迁款对簿公堂水火不容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的想起这位老人,总想起那个斑斑驳驳的搪瓷缸子。

这一转眼,老三爷爷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了。关于他和他的搪瓷缸子的事,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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